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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經濟學原理

2017/10/18 — 17:07

資料圖片:街市熟食中心

資料圖片:街市熟食中心

偶爾看見左丁山<街市熟食中心>(《蘋果日報》,7-10-2017)一文,不禁想到兩年前雷鼎鳴關於郊野公園的文章(註一)——均是完全沒有討論價值的論點,根本不值得花時間去回應。但想深一層,若從環保的角度去看,所有廢物都有循環再用的價值,實在應該珍惜如此一種資源,好讓大家深思某些長期存在的誤解(更準確來說是刻意誤導)。

為了讓大家明白討論的背景,以下先以較原來淺白的方式,重新簡介拙作<街市熟食中心作為方法>(《信報》,2-10-2017)的原文,然後再介紹左丁山對它的誤解,最後再說明討論的重要性所在。

原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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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同產權/共同體:原文首先從共享經濟的興起切入,指出除了常見的公有(public)及私有(private))產權外,現實中尚存在大量共同產權(common property,或稱共同體commons,或共同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街市熟食中心乃是共同產權的顯著成功例子。

2.共同體的悲劇:年提出共同體悲劇(tragedy of commons)的概念,指出共同體由於產權界定不清晰,因此無法有效管理。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則反駁,歷史上存在大量共同體的成功例子,需視乎相關制度設計是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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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同體的圈定:崇尚自由市場的主流經濟學,會經常引用共同體的悲劇,作為反對共同產權、支持私有產權的理據。將共同體圈定(enclosure of commons)為私有產權(即私有化),乃是常見的主流經濟學主張。

左丁山的誤解

左丁山認為由於食環署干預程度不高,因此熟食中心乃是自由市場的典型例子,這正是主流經濟學的主張。而熟食中心的小商販則是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行相互市場競爭的私產者,因此他不同意提出共同產權有何意義。問題是左丁山並不明白:

1.共同產權vs.私有產權:街市熟食中心存在大量共用桌椅和公共空間,由眾多小商販共同使用和管理。儘管每個小商販是私產者,廚房和食物屬於私有產權,亦從自身利益出發謀利;但整個熟食中心的制度設計卻是一個共同體,與各自獨立的經營模式大有差別,因此不應簡單與私有產權混為一談。

2.自由競爭vs.私有產權:自由競爭與私有產權乃是兩個迥然不同的概念,存在私有產權不一定存在自由競爭;同樣地,存在共同產權也不一定否定競爭。以街市熟食中心為例,小商販之間既存在競爭,亦存在大量日常實際的合作,並不可能簡單截然二分。

3.自由競爭vs.市場壟斷:現實中的香港存在普遍的市場壟斷,尤其是大集團通過政策及資本的優勢,排斥市場競爭的例子觸目皆是。大集團藉此擄取暴利的壟斷租值(monopoly rent),並非基於自由競爭賺取合理利潤,兩者不應簡單混為一談。

4.政府干預vs.市場壟斷:表面上集團壟斷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實際上,更多是特權階級通過政策優勢取得。但政府干預並不必然造成政策傾斜,它既可能促進或限制市場競爭,亦可能帶來正面或負面市場效果。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干預與否,而在於有利自由競爭抑或集團壟斷。

芝加哥學派的誤導

上述最後兩點尤為重要,反映不少所謂自由市場的支持者,表面上好像在反對政府干預,但實際上,則是一方面阻止政府介入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另一方面卻對直接或間接的政策傾斜,視而若無暏,助紂為虐,任由不公平的集團壟斷扭曲市場,對壟斷租值予取予攜。正如我在<街市熟食中心作為方法>中指出,這和芝加哥學派的發展史關係密切:

1.我曾引述《Chicagonomics : the evolution of Chicago free market economics》一書,探討芝加哥學派的學術源流,指出在二戰後的冷戰高峰期,芝大經濟學者推翻以往的市場信條,放下對財團壟斷的戒心,以及揚棄對市場競爭的堅持。

2.在書中的第6章,作者引用Paul Samuelson的回憶錄,指出芝加哥學派其實有兩個,首個屬於戰前的Frank Knight, Jacob Viner和Henry Simons,更重視政府調節市場的作用;第二個則屬於戰後的Milton Friedman, George Stigler, Aaron Director和Gary Becker。

3.在書中的第7章,作者指出這主要是與凱恩斯主義和「不完全競爭」理論鬥爭的結果,試圖通過計量模型證明自由市場並不存在結構性的同期波動。1950年代的芝加哥學派作為經濟學的末流,終於通過激進的論點開闢出新的理論範式,並建立新的經濟學殿堂級地位。

4.在書中的第9章,作者如此總結道,1930年代Viner和Simons都很注重市場的壟斷和失效傾向,但自1950代開始,Director和其他後來者開始重新理解美國大企業的角色,以及推翻反壟斷政策的立場。特別是其後在Friedman的發揚光大下,他們愈益相信貨幣供應便是市場調節力量的全部。

進一步看完這本《Chicagonomics》,給我的總體感覺是芝加哥學派源於學術論爭,但最終卻拼發出巨大的政治文化影響力。靠賴「市場至高無上」的信條,便已在過去短短50年間,改變全球的經濟體系和行為模式,甚至塑造了人類全新的思維模式。由此經濟學不但描述、解釋,它甚至重塑、扭曲了經濟活動的本質。

基於這些堪稱災難性的結果,稱它為「迷思經濟學」實不為過;而作為面向未來的經濟學者,職責便是要拆解這種比邪教更極端的迷思。

 

註一:詳見鄒崇銘:〈當歪論變成畸論 威力亦變得無窮〉。《立場新聞》,2015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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