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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戴耀廷.下】審判在即 一個學者這樣實踐公民抗命

2017/9/19 — 15:28

戴耀廷

戴耀廷

2017 年 9 月 19 日,佔中案正式開審。包括戴耀廷在內的佔中三子,與另外六名被告,各被控以普通法下的「公眾妨擾罪」,一旦罪成,監禁年期或以年計。

戴耀廷向來樂天,但過去一個月,隨著新界東北及雙學三子案覆核刑期宣判,他開始感受到壓力。「佢哋都坐監喇,判詞都咁寫喇,咁你仲有得走咩?」他語氣比平日沉重。

「你要面對一個必然發生的事實,失去自由啦,無咗份工啦,這些憂慮很實在,不能輕輕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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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在即,戴耀廷近日已明言不會認罪,「公民抗命的承擔罪責,並不等於任由宰割。」他要決意把公民抗命的戰場由街頭延伸至法院,「司法層面是我們的一個戰場。」

由 2013 年 1 月到今天,公民抗命從蘊釀、發生到審判,已歷時近五年,而且仍在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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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踏入法院大門的戴耀廷,如何回想這一場抗爭?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及一眾前學聯成員、立法會議員等分別被控三罪,2017年9月區域法院提訊。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及一眾前學聯成員、立法會議員等分別被控三罪,2017年9月區域法院提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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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不是半民主

戴耀廷不會忘記那一晚。

時為 2013 年 1 月中一夜,戴耀廷躺在床上,本應準備睡覺,腦袋卻仍然不停轉動,「佔領中環」四個大字,徘徊不散。事緣當年元旦日遊行後,有示威者佔據中環馬路,但最終只留下長毛一人被警方以「非法集結」拘控。戴耀廷開始想像,如果有更多人參與佔領,事情發展會否不一樣?

輾轉反側之間,「公民抗命」意念逐漸在戴耀廷腦海裡浮現,然後,連構思中「佔領中環」的重點:人數、領袖、非暴力性質、承擔罪責、事先張揚等,都一一想好。戴耀廷怕一入睡便會遺忘細節,於是連忙下床,打開電腦,不消一會,就寫成這篇名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1]。

自此,「公民抗命」理念逐漸在民間蘊釀、紮根,既引發雨傘運動,更影響了此後民主運動的抗爭方式。

但「公民抗命」真是「大殺傷力武器」嗎?近月愈來愈多人懷疑。八月中,上訴庭先後就新界東北及公民廣場案覆核刑期,兩份判詞均對「公民抗命」作負面定調,兩案被告更被判囚 6 至 13 個月不等。這樣看來,「公民抗命」作為武器,不單看似沒對政權產生太大威脅,而且為抗爭者帶來沉重代價。

如今戴耀廷承認,近日法庭的判決,跟他當日提倡公民抗命構思時的預期,有頗大反差。但他強調,沒有人能預視未來。「當時身處那個環境,只能根據之前所有的案例,作出推算。如果當時我做的所有嘢,都是合理的 … 咁我要 answer for 乜嘢?」2014 年前多宗案例顯示,非法集結罪通常輕則罪款,重則判監幾星期。但剛過去的八月,新界東北及公民廣場案的 16 被告因非法集結罪而被判 6 至 13 個月監。

整個香港的環境似乎都改變了。

「當日是我們仍在半民主社會之下作出的推算。」現在,戴耀廷不得不承認自己當日的視野有局限,香港不再是半民主,而是半威權。

「原來我們並非與民主一步之遙,而是與威權一步之遙。」

2013年3月27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記者會。圖:美國之音

2013年3月27日,「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記者會。圖: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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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啦,要拋掉幻想」

「係佢叫你哋嚟搵我?」公民聯合行動的何芝君對記者說,神情有幾分驚訝。

事緣我們之前請戴耀廷提供側訪名單,從身邊人口中理解他的理念。何芝君是名單上其中一個名字。由佔領中環商討日,到雨傘運動、雷動計劃、今年的特首公民投票,兩人都有合作。

但何芝君原來跟戴不算相熟,她說自己與戴雖屬同一陣線的戰友,但一直以來,政治分析與判斷都有些出入。何出身於七、八十年代社運,曾經對中國抱有幻想,但八九六四以後,已與中國切割,不再信奉與虎謀皮那一套。她眼中的戴耀廷,卻是「建制裡面的改革派」,「佔中就是這樣,嘗試在基本法、法制的框架下,令現有政制行多步。」她理解這種分歧。「每個人的背景不同,經歷的社會文化脈絡也不同。」

有趣的是,過去幾個月何芝君觀察到,自己跟戴耀廷的差別,開始收窄。

「到今時今日佢覺得,原來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半民主的社會,而是半威權。我諗,係社會的情況、中共同特區政府一路的手法,令他有 … 不知可否稱為覺悟。」

她甚至記得戴耀廷跟她說:「係啦,要拋掉幻想。」

何芝君相信,戴的轉變也源於他近年的個人經歷。「他從自己的安樂窩入面,被捲入一個漩渦,而個漩渦是對方做成的。正正因為有這過程,令戴耀廷有第一手經歷,原來和他周旋的人,可以去到幾黑暗。」

「雖然在我們來講,發生乜嘢事,其實一早就好清楚啦!」何芝君笑說。

左起:何芝君、周永康、梁天琦、黃之鋒、戴耀廷、馮敬恩等出席2017年8月〈全面打壓下民主運動對策初探〉論壇。

左起:何芝君、周永康、梁天琦、黃之鋒、戴耀廷、馮敬恩等出席2017年8月〈全面打壓下民主運動對策初探〉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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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公民抗命是否值得

半民主政體的特點是,它雖未有全面符合普選標準的民主選舉制度,但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仍受法律充分保障,法院仍是獨立公正,有限的選舉大體仍是公平的。說它是半民主,因它是邁向民主的中轉站。2014年前,香港一直討論如何完成這個民主轉型,但於2014年後,民主轉型沒有了希望,當權者為了遏止要求民主的聲音而加強威權的成分,終變成半威權。

戴耀廷〈由半民主滑落至半威權〉,《信報》,26/8/2017

由半民主到半威權,戴耀廷認為轉捩點在 2014 年出現。坊間有一種說法是,假如戴耀廷沒有寫那篇文章,沒有提出「佔領中環」,雨傘運動沒有發生,中央政府就不會施以高壓,令香港走向威權統治。

對此,他引用馬丁路德金比喻作反駁:「你被人打劫,責任喺邊個度?唔通話因為你身有財物,所以就抵俾人打劫?」他認定民主只是人民基本權利,「你估我們不用這種方式,佢會畀你(民主)咩?佢根本無預畀你,而你只是逼佢顯露出佢原先的邪惡,逼佢撕破溫柔的面紗。」

這幾年,戴耀廷經常被問及一個問題:一切從頭再來,如果你沒寫那篇文章,歷史會怎樣改變?香港會否更好?

他的答案很簡單:即使沒提出佔中,一場追求民主的社會運動始終會出現。「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已經去到那個位,就算無那篇文章,亦只會用另一形態爆發。」他甚至認為,佔中的構思、公民抗命的意念,反而使激進抗爭的力量變得溫和。「如果無用 18 個月講非暴力抗爭,當催淚彈出現的時候,大家會咁樣舉手咩?」佔中提倡的商討文化,也對長遠香港民主發展帶來新風。

然而,踏入半威權時代,公民抗命的代價之高,遠超許多人所想像。作為公民抗命提倡者,戴耀廷不得不重新思考,「違法達義」是否仍然值得。

「公民抗命從來只是一種策略,而不是一種原則,我們最終要爭取的,是達義。所以如果違法會帶來太高的代價,咪採取其他方法抗爭囉。」戴耀廷強調,即使繼續做公民抗命,方式也可調校,「如果用返我們佔中原先的版本,坐哂喺度,咁你無得話我暴力啦!最多咪公眾妨擾。」雖然他又擔心,普通法下久未引用的「公眾妨擾」最終會像內地的「尋釁滋事」一樣,因內容空泛,成為對付抗爭者的利器。

「越在威權統治下,我們要越醒目小心,唔可以被人捉到任何機會去繼續削弱我們的抗爭力量。」

「唔係話放棄公民抗命,但我們的抗爭工具箱要有好多樣嘢,不同時候,就用不同工具。」

月前的遊行中,有市民贈送囚衣予戴耀廷,他笑著接受。「都預左喇,下年應該喺監獄入面。既然年輕人已經付出左,我都要有準備。」

月前的遊行中,有市民贈送囚衣予戴耀廷,他笑著接受。「都預左喇,下年應該喺監獄入面。既然年輕人已經付出左,我都要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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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只為尋出路

訪問前一天,戴耀廷跟「風雲計劃」義工開會,其中一個義工說:「Benny 從來都係做推銷員。」他認同這個稱呼,還補充了兩個字:「我一路都係做緊一個孤獨的推銷員,不斷推銷新的 idea ……」這些 idea,其實就是他口中抗爭工具箱的工具。

2013 年,他構思了「公民抗命」這工具;去年,他又發現了另一工具,名為「策略投票」,並以雷動計劃將之實踐,再加上今年年初的特首公投,今年年中在專欄透露正籌備的「風雲計劃」…… 毫無疑問,戴耀廷是不折不扣的發明家。

「我都講唔到點解(自己做了這角色)…… 我只能夠話,我傻囉,肯去試囉。好似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本身已經差得無得再差啦,所以咪試下做囉,nothing to lose,但是 everything to gain。」

每次要推銷新工具,戴耀廷準會被批評「太樂觀」、「不現實」。而他出奇享受那種感化對方的過程。「成唔成功有時不是最重要,過程中你看到一些原本覺得沒有希望的人,願意一齊再去試,這是最值得開心的地方。」

何芝君第一次聽到雷動的意念,也覺天真:「有乜理由話哂畀人知?」但隨著她之後與不同公民團體成員持續與戴溝通,她開始認同這做法。

「我會用『國王的新衣』寓言來提醒自己,有時真係需要傻傻地、天真啲,才不會被太多太現實的考慮,阻礙做應做的事。」何有此反省。

問題是,戴耀廷的「天真」,令很多人唔高興。傘運以來,對他作出批評,甚至冠以「戴妖」惡名的,除了親中人士,還有很多非建制陣營的同路人。戴耀廷的學生、港大法律系二年級生蘇同學便形容,身邊不少朋友,特別是支持本土派的,都對戴近年所為,尤其是雷動計劃,相當反感。

事實上,外間一直有聲音抨撃,戴耀廷的「發明」雖然創新,但無異於「社會實驗」,「將香港搞得天翻地覆、人仰馬翻」、「局部民主的實踐也被糟蹋成配票的數學遊戲,但他應該也得到大量的研究素材而心滿意足」。[2]

戴耀廷否認自己是「為實驗而實驗」。「我是要搵出路,當舊的方法做唔到,你就只可以咁做。」他指自己的發明看似天馬行空,實質有根有據,如雷動計劃便參考自加拿大當地一套,再作改良。在有限資源、極短時間下,不可能做到完美,故此只得從錯誤中學習。「一定會有人因此受損傷,這個無辦法。」他強調,雷動計劃的成效,不能只看當下。上屆立法會選舉只是開始,此後的選舉,民主陣營的策略投票會愈來愈成熟。

「如果十年後睇返,我們對成件事的評價會有不同的看法。」

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在雷動計劃街站嗌咪。(圖片來源:雷動計劃 facebook)

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在雷動計劃街站嗌咪。(圖片來源:雷動計劃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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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三周年 最悲的一次

記者問戴耀廷,為何用「孤獨的推銷員」形容自己?

他笑一笑,連忙否認:「我講笑啫,其實唔孤獨,在整段歷史裡,有好多人同我齊,佔中有三子一齊,雷動雖然政黨唔 buy,但都有班公民社會的人,自願一齊去做,所以一定唔孤獨。」

作為理大退休教授的何芝君則笑言,學者這一行本來就鼓勵獨來獨往,收收埋埋,自己做自己事,相信以前的戴耀廷也不例外。但直至近年,由雷動至現在,她觀察到戴耀廷由一個個人精英,慢慢變成相信「一齊傾、一齊做」的人。「開會討論時,他多了這種考慮。他一向都尊重人,但在 project 裡嘗試 decentralized,大家都感覺到。」

「我有少少覺得佢一次比一次 humble。愈來愈感覺到要好多人成就那件事。」

戴耀廷口中的「不孤獨」,不止是漂亮言辭。

事實上,當審訊在即,壓迫變得愈來愈真實,戴耀廷最近自覺艱難、痛苦。他對比傘後三個周年的心情變化:第一年九月,才剛走出「黑暗隧道」,疲憊無力;第二年九月,剛完成立法會選舉,非建制保住三十席,且未發生宣誓事件,氣氛最好。

「所以今次三周年,悲好多。」

他坦承自己不是永遠樂觀的人,也有灰心時候。但之所以能繼續捱下去打一場又一場仗,既因基督教的信仰力量,更因有同路人並肩前行。

「越多機會和同路人一齊,越覺得好像帶來一些轉變。」

而如今,戴耀廷將要與同路人一起踏入法庭,再打一場公民抗命的硬仗。

他心目中的公民抗命,是一個公開的過程,而在法庭上的抗辯,則可以令更多公眾得知自己的理念,從而作出判斷。

「公民抗命就是想影響人,感召人。」

所以,公民抗命真正的戰場,不單在於街頭、法院,更在於人心。

「公民抗命是否香港社會應該容得下的東西?就算輸官司,也不代表我們輸了這場論述的爭戰。你睇甘地,當年都被判六年。可能是一個過程,慢慢去演變。」

戴耀廷眼中,這就是公民抗命的最終目的。

「贏輸不在官司裡面,贏輸在人心裡面。」

戴耀廷辦公室一角

戴耀廷辦公室一角

 

附註

[1] 戴耀廷曾於《明報》撰文指,該文原題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編輯作的改動有少許扭曲原意。後來他認為文章最適合的題目是《公民抗命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大殺傷力武器》。

[2] https://sosreader.com/?p=3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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