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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作為方法 — 對外和鳴、戰略混亂、以北韓為模楷

2018/8/8 — 15:49

背景圖片來源:朝雲 攝

背景圖片來源:朝雲 攝

上世紀,企業家馬文輝早已提出香港民族自決,自決獨立,並參與及籌組過很多參政組織,包括爭取體制內民主化的香港革新會、香港公民協會,以及後來爭取全盤獨立的香港聯合國協會。

港獨主張在當時並未成為很大的政治議題,英國政府不太理會,也沒有特別打壓,與今日特區政府以禁止參選、禁止組黨、禁止演講的高壓做法應對,不可同日而喻。當然我們不會太過唯心,將事情訴諸「中英兩國政府道德情操不同」。港獨在上世紀未成為像今日般火熱的議題,因為中美交好,國際環境不一樣。

自治獨立運動的沉寂 是中美和鳴的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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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產生共同體意識,不少人會追溯至麥理浩 — 他穩定了難民滿佈的香港社會,令「香港居民」產生初階的歸屬感。但到了香港面臨前途問題,中國的強硬外交表現不說,該國脫離文革不久,有正在向好的表象,欺騙了很多有中國民族意識的香港人,中國就成為可望而可即的出路。

70年代末,美國以對抗蘇聯為目標拉攏中國,帶領她進入世界體系。到了前途問題時,香港人擁有未知但看似向好的中國作為選項,有模糊的未來民主化想像,就安定了。港獨作為選項和議題,自然束之高閣。加上當時的大學生受中方統戰而幫助大造輿論,輿論群龍無首,「反對英殖」、「民主回歸」成為關鍵少數的一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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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都是我們知道的歷史:進入世界體系之後,中國經濟狀況逐步改善,政權亦漸露自信,不想再守信承諾,將阻礙香港自治和民主化作為根本的治港政策。香港的苦難開始,外面是中美和鳴,打得火熱。所以這段時間,香港的主體性一直是被雙方壓抑的。例如2012政改方案,雖然方案一點也不民主,也受到廣泛批評,但在最後關頭,民主黨轉為支持,而美方的駐華大使洪博培駐港總領事楊甦棣,亦對此變故表示讚賞。而之後「民主陣營」裡面亦有一些人轉變。中間的協同脈絡可謂耐人尋味。

當時一切反對該方案的聲音都孤掌難鳴。那時被歸類為「激進派民主派」的那班人所面臨的處境,與之後一度孤軍反對自由行、走私客的本土派,幾乎是一模一樣。光復行動(2015)的時候,本土派之受盡批判,不只是愛中國港人在道德上的批判,走私活動還有市場自由論者的護航。當時香港市井人民所面對的,也是中美和鳴。中國和美國的矛盾還未搬上抬面,那一個受到輿論全方位保護的走私產業,既是「同胞購物權益」,又關係自由市場,可說是中美兩國同共利益的一個日常象徵,一個販夫走卒可以看到但未能分析到的圖騰。

本位運動的再興:與外部形勢的落差及和鳴

民主進程不斷遭取消,還有直搗社會上上下下的中殖民主義政策,香港出現了新一輪的主體意識外溢。從早期的民間保育運動、「思想保育」的反國教運動(2012)、爭取普選的佔領運動(2014)、針對中國經濟殖民主義(走私問題)的光復行動(2015),到2016年的初一警民衝突,作為佔領運動以來警民衝突的再一次反抗……都可視為一連串的主體意識再復甦。

中共一直將自決、本土、新一代都當成港獨,不是中共粗疏,而恰恰相反,是其夠細密的表現。即使參與在這連串運動中的人,可能旗幟鮮明的反對港獨、以中國人自居、或以「爭取民主」的面目援引同情,但事實上他們都貢獻了「香港民族主義」的煉成,在一個「拒中運動」的大合唱中,扮演了階段性的角色。所以中國會將這些人當成廣義的港獨份子。

港獨再次成為顯著議題,成為香港前途的想像和選項,其實是自幾年前開始,略早於美國和世界對中政策出現顯著轉移。中間有幾年的時間差。

在中殖民主義變得熾烈,而引起抵抗的那些年 (以反走私為例),英美傳媒仍多以「港人排外法西斯」的角度來報道,也令運動承受了很多污名。但與今日FCC邀請香港民族黨登堂入室,去做「香港民族主義」的演講,明顯已換了人間。

FCC事件 肯定了香港是一個冷戰熱點

這次外國記者協會(FCC)就算戴足「嘉賓不代表本會立場」的頭盔,仍做了大膽的舉動——邀請名正言順主張港獨、亦正遭受殖民政府迫害而面臨解散的民族黨來演講。至此,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梁振英、董建華及林鄭月娥,均向FCC施壓,將事件升級成外交事件,而FCC至此仍然未有就範。

這種突然增加的報道興趣,貌似是以「言論自由」作為鬥爭點,但說到底是因為美國為首的勢力,對中國的打算已不再一樣。

作為冷戰熱點的香港重新熱鬧起來,便是外面正在拳來腳往的證明。港獨作為反抗中國的最終旗幟再受到注目,也就是在跟這個國際局勢在和鳴。

當美國外交界、軍工業界已經完成幾十年一次的轉移,這就不是特朗普一個人想法的問題,也不是共和黨的問題;對中國要有另一套做法,可能是美國朝野現今極少數的共識之一。在本地,過往很多基於「中美和鳴」大格局而衍生的本地政治界沿革和潛規則,現在可能已不再適用。

蘇聯已經解體,美俄近年也不是沒有眉來眼去。最近俄羅斯國內大報終於開腔批評「一帶一路」,這些苗頭都屬於一場全球範圍的大合唱。

FCC的大膽舉動,自然有相應的國際形勢在背後支持,所以《大公報》代表的中方,以敵我矛盾來演繹,放狠話叫FCC「後果自負」,那自然不是本地慣性後知後覺、長期處於秩序鏈末端的政治界輿論界所能準確理解。

這裡有一個各取所需的戰略混亂

中方不安確實是有理由的。中國在2003年之後可以在香港為所欲為,有她主觀的意願,也有客觀支持:國際與中國協議的政策放任。FCC的盛會,正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底下是一個國際政治力量的動員現象。

非建制派在這件事上表態之保守及退縮,則與其他勢力的積極一面,形成諷刺的強烈對比。今日香港人的政治觀念、進退法度,很多都來自這十多年國際於香港的戰略真空期。這也注定令很多人無法感知到直空期的終結。反而不受這經驗時空所宰制的中共內部、負責香港事務的帝國官僚,卻能微妙領受當中的寒暑。

所以當民族黨被查禁,以及FCC也被扯入事件的時候,很多社會朋友下意識的反應是「殺雞焉用牛刀」,執著那些「民族黨在查禁事件之前沒有甚麼Google search result」、「港獨沒有廣泛社會支持」、「是中共將港獨議題又再搞起」,都是離題萬丈,理解不到中國和外部勢力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上述這些港式哀嘆,不過是純粹物哀季節轉換,卻沒有進入這個動態的形勢之中。

事實上是港獨作為議題,產生了各路人馬各取所需的戰略混亂。即使這個混亂可能會利益了某些一心小事化大的中國領導人,但只要這個議題成功引入外國勢力,對受壓迫的香港主體性,也是舒筋活絡的好事。說到底,現在親中派幹上了外國勢力,在香港的利益立場,還有比這更好的事嗎?本來是香港人的言論自由,現在連外國記者協會也要來守護自己的言論自由。作為香港人要擔心的,只是這場大戲還不夠大。

港獨主張這股被不同人物和組織(包括敵對它的中國、不認同它的非建制派)所分享和使用的意識形態,也同時是一個方法 — 港獨作為一種方法。

以前有很多人會反對反對運動與港獨沾邊,受舊範式影響的朋友,會認為港獨主張觸碰中國「紅線」,會令「依法爭取」民主更難。但其實這個恐懼已越來越失去市場,因為中國已經講明不會容許香港有真實民主和自治。所以本來無一物。正是因為港獨主張夠挑戰底線,才會令中國反過來挑戰香港的底線,並且引來外國的廣泛關注。

將世界捲入,以北韓為師

繼佔領運動、初一警民衝突之後,民族黨事件是香港的「一國兩制問題」再一次大規模登上環球報章。這當中的操作邏輯,幾乎就是那預先設計、但並沒有如樣發生的「佔中」— 抗爭者刻意挑戰當權者的底線,引誘對方迫害手無寸鐵的公民,而引起更多的大的議題傳播,乃至引來外部關注。而這次的微妙之處,是世界體系正好在終結對中國的放任政策。

迫害可以是被動受迫害,也可以是主動受迫害;結果可以是坐著等拘捕,或者必要時流亡。但核心還是一個:無視「紅線」,挑戰政權底線,推動整個形勢走向動態和難以預測。

在疑似的「反中包圍網」佈建的時候,香港能否佔一個席位,就是能否把香港問題國際化的問題。短期和中期,這是反對陣營能否繼續反對的續存問題,在長期而言是2047年是否還有主權和前途議題可角力的問題。

我們不用含情脈脈的談論信仰問題,就談香港人關注的實際吧。港獨就算只是作為方法,也是可行的。因為已經有人走了出來主張,bulletproof的意識亦已經在散播。其他愛惜羽毛的人,可以繼續不主張,但只要繼續「支持言論自由」,問題繼續燃燒;迫害者繼續大動作,然後可能出錯。外面的人如果想空投傘兵,也有「言論自由」、「人權」這些降落的節骨。

理解這個道理的不必是大多數,少數人也可以成為關鍵,將大多數捲入。若運用得宜,香港將世界捲入,以北韓為師,將自己國際問題化,也不是那麼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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