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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傘》在倫敦:從禁映回到佔領 — 訪問導演陳耀成(一)

2018/6/7 — 19:03

《撐傘》影片截圖(作者提供圖片)

《撐傘》影片截圖(作者提供圖片)

【文:阿杰】

作者按:旅美獨立電影導演陳耀成記錄香港 2014 年雨傘運動的《撐傘》自放映以來,該片於國際上屢獲正評,[註 1] 接連獲邀在海外高等學府放映,卻兩番在香港碰上禁映風波。筆者出席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首映,及後亦與親身來到倫敦的陳耀成作訪談。[註 2]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在今年五月初首映《撐傘》,邀請導演陳耀成(下稱陳導)出席影後座談。當晚全院滿座,來者不少是華人,亦有不少外國學生和教授出席。陳耀成其實最近完成了一個英語版本的《撐傘》,好讓傘運留下一個更全面的記錄。但估計許多港生港僑出席這次倫敦活動,所以還是放映了粵語版。在映後座談中,陳導進一步憶述當日在香港遭受亞洲協會「禁映」的經過,指出當日是因在節目公佈之後,突然遭主辦單位取消放映,才引起香港內外傳媒,包括《紐約時報》的注意:「我既然拍了這部電影,當然要面對不同的問題,公開討論。連李柱銘、戴耀廷、羅冠聰等座談嘉賓都被驚動,我怎可能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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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映當天,他接受了英國 BBC 電視世界新聞節目《Impact》訪問,討論香港現況和《撐傘》早前的「禁映」風波。陳導在節目中表示,對總部位於美國的亞洲協會取消其香港首映,的確令他始料不及。但他強調,拍攝《撐傘》是要呈現香港的社會問題:「只有把一切爭論公開,社會才有機會把衝突和解協調。」當日亞洲協會禁映的聲明指是基於映後座談會的講者政治背景並不平衡而取消,「損害了該機構的中立立場」。但事實是陳導當日曾邀請曾鈺成為座談嘉賓,卻遭拒絕,曾亦無建議其他適當人選。

《撐傘》導演陳耀成接受英國 BBC 訪問

《撐傘》導演陳耀成接受英國 BBC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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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傘》只是「一面之詞」?

對陳導而言,《撐傘》是眾多傘運電影之中,最刻意地把反佔中觀點涵括表達的。遭逢禁映,實在諷刺:「我畢業於新聞系,也曾在華文及外語媒體工作。儘管每人無可避免有自己的感受與觀點,但專業報導應盡力客觀。」他在《撐傘》中兩度訪問曾鈺成;BBC 亦特別選段播放《撐傘》中,陳導就香港是否「中國的新殖民地?」向曾鈓成提問,卻遭曾厲然反駁一段,印證影片的「全面」性。《撐傘》摘錄了反佔領的遊行場面;選映了「粗口卡通」咒罵佔領運動妨礙交通,攪垮經濟;也節錄了梁振英批評傘運「違法」,受「外國勢力」擺佈。「為什麼竟然說我(的影片)一面之詞,沒有另類觀點?對反對佔領的人來說,片中的反佔領觀點永遠不夠,甚至最後可以批評我為什麼訪問不到習近平,所以本片不夠公允!」他說。

陳導認為,最根本的「反佔中」立場,其實是對人大 831 決定的態度。「但影片不是交待說明了人大的立場嗎?曾鈺成不是為之辯護,說這「並非北韓式選舉,因為香港人可不只投一位(還可以多一至兩位)候選人」嗎?最明顯不過的事實,就是若人大的政改方案被廣為接受的話,就沒有佔領運動。」

但請不要忘記,陳導說,他拍的是一部「有關佔領運動」的電影,不是一部「反佔領」的電影。「如果反佔領的藍絲帶人士感到理直氣壯,充滿道德熱情的話,應該已經見到一系列的反佔領記錄片?奇怪的倒是:為什麼他們自己沒有拍,卻嫌一部有關佔領的電影內,不夠篇幅談他們!?他/她們是沉默的大多數嗎?批評《撐傘》的聲音不少,卻絕對不沉默!」

其實陳導曾經考慮過向有綫電視買一些反佔領的視頻,只是未能成事。他亦表示,理解當前香港的政治氣候的確很兩極化,所以《撐傘》面世之時,不斷有記者追問他對佔運的「立場」。但他認為,「這樣的問題是把參與社運和作為時代記錄者的責任與角色混淆。很簡單地說:要參加抗爭的話,就應該籌錢去支持佔領,而不是籌錢去拍電影。然而,如果我不認為這個浩大的歷史事件是值得記錄的話,我幹嘛花時間精力去製成這部電影?而大家不都已經看到了,在一個極端的時代,即使不過是進行記錄,也要付出代價嗎?」

再者,陳導多次強調,他拍攝和編輯《撐傘》時,採用了「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 或 cinéma vérité)的技法,這類電影通常不加旁白,也不刻意「指導」觀眾如何投入感受,亦是陳導不願答覆記者關於他就佔領運動「立場」的原因。

六七暴動對應傘運?

映後座談的另一位講者馬寶康博士(Dr. Malte Kaeding)向陳耀成提問,為何《撐傘》剪輯了六七暴動的片段。陳導說,是因為他認為九二八的催淚彈鎮壓,觸發了六七暴動期間港英政府鎮壓示威者的集體回憶。相比之下,許多抗議者及市民認為今天的政府是濫用暴力,打壓和平示威。「劉慧卿在片中說:是 87 枚催淚彈促成了傘運。不少觀眾後來對我表示同意。我把傘運與六六/六七暴動作對比,是為了反映今昔社會的危機感。後六七的港英政府,以開明的管治方式化解了昔年社會的深重矛盾;我們今天當然有理由對特區政府有相同的期望。」

而且,他認為當今香港社會貧富兩極化的情形,和「六六暴動」的環境更為接近,但六六暴動只有照片的記錄,而「六七暴動」則尚有映象片段留傳下來。之後,他繼續抒發對後六七暴動的香港和雨傘運動的看法:

「無論是六六或六七暴動,雖然六七有其特殊的文革背景,但都反映著當年殖民政府喪失了公信力。暴動後,香港殖民政府在英國工黨執政期間,改善民居及民生褔利。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之後,香港被視為一個奉行法治的城市,是令人懷念的黃金歲月。儘管九七主權移交時,英國歸還中國的只是一個局部民主化的香港;更重要的是,英國建造了一個享有基本言論、宗教自由,清廉,重法治與享有基本褔利,即一個程度上的均富社會。我可以稱之為一個自由的專制社會(liberal autocracy) 。

「為什麼在這些年後,追求民主的聲音會突然變得迫切?為什麼一些香港市民對基本法中未實踐的普選承諾忽爾如此關注?是因為社會進步了,令年輕人忽然想『消費』一些時髦的理念?我卻認為,是因為英方遺下的自由專制社會不斷受到侵蝕。 學生感到本地日漸加強的親中政策,於政治經濟文化身份上,都深感焦慮。同時,香港民生問題沸騰。

「試想一下,連續八年,香港可以越過紐約、倫敦,成為舉世房產最難以負擔的都市,市民薪酬增幅卻停滯廿年,實在不難想像城中累積了深重的怨懟。我自己是在屋邨中成長,中港的親友不少仍屬於草根階層,近年可以感到他們生活上面對的煎熬。傘運爆發後,是在十月的第二個星期,我回到香港。下機當晚,我步入旺角佔領區,眼中不禁泫然,腦中只有一個不知向誰發的問題:為什麼香港不進反退到此田地?」

對陳導來說,旺角佔領區最能反映傘運背後深層的社會矛盾。「為什麼旺角草根階層的市民竟然好像具有要與執法者進行『巷戰』的決心?他們也是在消費時髦的理念嗎?《撐傘》訪問一位研究中國共產主義、現已身故的教授克里德(Arif Dirlik)。他認為,全球佔領運動的根源,來自過去三十年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促成『朱門酒肉臭,路有涷死骨』的新階級對立,令群眾重新發現:民主是讓市民重掌自己命運的重要工具。這議題其實是戴耀廷佔中構思的一部份,卻隱伏於『民主』這『高理念』(high concept)之下,令人錯覺傘運只是年輕人爭取政制『形式』上的改變。我希望《撐傘》中關於旺角佔領區的片段,以及屋邨訪問單親媽媽的故事,都能呈現香港嚴竣的社會矛盾。」

香港曾經啟發了近代中國最傑出的政治或思想家 — 像孫中山、康有為,甚至劉曉波 — 對中國「現代化」的憧憬。但陳導認為劉曉波對香港殖民地的理解太天真。「主權移交前的香港是個非常例外的,『成功』的殖民地。我認為一個程度上,那是冷戰的效應,即是 67 至 97 年間,兩個『宗主國』輪番向香港的『子民』獻媚。另一個更關鍵的因素,則可能是由於香港乃是大英帝國最後的殖民地,這是讓英國殖民史『洗㡳』,自我救贖,『光榮撤退』的最後機會。十九、二十世紀歐洲的帝國主義殖民史極度殘暴;以此為題材的最廣為人知的世界文學名作,是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可見一斑。」

 

[註 1] 參看電影學刋《跳切》(Jump Cut)中,〈雨傘是包容的象徵〉(Umbrella as Symbol of Inclusiveness)的陳耀成訪談。 

[註 2] 按陳耀成提供的資料,《撐傘》過去年多,先後在美國的耶魯大學、杜克大學(Duke),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聖地牙哥分校、印地安那大學、紐約大學、聖母院大學、波莫納(Pomona)、戴維森(Davidson)、高蓋茨(Colgate)學院、意大利威尼斯的國際大學,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SOAS)等。高雄電影節首映之後,《撐傘》已經在台灣先彼在二二八博物館、中央研究院及政治大學等放映。

(二之一,待續)

新修版的《撐傘》將於 6 月 23 日晚上 7 時在香港浸會大學記錄片研討會議、6 月 24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 45 分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L208D 室公開放映; 9 月 8 日在柏林文學節(Internationales Literaturfestival Berlin)放映。詳情請查看《撐傘 Raise the Umbrellas》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raisetheumbre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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