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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審先判」的根據

2017/12/12 — 12:05

【文:銘希】

坊間對呂麗瑤事件評論不絕,這裡不打算談法治,也不打算談同情,只談邏輯。

不少人認為那位教練遭停職是一種未審先判的表現,但其實這個決定不需要建基於指控屬實的基礎上,也就是,根本不需要「先判」(我不是說它必然如此,只是它可以如此)。容我舉一個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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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你接受了某種癌症測試,結果呈陽性。你固然可以選擇相信測試結果,然後斷定你患上了癌症,繼而接受治療。但你不需要這樣做,畢竟測試總有誤差,你大可不下結論,只分別研判測試結果呈陽性的條件下,你有癌症和沒有癌症的機率,然後憑著機率判斷接受與不接受治療何者期望回報更佳。

當然,事實上,你要麼有癌症,要麼沒有(先把各種模棱兩可的案例忽略掉),談論機率看似匪夷所思,但機率代表的是我們對該結果的信心。在資訊不完全的情況下,把不確定化為機率是我們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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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這次事件,性侵事件要麼有發生,要麼沒有發生,但在只有呂麗瑤的證供的情況下,我們只能以機率和風險(所謂的貝氏分析)去談論事件。雖然由始至終教練仍然是那個教練,事件有沒有發生已經無法改變,但基於新的資訊,我們對未來該教練的學生受性侵的風險必須下個新的判斷。

假如最後發現事件純屬虛構,這個風險也會隨之回落到原本的背景風險水平。但若往後更多證據出現,顯示事件屬實,這風險自然更上一層樓。無論如何,我必須強調,新的判斷不牽涉,也不需要牽涉對事件是否屬實的判斷。停職可以是一個完全中立的決定。

這種與法律原則、法庭標準的分歧其實必須存在,歸根究柢是因為司法制度和其他機構有截然不同的角色。第一,法律懲處遠較停職等嚴重得多,舉證門檻自然也要更高。第二,保護弱小,減少學生、運動員遭性侵風險是校方和田徑總會在此事件上的首要任務。

相反,既然司法制度負責維持整個社會的秩序,必須有更全面的考慮,以更嚴格標準審視證據,以確保刑罰過程有足夠阻嚇力,並維持公眾信心,公眾安全只是其中一個考慮。如此一來,減低風險的責任便落在上述團體手中。只要有一些足以顯示風險有明顯提升的證據,他們便有責任採取行動,保障潛在受害者。(風險要提升多少才有所行動,當然要在權衡行動對嫌疑人的負面影響和潛在受害者可能受到的創傷後才能作出合理判斷)

各位大可以繼續爭論,但請不要一看到停職便說「未審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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