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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系統性敗壞

2019/3/18 — 13:03

港鐵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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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港鐵也可以撞車,相信大家也很錯愕。港鐵主席馬時亨說過全世界的人都讚港鐵,這句話過去還有點道理的,今天過後肯定不能再說了。這次意外肯定要問責,但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連港鐵也可以撞車」這句話的重點,在「連」這個字。這些年間,香港已有太多我們以為不會出錯的東西出了問題。今次撞車如果只問事故本身的即時原因,不深究後面的系統性敗壞,是沒有對正問題。

出意外,找一兩個人出來臭罵一頓洩憤當然可以;但當意外接連發生,就要思考系統性敗懷的可能。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從系統科學的視角去理解,其實是一個制度網絡,當中每個節點互相支持。一個健康的網絡,就算其中一個節點出了小毛病,其他的節點也會自動修正;但當整個網絡的每一個節點都出現明顯問題的時候,就可能會骨牌效應地倒塌。今天香港社會的崩壞,不只是一個環節的崩壞,而是環環相扣的系統性敗壞。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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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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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無比複雜,只是這個複雜性往往隱藏在社會視線後面,平時有效運作的話我們是應該看不見的。港鐵今天撞車,換轉話就是正常來說不會撞車,而這後面應有一整套的專業知識和組織所支持。類似的,還有平時我們坐升降機或扶手電梯,不會想到背後的維護工程人員,直至升降機或扶手電梯故障;我們平時出行,也不應要想到大橋或隧道是否安全,因為我們會假定負責的檢測人員都已做好了驗收工作。就算是學校和醫院,我們也依賴一整套的專業制度,相信教學和醫護專業人員的能力,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

曾經,專業精神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社會特質之一。我們相信各個專業的負責人不單有知識,也有責任感去實踐他們的知識,作出最佳的判斷。今天的香港,我們卻發現這個環節不斷出錯。是香港再沒有專業人士了嗎?還是這些專業人士都變得好食懶做了嗎?如果事情是這麼簡單還好,只要重新培訓一批新的專業人士就行了。但如果有其他原因使他們無法發揮應有的能力呢?那問題就變得複雜了。

正常對專業界別的監督,無非分內在和外在兩種:內在監督是指專業界別內德高望重的人士成為管理者,發展出一套專業規範讓後來者跟從;外在監督則是指專業界別無法作出有效的自我監督的時候,由社會大眾通過民意代表作出監督。這兩點,在今天的香港都失效了。

用人唯賢失效、忠誠至上、社會不平等

專業界別的內在監督要成功,後面有個用人唯賢的假設。當權者懂得用而且善用這個權力,才能設定出相宜的專業管理制度。反之,出來的制度要麼就變得行禮如儀或無人遵守,教師忙於文書工作而非見學生,醫生護士忙於填表格而非見病人,工程監督的表格大批失蹤又無人問責。

那為什麼有識之士當不上權力的位置?因為用人唯賢的制度被用人唯親取代,忠誠至上成為升遷的標準。有權力的人為了保護自己,也就找忠於自己而非忠於專業的人來做手下,以免自己的權力受到不聽話的人挑戰。而這些手下因為本身的能力有限,他們再找他們的副手時只會越找越差;而本來在團隊中有能力的人,也在劣幣驅逐良幣之下自願或不自願地離開,最後整個團隊的能力也就一點一滴地失去了。

用人唯賢失效和社會整體的不平等也有互為因果的關係。當權者不再用人唯賢,設計出來的制度自然也不會重視社會平等,因為他們不想在社會大眾中尋找接班人;而不平等的社會,本身也難以培養出背景不同的人才,有半點能力的人的背景都是一樣的,塘水滾塘魚,到當權者想找些想法不同的人來加入也找不到,要用人唯賢也無人可用了。

民主失效、制度不信任

為什麼專業界別做不到用人唯賢?因為整個政治制度本身也做不到用人唯賢,而專業界別的管理是政治制度的延伸。一個封閉的政治制度不會容許任何獨立的權力來源,德高望重的專業領袖自然是首個被懷疑的對象;專業界別變得忠誠至上,只是民主失效下政治制度要求忠誠至上的一個延伸。

民主失效引發權力不開放,後果自然是利益分配不平等,從而製造更多的社會不平等。坊間看見社會不平等是由權力所做成的,就很容易會變得對整個社會制度變得質疑。而當坊間看見自稱專業人士原來都是亂來的,也很容易不問就裡感到整個專業都不可信;就算有心人在這個時候意圖以專業意見去解釋釐清社會矛盾,坊間也失去聆聽所需的信任和耐性了。民主失效反過來又會強化專業失效,你想想上一次見到立法會用特權法調查是什麼時候?

與此同時,制度不信任和民主失效之間又互為激化。例如坊間會覺得議會無用,選舉的時候也就不投票,然後保皇黨壟斷議會;其結果,就是使得大家更覺得議會無用,以後也就更不投票。如是者,先是分組點票否決權失守,接下來可能連三分一少數否決權也會失守,議會無用和金融危機一樣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責任個人化、制衡失效

不信任制度的後果,就是遇到問題便靠自己處理,因為大家都不相信可以通過民主程序改變制度來處理。老人和嬰兒在家無人照顧,從整個社會來說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方法,應該是一起去爭取社區養老和託兒服務;但既然都爭取不到,不如每個家庭自己請個外傭回來算了,雖然無論從個人或社會來看這解決方法的成本都更高。擔心孩子將來的出路嗎?從整個社會出發的話當然是要求增加大學學位,減低社會不平等,那麼孩子日後想做什麼都可以;但既然都爭取不到,不如每個家庭自己請補習報名校,實行一系列的課外活動和遊學團軍備競賽,雖然無論從個人或社會來看這解決方法都不見得很有意義。

不過,這個責任個人化還是會帶來後果的。當大家都投資了這麼多進去個人化的「解決方法」,要求制度上解決問題的壓力就會變得更少。此外,過去如果出現濫權行為,獨立的專業界別還會出聲質疑,現在專業界別也被權力收編了,在坊間也就進一步強化對制度不信任。

最後,我這兒把民主失效視之為制衡失效的後果而非原因,因為民主制度建立的條件,是當權者承認自己不可能永遠撐下去,而要為權力轉移提供和平有序的機制,也為自己提供日後捲土重來的機會。如果當權者感受不到制衡的壓力,自然沒有需要把制度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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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兒,我們似乎看到香港的系統性敗壞的一個根本原因:香港政治格局的改變。

過去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英國人很理解他們在香港的地位很弱,很容易受中國大陸的影響。這點在六七暴動後特別明顯,因此港英政府在七十年代起大力推動香港的社會發展和制度完善,後面出於來自中國大陸的權力制衡;而到了九十年代的民主化,則更明顯地有對應中國大陸的盤算。九七過後,隨著英國人的撤離和中國的國際地位改變,欠缺制權力衡下引發的問題已越來越明顯,形成一系列的系統性敗壞。

未來會如何?我們不妨看看中國大陸的情況。中國社會,凡事講關係,後面實是制度不信任下責任個人化的極致。面對爭執,中國社會又往往以吵鬧方式應對(無論是街頭爭端或是去醫院集體醫鬧),後面實是社會不平等下對制度不信任的極致。香港的系統性敗壞相對於中國大陸來說,恐怕只是處於開端階段。

港鐵的問題,不是換一個馬時亨就解決得了。要阻擋香港的系統性敗壞,在政治格局可以改變之前,每個環節都要奮力抵抗。

原刊於作者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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