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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強官惡 民富國蠻 包容得幾多

2018/11/6 — 11:53

10月28日重慶公交打鬥引致公共汽車墮橋事件,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10月28日重慶公交打鬥引致公共汽車墮橋事件,圖片來源:網絡片段截圖

在列車上買了二等車位的票卻霸佔了頭等位,當車務人員介入的時候還要理曲氣壯,咄咄逼人;趕不上公共汽車,便攔在車前阻止駛離,懶理車上其他乘客;錯過了目的地,趕不及下車,便要求司機不理會交通路線及車站的安排開門讓他下車,如果司機拒絕,便不斷作出滋擾,輕則粗言相向,甚至出手打司機,搶奪駕駛盤。類似這樣的事,過去幾年實在聽得太多了。但願不會讓我們慢慢習慣了,還學懂自我解嘲,說有些人就是這樣,然後就把發生這樣的事視作平常。

也相信類似的事件不單只發生在中國大陸或中國人身上,在其他地方都會有,就是在香港都會有。但顯然,這類事件發生同中國社會或來自大陸的中國人身上的頻率近幾年特別高。

讓孩子在公共汽車、地鐵、餐廳、公園大小便,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是聽慣聽熟的事情,親眼見過的也為數不少。至於大聲喧嘩,隨地吐痰,聲大夾惡就更是屢見不鮮。問題是他們真的不自覺嗎?看來也不一定,幾年前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的國家博物館,看到幾個中國男子睡上沙皇的龍床影相,當警衛衝過來阻止他們的時候,他們就若無其事地行開,還在嬉皮笑臉,那種偷了雞的得戚表情盡露無遺,足見他們自己也是心中有鬼,只不過一有機會便要混水摸魚,盡量搏懵的心態,已經是國民行為的一個主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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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部份這一類行為已經提升到國家層次,得到政權的背書。例如早前大鬧瑞典的強國三小強 kill me now 事件,又例如在英國保守黨大會中叫罵及動手打義工的那位人民電台女記者,事情發生之後都得到外交部及政權的支持,國內網民的輿論就更大都是同仇敵愾了。

至於那些政府官員及發言人的表現如何,也是有跡可尋,有時更可以說是令人大開眼界嘆為觀止拍案叫絕。原來所謂「幾千年文明」,展現在當代文明世界面前的,就是這一種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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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 28 日這一次重慶公交打鬥引致公共汽車墮橋事件,作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也知道沒有外國勢力可以作為扺頼的藉口,也只能呼籲要在國內搞一次「文明革命」了。這樣的文明水平,究竟又是熟令致之?

大陸說要講文明已非始於今日。早在 40 年前改革開放之初,就已經說要提升國家及人民的文明水平,搞了個「五講四美三熱愛」運動。今天回到國內,還是處處都是「文明單位」,但有幾文明應該是人人心裏有數。另一方面,呼籲國民「乘車要文明」,「排隊要文明」,「消費要文明」,「吃飯要文明」,連「去廁所也要文明」的標語仍然隨處可見。就算在機場進入禁區之前,還要有幅大標版,告誡國民要遵守文明旅遊守則,不要辱沒國民國家等等。但文明水平似乎還是越搞越低,越富越跌。

但有意思的是一旦有「同胞」在海外觸犯了這些行為的文明準則,就隨時搬出另一套標準,或拋出另一種道理,就算不指責是其他人「反中辱華」,也起碼是你們「不包容」。說是你們「不包容」,總是要在中國人身上挑骨頭找碴子。 說這是你們香港人及外邊的人往往載著有色眼鏡來看中國,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及中國人都富了有錢了,你們只是眼紅,才會把這一類事件放大,不放棄每一個可以醜化中國人及大陸社會的機會。

這樣說來,問題都不在大陸社會,而在於批評的人身上了。更要動輒把問題提升至「辱華」、「反華」、「反中國」這個層次,得到這個政權包庇的種種反文明行為,就更是明目張膽、理曲氣壯了。

這不正是中國官方一貫以來對人對事的口吻和態度嗎?總之,責任全在對方,中國政府絕對正確,永遠正確,所有事的道理與是非,都在中國政府一方。

要不就是祭出了「中國特色」這個萬能 Key,總之就是標準在我、道理在我、拳頭也在我,發展大哂有錢惡哂,無懼以歪理獻醜於人,對手是秀才他們就是兵,對手是好佬,他們就唔介意做爛佬,對心如果敢做爛佬,他們我就更敢於做潑婦。

可見「文明」兩個字要日日講、月月講、年年講,人人都識講,講足 40 年仍然要更大聲講,正因為文明水平越講越低,還要繼續講下去。

改革開放之前幾十年也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對傳統秩序及社會道德做成了嚴重的損害。突然而急速的開放及經濟發展,又未能有新的及牢固的規範及標準來填補。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固然帶來了急速的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引致傳統價值觀念的崩潰。面對傳統價值的花果飄零,中共政權為了要麻醉國民,要扼殺公民社會的發展,就只能片面以標榜追求經濟發展及個人發財作為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也只能以這一種極之功利及「唯物欲主義」的發展觀作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這一種所謂「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中國特色」的發展形態,經過幾十年的育成,便變成了一個十分功利,有權大哂,爾虞我詐的社會新文化價值。

中國大陸今天人人都財大氣粗,黨強官惡,民富國蠻,由政府到人民,都有一種心態,只能講成就,不肯正視問題,不敢承認自己的問題與不足。魯迅先生在 100 年前對中國社會的種種苛刻無情的診斷,似乎還是經久常新的洞察。

人民的行為與政權的作風與行為,很多方面也是頗為一致的。

政府帶頭不守法,視憲法及法律如無物。所有憲法、法律條文、守則、政策及規定,都可以隨意由掌握權力的人去曲解操弄解釋。國家領導人、政府的官員、外交部的發言人等等,也可以公然在各種公開的渠道隨意舞弄成文的規定及法律,有時更是流於不懼臉紅耳赤,懶理各界信或不信,總之權力在我,敢做敢說,你們又可耐我如何的態度。社會便難以建立具契約基礎的行為守則及規範。

在這種由上至下帶動的社會氣氛下潛移默化,公眾又怎可能培養出一套重視法規,認真對待公德及社會規範的人文習性。法規還帶有懲罰性,在公權力的嚴密監控之下,可能還能發揮一點點震懾的作用。但在公共生活領域,公共道德的淪喪及社會規範標準的崩潰,又未能確立新的標準,或者說當只能以權力、財富及處境性的強弱基礎作為行事的準則,這樣的社會其實就是典型的所謂陷於「社會失範」了。

有權在手無權在手都是一樣,總之爭辯起來,就自有他們自己的一套道理,也只能接受他們那一套道理。無論是不是講得通,是否合乎邏輯,是否乎合法律條文所清楚標示的,也不論講起來有多荒謬,更不管你們是否接受,只要是有權的、夠惡的、官大的、聲量能壓人的,說了就是最後決定,以前怎麼講怎樣寫都可以不算數,必要時大不了就交由權力機構重新解釋一次,或就由今天那個可以一言九鼎的作最後決定。

香港人對基本法條文解釋的爭議及在政制發展問題上,不是已經吃慣了這一套的虧嗎?

把這一種道理和邏輯放之於香港,不去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及在過渡期的承諾來落實香港的民主發展進程,也只是你們「沒有共識」,不重視「國家安全」。至於把政改三步曲改為五步曲,一而再為基本法及其附件上的清楚條文加上全新的解讀,都是乎合一國兩制的精神及基本法的原意。

現在還要不斷加入各種各樣的所謂「紅線」,又不時來一些任高官點講都得的所謂「理所當然」、「順理成章」、「天經地義」,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這一路貨色。這一種國內的「黨強官惡」,表現在香港時就是「政府耍強高官夠惡」,就算惡不在聲線裡也是惡在骨子裏。所以無需解釋,1,000 公頃可以變成 1,700 公頃;有警員違反紀律、濫用警權,打了人被定了罪,甚至被法庭判定是把被拘留人士「非法殺害」,警方高層還是拒絕道歉,一句「不幸」、一句「全心執法」,便什麼惡行罪行都可以得到包庇。至於涉嫌出動江湖人物,愛字頭打完人還說對方「沒有拒絕被打」,這一類野蠻無理的民族行為特色,可能已經在大家不知不覺之間慢慢傳染到香港。

當中共及中國大陸在片面歌頌經濟改革開放 40 年的豐碩成果時,是不是也應該同時反思一下,這樣的社會在下一個 40 年又將會走向何方。

香港人今天面對的是劣幣驅逐良幣,原有的法治基礎及建基於理性及權力制衡的制度正受到這種劣質文明的衝擊。港人首先就要拒絕對這些越來越泛濫的不文明的作風及行為習以為常。另一方面,本地的建制派及管治團隊奴顏賣港,越來越似京官的應聲蟲,管治作風越來越大陸化。香港人對此也絕對不能輕易放軟手腳,起碼要敢於不斷發聲,指斥當權者的種種不是。對於劣質的社會及政治文明,香港人包容得幾多?還要包容到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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