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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那無關愛國的純真年代

2018/6/14 — 16:43

圖片來源:支聯會

圖片來源:支聯會

支聯會於維園悼念六四慘案廿九週年的集會,像過往幾年一樣惹起茶杯裡的風波。雖然今年有 11 萬 5 千人參加集會,但與 6 年前最高峰的 18 萬人相比,已流失約三分一群眾。據身在現場的朋友覆述(筆者當晚參與在尖沙咀「自由戰士」 雕塑旁的悼念集會),當晚維園球場仍在不少空間,已不復幾年前萬人空巷的盛況。

近年年輕世代本土認同日深,無法投入大中華色彩濃烈的儀式,亦不滿支聯會「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定位。支聯會近年雖有強調天安門學運曾激起本土民主抗爭,卻始終未肯褪下「愛國」的大旗,而部份支聯會成員及支持者對獨派亦抱有敵意。他們執着地堅持六四記憶拋不開愛國,美其名曰尊重歷史。曾參與支聯會的藝人岑建勳,雖口說要尊重本土世代的人生經歷, 卻還是倨傲地為支聯會的做法護航:

你們不要搞錯,大陸是「愛國民主運動」,香港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我們是支援別人的事,不是我們的運動,若將「愛國」拿走是歪曲歷史。(《明報周刊》,2018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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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學運確是舉着「愛國」的旗幟,但若將學運定位為「愛國」的中國國族主義運動,則抽離了歷史脈絡、如此也是歪曲歷史。北京學生有國族情懷,不代表「愛國」就是學運的主題。舉着「愛國」的旗幟,終究是權宜之計,是為了證明學生懷着赤子丹心,只求公義、無心奪權。當年的學生,不也曾在人民大會堂前向當權者下跪、不也曾抓住潑污毛澤東像的抗爭者轉交公安嗎?難道我們可以說學運認同上尊下卑的皇朝思維、或是說他們贊同對領袖個人崇拜嗎?他們不也只是想說明運動不為權謀的真像嗎?而這些權宜的姿態,終究亦未能令權慾薰心的權貴手下留情。

自十九世紀末,東亞大陸的群眾運動,奉「愛國」之名行事的有若恆河沙數。國民黨法西斯式的新生活運動、共產黨的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這些替極權主義為虎作倀的群眾運動,也都奉「愛國」之名展開。爭取自由民主的天安門學運,明顯有異於這些形形色色的「愛國」運動。若硬要說學運的主題就是「愛國」,那無疑只會矮化這場運動,這種無謂的國族情懷只能掩蓋天安門學運的進步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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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前夕的純真年代

若要理解天安門學運,我們就必須先認識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自 1928 年北伐成功到 1978 年改革開放,中國已遭黨國體制蹂躪半個世紀。不論是類法西斯的國民黨、還是於 1949 年執政的共產黨,都想透過黨國力量強迫民眾順服,從而集中資源、團結民眾去克服內憂外患。國共兩黨不單要取得政權,還要以革命先鋒的身份改造民眾思想。黨國動員雖然最終令中國能擠身列強,意圖改變民眾意識形態的政治鬥爭卻侵害人權,造成的動盪亦使中國民不聊生。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更令全國生靈塗炭,國家亦頻臨崩潰邊緣。

鄧小平於 1978 年掌權後,決意撥亂反正,以改革開放重建中國。但此時中共既有意識形態經已破產,又沒有人敢提出全面學效西方,這樣全國上下均只能「摸着石頭過河」,沒有人能知道下一步當如何走。中共上至元老、下至黨員,對中國前路意見不一,都為「姓社姓資」的問題吵過不停。當局不敢全面開放,只得舉旗不定地實行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制」。制度上的漏洞、意識形態的論爭,令中國 1980 年代陷入「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全國唯一的共識,就是半世紀來的老黃曆再也行通。除此以外,莫衷一是。

但這即意味着中國的知識階層,在經歷半世紀的黨國主義後,能稍為鬆綁,就能夠對中國的未來有無盡的想像,如此知識界就有一場迷你的文藝復興。公共知識人許紀霖如此描述:

1978 至 1998 年的中國思想界……最值得重視的是 80 年代中後期的新啟蒙運動,其上承思想解放運動、下啟 90 年代……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思想運動,既有渴慕西方現代化的同質性訴求,又有對其進行批判性和反思的潛在性格。(《二十一世紀》,1998 年 12 月號)

黨國體制前路不明,中國社會卻暫時出現百花齊放的空間。一些比較勇敢的知識人更直接要求民主自由。當時曾經有過叫《河殤》的紀錄片,屢次觸碰當局的紅線。這紀錄片不單挑戰黨國,也將昔日華夏大一統的帝國一併批評:

這個神秘的超穩定結構,主宰了我們兩千年……但是,大一統的幽靈似乎還在中國的大地上游盪……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以致局部的腐敗現象,仍然在破壞我們的四化(按:四個現代化)大計……

除此以外,該片還主張要反專制、建民主:

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隨意性。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學性。我們正在從混濁走向透明,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黃河最終要滙入蔚藍色的大海。

知識界和學界到 1980 年代末,都在議論紛紛。有好一部分的學者和學生都嚮往自由、寄望中國能民主化。他們不單要批評黨國獨尊的局面,更要批判大一統的華夏道統。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則極為欣賞香港在英國管治下的成就,甚至曾於香港《開放》雜誌 1988 年 12 月號寫下「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之說。這是眾說紛紜的時代,縱然不少論述稱不得上是成熟, 但這畢竟是個百家爭鳴的純真年代。這個時代的精神,絕對不是愛國,而是對黨國、對帝國無底線的質疑,以及對自由無限的渴望。

渴望自由的學生於 1980 年代末開始發起學生運動,鄧小平等元老以鎮壓學潮不力為由,逼使開明派總理胡耀邦於 1987 年下野。保守派又以「資產階級自由化」之罪名,整頓黨內開明派,並壓制學生運動。胡耀邦此後就成為開明派和學生的圖騰,直到他於 1989 年 4 月 15 日病逝。天安門學運的開端,在於學生不滿胡耀邦喪禮的規格。他們為胡耀邦的遭遇抱不平,亦批評官僚藉「雙軌制」謀利的「官倒」腐敗。他們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訴求亦轉變為爭取自由民主,直接質疑黨國體制的合法性。

帝國崛起的世界史時刻

鄧小平認定天安門學運是顛覆政權的動亂,並於 6 月 3 日晚派兵血洗北京城。1989 年正值社會主義國家倒台潮,東歐諸國以至蘇聯的共產黨政權土崩瓦解。這時西方國家因六四慘案制裁中國,令中共憂心會成為下一張倒下的骨牌。鄧小平認為中央唯一的活動,是全面推行市場經濟,以快速增長恢復政權認受性。他原先希望上海浦東率先改革,但當地乃保守派元老陳雲的勢力範圍。鄧小平於 1992 年初南巡,在訪問香港旁邊的深圳經濟特區時,宣佈「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之後他訪問澳門旁的珠海經濟特區,在軍事會議中對以江澤民為首的政府領導放狠話:

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鄧小平要求中共內部停止「姓社姓資」的爭論,奉發展主義為新意識形態,要以追上亞洲四小龍為目標。言下之意,是要以國家資本主義取代既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前題下,獲國家護庇和指引的資本能得享市場經濟的自由,其掠奪行為亦會得到默許。歸根究柢,這是從社會主義走向法西斯的大轉向。

與此互相配合的,就是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向民眾和學生灌輸「毋忘國恥」的意識。這種教育鼓吹「中國例外論」,一方面將西方國家的制裁與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侵略相提並論、 並指天安門學運爭取的自由民主為不合國情的西方思想。

另一方面,當局亦以「中國模式」為理由,將國家資本主義美名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肯定現政權自 1949 年以來追求富強的「道統」,並掩飾國家發展的法西斯轉向。中國不願意實行自由民主,那麼政權要維持認受性,除了用經濟發展收買人心,就只能訴諸排外而具侵略性的沙文主義。這就是說,中國會以帝國主義擴張,作為對天安門學運的否定。

鄧小平的新施政方針,幸運地遇上全球化大潮。於鄧小平南巡的那一年 11 月,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克林頓乃經濟全球化的推手,就任後就決定將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脫鈎,並推動西方國家撤銷對中國的制裁。他聲稱讓中國參與全球自由貿易,比制裁更能促進其政治自由。全球化不單幫助中國突破封鎖,亦容許中國以後起之秀的姿態步向強國之路。研究中國近代史和全球化理論的大師德里克(Arif Dirlik)《殖民之後》指出:

出現在 1980 年代經濟發展分析中的所謂「新國際分工」,到 90 年代有了新的表達詞彙 — 全球化,等於正式承認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數個新的中心……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能夠轉化新自由主義政策為優勢的開發中社會,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印度、巴西、土耳其等。這些國家挾其經濟成就,在政治與文化上同樣展現強硬姿態,二十年來不斷挑戰歷時兩世紀之久的歐洲現代性霸權。

德里克於 2014 年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的一篇文章指出,六四慘案是重要的世界史時刻:天安門學運及隨後的血腥鎮壓,使共產黨決定豁出去,讓國家資本主義上搭全球化的便車,走上威權帝國主義的不歸路。他指出:

在 1989 和 1992 年之間……黨的領導人決定解決帶來六四事件的這些矛盾,他們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鴻溝消除……新千年的中國,成功利用全球資本提供的機會,得以在「中國崛起」的脈絡中成長……世界第二的經濟力量很快就學到世界第一的帝國政策,美其名是「中國特性」,實際上乃是將早期帝國朝貢體制的迴光返照,和半個世紀末試圖挑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革命遺產混雜在一起。(莊雅仲譯)

在生產鏈外判的全球化熱潮下,中國在 1990 年代急速工業化為「世界工廠」,到 21 世紀更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大氣就粗,中國很快就拋棄「韜光養晦」的折衷政策,要「以我為主」地「大國崛起」。中國口說「永不稱霸」,卻野心勃勃地於第三世界作海外擴張,並發展成近年「一帶一路」的國策。對新疆、西藏,中國日趨高壓,甚至實行類近種族滅絕的政策;對香港、澳門,則高舉「一國」淡化「兩制」,勢要推翻高度自治的承諾;對臺灣,則文攻武嚇,於國際舞台眨損臺灣的獨立國格;對南海,又根據「九段線」的空想地理學,侵略南洋諸國的領海。中國以自由換取富強,有財有勢就想要擴張帝國,對東亞以至世界的自由與和平構成重大威脅。

中國經濟急速發展,在國際舞台上威風八面,當局的愛國主義教育也事半功倍,輿論亦隨帝國崛起而轉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掠奪,縱曾造成不滿、引發抗爭,但民眾大體上仍為國家走向富強而自豪。六四慘案後當局大力整頓校園,仍在國內的自由主義者,有的改為主張經濟自由主義,像克林頓那樣聲言經濟自由將帶來政治自由:這明顯不符合國家資本主義的現狀。而為堅持原則打擦邊球的,則如風中殘燭。而有更多的學者和評論家成為國家主義的信徒,為大一統的威權帝國唱讚歌。對中國主流民意來說,現實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強的帝國就是能夠滿足臣民的面子。他們大多覺得為自由民主奮鬥,只是無謂的折騰,甚至會覺得這樣做的都是「崇洋媚外」的「西奴」。涉及對外政策時,他們槍口更會一致向外,覺得要對外宣揚國威。中國帝國主義的擴張,為帝國內部的威權統治帶來認受性,帝國崛起的「中國夢」滿足了中國人愛面子的心理,洗擦掉天安門學運遺下的痕跡。

六四慘案至今已廿九年。當今中國,已經是一個以愛國之名行黨國之實的威權帝國、是挾國族情緒欺壓周邊的流岷國家。當年天安門學運的參與者,反黨國、反威權,對大一統觀念不無批判。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國,與現實中國猶如南轅北轍。六四死難者若泉下有知,定必會為當年因權宜說出的「愛國」兩字嗤之以鼻。何以我們必須毋忘六四?因為天安門學運,乃中國最後一批真誠的赤子,為阻止中國威權帝國主義崛起而作的最後努力。要承傳學運精神,就不得不批判中國在過去 29 年的帝國崛起。

學運精神,乃「反帝自決」

隨六四慘案逝去的,是一個純真年代。所有的童話故事,都已不再像昨天。何為天安門學運的精神?是對威權的挑戰、是對自由的渴望、是對大一統傳統的懷疑。香港人何以被學運觸動?是因為前途談判屢遭大國出賣,民主訴求又遭中國粗暴否定,因而觸景傷情。在悼念六四的燭光淚影中,那裡有個永恆青春的小孩,尋找遺失已久純真的年代。

心懷本土的香港人應該哀悼六四嗎?絕對應該。看着別國的慘劇,聯想起自身景況而流露真情,物之哀也(もののあはれ)。但這份真情,是對自由的渴求、是對帝國的抵抗、是對大一統的否定,絕非甚麼「愛國」。沒錯,當日北京學生以及香港聲援民眾,常言「愛國」二字。 但若將學生與香港人的激情說成「愛國情懷」,恐怕只是脫離脈絡的誤解。倘若支聯會將權宜的「愛國」二字, 奉為不可觸碰的聖牛,那不是尊重歷史,而是因循苟且的泥古。 

心懷本土的年輕世代不願再悼念六四,那世代之間的誤解,固然令人遺憾。但部份長輩因而誣衊年輕人投共,那明顯不是事實。若論投共,目睹學運、以至親歷其境、奮身聲援的一群,投誠者不也更多嗎?這些人之所以變節,除了是為了名利,也多是因「愛國」之緣故。他們不也愛說目睹「國家偉大成就」而不再追究嗎?歸根究柢,愛自由、反封建、倒威權的學運精神, 與崇拜權能、迷信統一、壓抑差異的「愛國情懷」有何相通之處呢?

在中國帝國主義橫行霸道的世代,我們又當如何承傳天安門學運的精神呢?我們若然像當日的學生那般愛慕自由,那秉承其遺志,非但不應「愛國」、更當矢志「反帝自決」。香港人奮力爭取家邦的獨立自尊,藉此瓦解那侵害自由和平的威權帝國,才能對學運精神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執筆之際,本土派領袖梁天琦被判處暴動罪,將要面臨六年牢獄之災。他因著對家邦純真的熱情而甘心捨已,其做法縱有可議之處,但他所作的均出於真誠,這幾乎是香港在野派跨陣營的共識。這種反抗帝國赤子之心,顯然比起那些把「愛國」掛在口邊的夢囈,更貼近六四死難者捨身信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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