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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厚天高》- 歷史永遠記得失敗者

2018/2/9 — 19:29

《地厚天高》宣傳照(右);《地厚天高》導演林子穎(左,朝雲攝)。

《地厚天高》宣傳照(右);《地厚天高》導演林子穎(左,朝雲攝)。

楔子

筆者早擬為後雨傘電影作系列長訪,但有感拖延症無藥可醫,大概要等到美朝開戰,核廠爆炸,大部分人變成喪屍,筆者殺了兩打異變人後,揹著步槍坐在火堆旁邊,虎目噙淚,緊握手書,感慨自己終於寫完。

為免上述情況,先寫影評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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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因為你只嚐過奴隸的生活,從不知自由的滋味是否甘美。如果你知道了何為自由,必會命令我們不但要用槍矛,更要揮動戰斧去捍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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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羅多德《歷史》,斯巴達戰俘答波斯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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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

筆者有幸在首映先睹作品。映後問答環節,大家都不約而同,著眼於電影的取捨。

電影率先呈現的,是面向公眾的梁天琦。作為本土派領袖,他雄辯滔滔,為「無底線抗爭」辯護。面朝公眾的梁天琦,結下無盡恩怨和爭論。

然而畫面一轉,電影改變視角,披露梁天琦的個人生命。作為年輕人,他的遭際和決擇,值得尊重與共鳴。

但公共領域的縱橫捭闔,與私人領域的坦蕩青春,如何合而為一,成為同一個人?電影沒明言答案,卻在一幕透露端倪。

梁天琦返母校受訪,回顧舍堂(利瑪竇堂)無數錦標獎座,他申明自己的人生哲學:一定要贏。哪怕亞軍亦毫無意義,沒人會記得失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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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民族主義緣何成為主流

二十多年前,王甫昌先生寫下一篇經典文獻:〈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對照當下香港,極具借鑒意義。[1]

王文想解答的重要問題,就是民族主義緣何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共識?[2]

回顧美麗島時代,台灣反對派的困局,與香港極其相似:

1. 台灣新生代沒親身見證過二二八事件。
(香港新生代沒親身見證過八九民運。)

2. 台灣新生代認為「反攻大陸論」不切實際,早已破產。
(香港新生代認為「民主回歸論」不切實際,早已破產。)

3. 很多台灣人接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還有其意識形態--中國民族主義。
(很多香港人接受共產黨的威權統治,還有其意識形態--中國民族主義。)

美麗島事件前,台灣反對派的主要訴求,是省籍平等的民主(類似香港的真普選),無意挑戰國民黨主導的意識形態。[3]

然而台灣的民主訴求,在美麗島大審遭嚴酷扼殺,一如香港的雨傘運動。傳統的溫和路線,既不敵官方統識而遭低谷(香港民主派亦喪失六/四比投票率);復在陣營內備受批判。民族主義於焉抬頭。

眼見台灣由「民主化」到「本土化」的嬗變,香港民族主義者均冀師法台灣故事,扶正民族主義為主流。然而歷史不會倒模,香港民族主義更見舉步維艱。

* * *

三、本土派的成功與困頓

無獨有偶,在美麗島事件(雨傘運動)前,兩地民主運動升溫之初,爭拗重心尚非激進的目標,而是激進的行動。台灣中壢事件即屬轉捩點,催生街頭運動的路線之爭。

儘管《香港民族論》在傘運前出版,但彼時多由政權誇大「港獨」,反對陣營尚未嚴肅討論。

其時本土派以熱血公民為首,鼓吹勇武,集中批判傳統泛民怠於抗爭,怯於行動。比如譏嘲泛民「行禮如儀」;佔中芻議「自縛雙手」,無力抵抗政權的無能。

年輕人無分派系,或多或少都受論述打動,其心態與昔年不少黑人類同。

《在世界與我之間》的作者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便記下年輕的他,多麼不屑黑人精英崇尚公民抗命:

「全班被趕進禮堂溫習民權運動。。。影片一齣接一齣,似乎全在歌頌在鏡頭前挨打的榮耀。。。為什麼唯獨我們的英雄崇尚非暴力?我的重點不在於非暴力的道德情操,而是在於,黑人何以特別需要這一種道德情操。」

最後一句正是科茨一生繫懷。他一度成為黑人民族主義者;麥爾坎.X(Malcolm X)的信徒。拒絕順從強者把持的道德,以牙還牙才彰顯真正的平等。

儘管立場隨學習有變,但科茨的批判終生不易,就是黑人「加倍好」的自我要求。

在白人壓迫下,不少黑人衍生委曲求存的心態而不自覺:要做得比白人更好。他們奮鬥一生,務求成為楷模,如是便能洗刷黑人污名,與白人平起平坐--科茨形容他們是「大夢族」。

科茨的朋友是黑人精英,但仍舊遭警察盯上而被槍殺。他狠批「大夢族」輕信白人聲稱種族平等,無視種種壓迫仍然存續,方致多數黑人一生流連在黑幫和貧民窟。然而「大夢族」只求漂白自己,反過來指責其他黑人連累他們。

在香港,不少本土派懷抱相近憤慨。政權都唔講道德,點解我地要講道德?做乜要在乎其他人觀感?企係道德高地會贏咩?贏唔到又有乜撚用?若留心香港政治,應該都在網絡看過類似的話。

「成王敗寇」論並非純粹藐視道德。恰恰相反,本土派相當在乎道德,非常憤恨傳統泛民以「道德」之名指責本土派,漠視他們所受的壓迫和付出。

他們認為泛民/左膠拘泥的道德,沒用而且偽善。不在乎政治正確,直白地表達好惡,以結果決定對錯。真誠才是他們崇尚的新道德。

言論的蘊釀逐漸演變成真。隨著傘運挫敗,雙學星散,本土派繼踵而興。但要取而代之,亦意味本土派不復在野,須負起政治責任。

若干本土派意識到泛民/左膠的批評:本土派通常只會「拆」其他陣營的運動,未能號召旗下群眾,踐行勇武抗爭。

一組織脫穎而出,成為耀眼新星,就是本土民主前線。他們展開一系列行動證明自己,尤以反水貨備受抨擊,亦最受觸目。本民前聲名鵲起,成為年輕人一時趨慕。

儘管路線不同,但其勃興唯學民思潮可比。不過殊途同歸,水滿必溢。當路線行到頂點,亦預示下坡路在前。

旺角衝突是武勇抗爭的轉捩點。哪怕本土派都想勇武抗爭,但多數港人都難以承受代價(三年以上牢獄),後繼乏人。

旺角象徵傘後世代勇武抗爭的頂峰,爾後開始式微。本土派出現調節(舉辦和平集會),並滋生分歧(派系鬥爭激烈)。大體而言,是由行動路線的激進化(勇武抗爭),轉為意識形態的激進化(香港獨立)。

本土派在傘運前的主要訴求:

1. 泛民/左膠行禮如儀,顢頇無能。應該勇武抗爭(行動路線的激進化)。

本土派在傘運後的不同訴求:

1. 泛民/左膠行禮如儀,顢頇無能。行動不應受和平的教條規範,應容許不同的方法抗爭(行動路線的激進化--但有調整)。

2. 香港獨立(意識形態的激進化)。

3. 鼓吹一系列右翼議題。[4]

然而香港民族主義未有如台灣成為反對派共識。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1. 台灣由戒嚴走向開放;香港恰恰相反,乃由開放走向威權。

2. 香港民族主義忽略了敘事。

拙文的關懷是後者。

* * *

四、敘事的典範--以日韓為例

解釋何謂「敘事」前,須先解釋何謂「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最早的意思是「觀念的科學」,意即用科學方法,解釋不同思想如何出現。

後來馬克思援用此語,形容統治者向公眾灌輸理念,合理化現存的政治秩序。隨後葛蘭西等亦發揚此語,抗爭者同樣可建立意識形態,打敗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若涉獵過文化研究,還會認識「虛假意識」、「文化霸權」、「統識」等字眼,正是不同派系和人物,對意識形態的闡發。

公眾不懂什麼深奧大道理,意識形態通常是一種常識,一種簡化的世界觀。極少美國人看完整本《聯邦黨人文集》;極少中國人看完整本《四書》,但民主和儒家思想,都藉意識形態根植於兩國人民。

在古代帝國,宗教是維繫國家之本;在啟蒙祛魅後的多元世界,人性仍需情感安頓,非理性可以窮盡。民族主義遂取代宗教,成為建立/維繫現代國家最重要的意識形態。[5]

誠如前述,公眾不是看了什麼書而相信民族主義,乃出於情感接受民族主義。情感最重要的載體,就是敘事。

敘事是一系列有開頭、有情節、有結尾地安排事件的論述,從而「傳遞現實,製造意義,也建構認同」(蕭阿勤語)。由「國族神話」乃至「集體回憶」,其內容往往都是敘事。

衛南(Ernest Renan)在〈何謂國族〉中解釋:「共同的苦難比起歡愉更能團結人民。對國族記憶來說,悲憤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它(對公民)施加義務,要求同心協力。」

先以日俄戰爭為例。當年亞洲人首次撃敗歐洲人,天下震動。俄國人一度不願承認,訛傳英軍假冒日本艦隊。陸戰更加艱苦,乃木典希的兩個兒子先後殉國,但他堅持作戰,最終自己持槍迫軍隊一起衝鋒,以大量犧牲換取勝利。

從史書所見,乃木典希決非智將,只是忠心耿耿,決勝全憑剛毅不屈。撇開背景細節,簡直像一齣熱血片。但當「軍神」的故事作為公共敘事,便成為民族主義的燃料:為了擺脫西方歧視,日本不惜代價都要掙回尊嚴。

民族主義的敘事,幾乎都不脫「壓迫>反抗>苦難>承擔」的情節。上述敘事主導了日本國民的意識形態,合理化民族主義,漠視對外侵略也製造苦難。日俄戰爭是日本步向軍國主義的關鍵,可以向善,可以為惡,這就是敘事的力量。

再以光州屠殺為例。筆者英文差,偶爾會翻譯文章自學。其中一篇是「光州民主化運動三十週年紀念特輯」。

因素無習慣存案,譯文放在大陸空間,遭審查刪除,早己佚失。有心的大陸網民,把拙文改為「光州苠主化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辑」,繼續傳播,但仍難逃厄運。網絡搜索仍見標題,但已永遠找不回內文。

然而翻譯的記憶刻骨銘心。譯到最後,全斗煥派大軍到光州鎮壓,一批市民自願堅守道廳,不肯逃難,包括中學生。最後軍隊攻下道廳,留守市民悉數罹難。

筆者一生都不會忘記,自己是怎樣一邊哭一邊翻譯下去。最後一句直譯,本應是「無一生還」之類。但反覆易稿,終於選擇用古文:「盡皆死節」。

從此以後,但凡有朋友到韓國,筆者都會嚴肅地勸對方,請順道去光州,去望月洞基地向死難者致敬。

若一個故事對外人的影響也如此之巨,我們可理解它怎樣改變韓國。這故事太偉大了,不用懂什麼是民主,已徹底毀滅政權的意識形態。

光州的敘事,燃點後人爭取民主之火,掄鐵棍、扔汽油彈、切腹、自焚、前仆後繼,因為光州的血不可以白流。

沒有政體可僅憑契約論的理念成立,必然具有機的偶合,歷史的際遇。作為儒家文化圈一員,韓國向無民主傳統。敘事成為共同體的紐帶,方能如柏克(Edmund Burke)所言,聯繫逝者、生者和後人,為共同的目標奮鬥。

當偉大的敘事為崇高的目標服務,便能打敗政權的意識形態。民主和民族,通過敘事有機地合一,韓國遂脫穎而出,成為亞洲難能可貴的民主國家。

2016 年,首爾百萬人集會倒朴槿惠,朋友適逢其會。街道萬人攢簇,歌聲響徹首都,惜朋友聽不懂。還幸安裕先生撰文,方知是紀念光州的《獻給你的進行曲》。[6]

* * *

五、林子穎的敘事轉向

試想您身在南非,懷幽思古,撫今追昔,拜謁孟德拉的墓地。

您恭敬俯首,省視墓誌銘,赫然發現:

「去左膠和理非非集會,聽日繼續返工?不了。」[7]

筆者明白不好笑。

香港本土派一直有建構民族敘事,但通常集中於兩點:

1. 文化民族主義。英治帶來不一樣的生活和認同,業已建構香港成為族群乃至民族。「集體回憶」便是重要資源。

從制度論出發,此說當然成立。然而這套事後建構的「後設敘事」,對現況的解釋力頗有局限。

相信最熾熱的民族主義者都承認,若您回到 97 前的香港大談港獨,多數港人必把您目為異端(其實至今未有大變);您向一百個港人談馬文輝,九十九個人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這套敘事與史實有點距離。英國的確有份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沒像其他殖民地推動「民族工程」(nation-building) ,把港人塑造成「黃皮白心」的「英國子民」。

港英不似國共雙方,熱心在港爭奪意識形態的「正朔」,中國民族主義一直在港非常茁壯,金庸、梁羽生、李小龍等都是顯例。

六七暴動是另一分水嶺,面對左派威脅,港英醒覺要「補鑊」,強化香港認同。惟此認同針對的是共產主義,「去國族化」的香港認同乃以資本主義為依歸,避免更高層次的國族想像--因為英國不想接收幾百萬香港新移民。

上述歷史全貌,較能解釋為何大量土生土長的「真本土」,在 97 後成為藍絲,轉投威權資本主義的中國,派生分化撕裂。

一如台灣的日治時代,殖民歷史固然是民族分道的重要源頭。但未足以建構有充分說服力的敘事,凝聚香港民族與中國爭衡。

2. 指責和憤恨。指責中國、泛民、左膠、港豬。。。致令雨傘革命失敗;憤恨他們不尊重香港民族的訴求。

上述敘事建構的「我群」與「他群」,不純然是「香港 vs 中國」的對立,不少港人都被劃為「他群」,甚至成為比中國更可憎的敵人。

先為本土派稍稍申辯。他們不時被誣枉為「鬼」,正是憤恨一大源頭。然而尋根究底,原因何在?

因為本土派的意識形態,與上一代截然不同。他們所得的政治啟蒙,泰半來自網絡,上述敘事早已定調。致令兩代都懷抱先入為主的鄙夷,一旦牴牾,雙方都會朝壞處猜度,觸發惡性循環。

筆者無意評論本土派的指責是否真確,此非拙文關懷所在。敞開心扉,他們的憤恨很可能有理。然而這套失焦的敘事,對民族主義作用有限。

這套傾向指責和憤恨的敘事,只會對民主派內熱衷政治的人生效,吸納激進的反共者轉投本土派,並加強同仇敵愾的影響力。其主要功用,其實是競逐民運圈內部的地位。

但對圈外沒政治意識的普通人,乃至親中的藍絲,這套敘事幾乎毫無作用,操作時也有不斷樹敵的副作用。

且以金庸來揭露弔詭。若您有幸和金庸對話,坦誠追求香港獨立,但金庸痛斥其非,您會怎樣回答?相信您很難回敬「返大陸啦」這類網絡常見的話,原因不僅僅出於禮貌。

金庸不但是文壇泰斗,他的作品業已成為香港史、共塑港人的身份認同。但無人可否認,其作品處處流露中國民族主義,晚年言論亦漸趨保守親共。

若無自由的香港,斷無金庸的文學成就。但他和同代人,畢生都受中國民族敘事洗禮--由滿清喪權辱國,到抗日戰爭的悲情故事。無論國共兩黨,都藉此敘事為其背書。

即使理性上他們未必認同政權,但這套敘事已嵌入其生命,建構其認同。哪怕中共多行不義,暴虐百姓,但只要中國強大,他們依然為之光榮。面對「認知失調」,多數人寧偏聽護短,也不願改弦易轍。

就像有人告訴本土派,港獨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後者難免感到不快甚至傷害。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情感魅力。

本土派在困局中必須明白,香港民族主義的真正敵人只有一個,就是中國民族主義(而非中國人)。[8]

左膠「和理非非」集會,當然可以不去。但「不公義的詮釋,是社會運動發起的必要條件」(王甫昌語),「行動動員」的前提是「共識動員」。人民緣何會捨利取義,接受和政權敵對的意識形態?

若干人鄙夷「道德感召」徒勞無功;並鼓吹「成王敗寇」,放下道德,先求勝利,贏了便可操控敘事。然而筆者並不認同,因為現實就是,這套只在網絡流行,只有同道受落的意識形態,根本無法落地動員群眾抗爭。

還記得五月天熱爆的歌曲《頑固》嗎?《報導者》訪問過 MV 背後原型,科學家吳宗信。[9]

吳的遭際堪稱典型。在政權治下本篤信自己是中國人,但長大後讀書留學,得悉史明、江南、林義雄、鄭南榕、詹益樺、陳文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令他們義無反顧,揚棄政權敘事,選擇「改宗」。

香港民族受壓迫,網絡是最便捷的避難所,此乃人之常情。然而民族主義的目標是民族國家,必須要有全民視野的敘事,不能囿於狹隘的指責和憤恨。比一時勝負更長遠,敘事的比併,將決定後人加入哪一陣營。

要建構一套打敗中國民族主義的敘事,興許要五十年,一百年,不屈不撓,沒有捷徑可言。

拙文第四章已隱含答案,習慣乃萬物的主宰。唯有更偉大的敘事,才能取代舊政權的敘事。要麼用生命去建構敘事;要麼用學養去詮釋敘事。梁天琦選擇了前者;林子穎選擇了後者。

筆者最欣賞《地厚天高》之處,是導演林子穎回歸民族主義的古典敘事(壓迫>反抗>苦難>承擔),儘管林導未必有此意。

不同一般政治論著,《想像的共同體》旁徵博引大量文學作品和理論(別說內容,往往連書名都聞所未聞)。令人折服的文學修養,讓安德森洞察敘事之功。

《地厚天高》看似「去政治化」--這只是表象。因為文學修養,林子穎有視野走出糾纏,說一個年輕人受苦楚,普通人有共鳴的故事。

即使她無政治意圖,但若合符節地契合民族主義的敘事傳統。唯有這種古典敘事,才能成就高貴的民族主義,這是令人欣慰的開始。

* * *

六、斯巴達的喻意,林子穎的答案

大家都聽過「溫泉關」的名字。但小時候筆者不讀書,一直想當然地以為,既然溫泉關那麼出名,那場仗應該打贏了。

長大後筆者才知曉溫泉關失守:希臘聯軍的主力撤退,唯斯巴達和少數城邦,自願留守關口。憑著英勇和地利,連番擊退波斯軍的精銳「不死隊」,氣得波斯王三次從王座跳下來。

但有希臘人受賄通敵,供出往溫泉關的小路。腹背受敵下,斯巴達王力戰而死,波斯王的兩兄弟陪葬。為保斯巴達王遺體,三百衛士擋住了波斯軍四次衝鋒,終究寡不敵眾,逐一陣亡。攻陷溫泉關的傷亡慘重,為了洩憤,斯巴達王遭梟首示眾。

及後反敗為勝的薩拉米斯海戰,則由雅典領軍。但試問身邊的人,幾多人說得出這場勝仗?世人念念不忘的,倒是失守的地方。

斯巴達行雙王制,兼有元老院,公民雖享有一點自由,卻是靠變態的軍國主義來運作。斯巴達人對敵驍勇,但對同胞同樣殘酷。[10]

另一革命家托洛茨基,和梁天琦同樣執著於勝利。正是前者在黨爭中說下名句:失勢的對手注定要進「歷史的垃圾堆」。

蘇聯草創之初,外有列強,內有反抗,托洛茨基臨危受命,南征北戰,成為紅軍的戰神挽救蘇聯。乃後水兵嘩變,他鐵腕鎮壓,殺自己人一樣毫不手軟。為了革命,他不憚沾滿鮮血。

然而功高望重,招來嫉妒,中箭下馬,最終托洛茨基也成為革命的犧牲者。

《地厚天高》首映的問答環節,觀眾洞若觀火,詢問察林子穎的敘事取捨,撇開本土派很多爭議,會否避重就輕。不認同的評論更加直白,用到「洗白」、「狡猾」等字眼。

前述的衛南還有另一名言:「要造就一個民族,其中一部份工作,就是要把歷史搞錯。」的確要警惕敘事的扭曲,中日民族主義都是殷鑑。

然而筆者要為《地厚天高》辯護。

1. 無論有意無意,無分任何派別,任何敘事都隱含「敘事策略」和「論述意涵」(蕭鳳霞語)。光明正大的敘事亦然。

世人咸譽柏林牆的倒塌,乃公民抗命的典範。萊比錫更為人津津樂道。然而觸發浪潮的一系列動盪,包括騷亂。

89 年起,不少東德人逃往共產陣營國的西德大使館,要求轉赴西德,東德答允。不過運載難民往西德的火車,須經東德領土,其他東德人都想「搭順風車」逃亡,觸發騷亂。後人的歌謳多談萊比錫,少談騷亂,惟後者同屬歷史。[11]

到 11 月 9 日推倒柏林牆,初時形勢其實緊張,為了「衝擊」柏林牆,東德人民當然與守兵屢生衝突,守兵亦開過水炮,最終東德高層放棄鎮壓,才和平收場。

鮮有大型的公民抗命能硬套教科書。若因東德人民弄傷幾名守兵,便批評他們隱惡揚善,使用暴力,不算公民抗命--這是膚淺的。若連推倒柏林牆,重奪公民廣場都不算數,世上己無多少合資格的公民抗命。

我們要用批判的眼角審視一切敘事,查察有否隱瞞欺騙。然而發微索隱,不見東德抗爭的小節推翻大節,筆者便接受人性使然。

同理,《地厚天高》的視角僅出自一位導演,不涉由上而下的權術播弄。可在公共領域與其他敘事一起競逐,訴諸公論。筆者既肯認公民抗命,不會求全責備;也尊重藝術家有其偏愛,即使敘事略嫌班駁,未及周全,但筆者不會剔瑕掩瑜。

2. 梁天琦入獄前,筆者已訪問他兩次,錄音長逾兩小時。但自忖未看完鄂蘭的書,未敢下筆,拖沓下來就擱下了。現在回思很後悔,也許就是拙文寫得太長的原因,有點想贖罪。

訪問的時候,筆者都會「懶公正」,問到反對者的質疑。最大一支「整死」梁天琦的箭,就是批評他不貫徹革命初衷,待在美國不回港幫手。

彼時梁的掙扎猶在眼前。很久之後,筆者才能感同身受,明知抗爭應以身作則,但又自知無法坐監太久,不僅苦於無力挽救,遭奚落的苦楚才更難受。若您注定要坐七八年牢,為了理想能否在所不計,甘願多坐一兩年?唯有切身的代入感,才能產生由衷的同理心。

此所以筆者鋪陳斯巴達為伏筆。忝為民主運動一員,筆者背後也有箭創,民主運動的幽暗,通通都經歷過,不用電影提醒,所以不覺偏頗。

無論斯巴達何其殘酷,戕賊人性,都不能掩蓋溫泉關失敗的光榮。通過敘事,溫泉關成為以弱對強的永恆隱喻,人性依然可以選擇,哪怕事不我與,哪怕必敗無疑。

筆者見證過中傷、背叛、反覆、支吾、軟弱;也體驗過真誠、獻身、勇氣。功過可以評論,但無論任何陣營,都不應用前者抹殺後者。付出過的人應得相稱的尊重--起碼比只會指指點點的人值得尊重。

對此筆者絕不讓步。

* * *

七、席勒的彎枝,康德的曲木

柏林在其作品,多次援引康德和席勒的話。

康德:人性是塊彎曲的木頭,從未造就過直的東西。

席勒:受傷的民族就像壓彎的樹枝,終究因羞辱而反彈。

柏林既是猶太人,又是難民,一家由蘇聯逃往英國,始獲新生得脫厄運。

但縱在不排猶的國度,猶太人作為少數,一生都要鑒貌辨色,微小謹慎,迎合主流族群。他的一生就是證據,證明人需要共同體的保護,需要和彼此理解的人共同生活,才能感到如家的自在(feel at home);享有真正的自由。

是故柏林反對盲目崇拜啟蒙理性,尊重人性中的自然感情,也是終生不渝的猶太復國主義者。

然而柏林強調,他支持以色列是為了猶太人的自由。他不齒同胞不擇手段,為求立國發動襲擊殺逾九十人。以色列立國後,先後邀請柏林和愛恩斯坦擔任外交部長和總統,兩人都拒絕了。[12]

柏林乃從赫德(Herder)洞明人性。無論人和民族,都有根植於人性的表現欲,一旦遭排擠打壓,都會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民主運動不僅充斥派系彼此攻訐。還有好幾次是某派被整,派內同道亦加入落井下石。因為被整者曾和同道構怨,趁著風水輪流轉,當然以理殺人,多捅一刀--反正跟風沒有成本。

見盡顛撲不破的人性,自己真的好害怕,好害怕。弱者熱衷互相廝殺,尤甚於高牆打壓。追求民主的悲哀,是喪生於雞蛋之手,而非高牆之下。

至於民運圈外的公眾,則樂於「外判希望,消費光環」。礙於成本太高,多數人不願投身運動,把希望投放予不同新星(通常是年輕人,靚仔靚女更加好 J),期望由他們號召人民,自己就可隨眾,避免太多付出。

但到他們亦無可奈何,失敗犯錯,光環褪色,群眾便會跟風放箭射死他們。在希望的祭壇上尋找下一個新星,下一個犧牲者。筆者理解公眾都有為難顧忌;但更不豫將希望當作廉價投機。

筆者灰心過,憤怒過--承認吧--也加入過輾轉報復。民主運動暫難期有成,所有人都無能為力。但人性起碼有其他選擇,不再為求報復而壓彎別人;不再外判希望而反求諸己。

下為幾項建議,只須思考,到頭來未必要做任何事。但民主運動的路上,大家也許可好過一點。

1. 尊重每個人的身份認同。差異的認同來自不同的際遇,或香港或中國或混合或超越國族。您覺得難以理解的政見,十九是由於迥然的認同。

後人向奉赫德為民族主義之父,由於德國的走向,他不免受批判。然而柏林亟力為之辯護,赫德一直強調民族沒高下之分,反對任何文化消亡另一文化,所有民族都應一視同仁。

在筆者眼中,只要眼前中國人不曾壓迫別人,他就和一個阿美族人、一個非洲黑人毫無分別,都是平等的。

訪問梁天琦多次,無論當眾和私下,梁從不會說「支那蝗蟲大陸雞」等說話,這點很值得效法。

2. 敢於代入對方達至同理心。留意同理不是同情,也不是無止境的逢迎。而是藉反省認識彼此位置,您有什麼願意讓步,又有什麼不容妥協,同時理解對方亦然。哪怕道不同不相為謀,仍可維持起碼的承認和寬容。

3. 不要用前嫌矯飾自己想報復,推諉自己不作為。「唔妥」別人的最佳回應,就是自己去挺身、去行動、去孭飛、去承擔政治責任。

若通過真誠的捫心自問,您仍可不作為而選擇批評。然而省思後的結論,起碼經過同理心。

* * *

八、結語

最後容筆者解釋,為何不厭其詳援引柏林。

柏林痛心以色列倒行逆施,又自知難逆群眾大潮。但到臨終之際,他清楚要把握最後一次「燒光環」的機會。

他授權發布最後一份公開聲明,呼籲以巴和解,唯一方法是交還大量土地;耶路撒冷可屬以色列首都,但裡頭的穆斯林聖地應交予巴勒斯坦接管。

關鍵在柏林私下寫了附註,當年沒有公開,只有朋友知道:

「對任何人有任何用處嗎?如果沒有--扔進垃圾桶。」

這就是反躬自省的人性典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何妨續貂。不認同筆者,請作如是觀,拙文真的可有可無。

曾在紛擾中見網絡轉載一諺語:

If you want to make everyone happy, don't be a leader, sell ice cream.

看到就忍不住脫口而出:「我屌我就係想賣雪糕啊屌~」

有天去壁屋探監,方知位處岸邊,自由和桎梏,不過轉瞬之隔。當日陽光溫煦,照耀海灘,立時想起《月黑高飛》,男主角便是在海邊再見摩根費曼。

林子穎在首映披露,曾邀梁天琦來映後座談,但沒回音。梁成為第一個敢對她「已讀不回」的男人--他始終未看過《地厚天高》。

只好留待他出獄,筆者已想好電影場景。林子穎和梁天琦在海灘重逢,告訴他答案:敘事的力量比勝負更重要,歷史永遠會記得失敗者。

筆者則當閒角,剛好在附近賣雪糕,免費贈送。那日風平浪靜,地厚天高。

 

注:

[1]王甫昌先生的老師之一,便是神作《自由之夏》的作者道格.麥亞當(Doug McAdam)。

[2]民族(主義)實在有太多歧義。台灣學者汪宏淪先生,意識到 Nation 的複雜面向,傾向採用新字眼,區分族群>文化面向的「民族主義」;還有公民>領土面向的「國族主義」,免生誤會。然而另一學者吳叡人先生,便拒用「國族」此稱呼,沿用 Nation 的舊譯「民族」。我們應該承認,無論港台的本土運動,既有「民族主義」;也有「國族主義」。

[3]早於馬關條約為抵抗日本,台灣已成立過「民主國」;乃後在二二八為抵抗國民黨,亦曾冒起台獨訴求。史家俱視為台獨先聲,但亦須明白他們在當年決非主流。二二八爆發後,台灣精英隨即節制各方,提出 42 條要求,只求自治,不求台獨,但國民黨執意鎮壓。迄至美麗島大審,施明德仍然是被捕者中唯一明確的獨派。

[4]為何香港本土運動與右翼親緣;而台灣新生代則轉趨「左獨」,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惜筆者才疏學淺,暫無能力探究。然而淺讀台灣歷史,略有心得可回饋。

我們不必美化台灣崎嶇的民主路。民族主義在解嚴後爆發,八九十年代台灣出現漫長的撕裂,藍綠統獨互為仇寇,不乏醜陋怨懟。男女分手,家人反目,輒為常態。

台灣「四大族群」的分布,對民主的完善實有炳功。族群交錯的結構,讓不同族群有更廣闊的文化視野彼此理解,更易從他群的角度省思自身。

台灣的轉型正義屢屢面對如下弔詭:當本省人聲討外省人是壓迫者,須要清算的時候,原住民便會走出來說,你們漢人(外省人、本省人)通通都是壓迫者。

歷史的複雜令台灣人更易察覺,民族主義是正當的價值,但非唯一價值,不應被它裹挾一切,需要並重其他價值,方能「過得人過得自己」,建立公正和共享的公同體。台灣的年輕一代既自然而然接受國族框架,也樂於和進步價值結盟,遂成「左獨」新世代。

[5]卡爾頓.海斯(Carlton J. H. Hayes)、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霍布斯邦等學者,都曾以宗教信仰理解民族主義。後兩人之見的確傾向負面。然而海斯(蔣廷黻的博士老師)的比較很公允,結語尤其直中心坎。詳見 goo.gl/wcejP7。

[6] goo.gl/qBqSxZ。

[7] goo.gl/c3aU9M。據新聞報道,孟德拉生前期許的碑文其實是:「埋葬在這裡的是已經盡了自己職責的人。」

[8] 本土派強調中國殖民香港。筆者同意,一如香港曾遭英國殖民,台灣曾遭日本殖民。

港台的民族主義者,為反抗中國殖民,皆推動一種「逆反論述」--褒揚上一次殖民(英治/日治時代)。中國民族主義者不願理解,每視為大逆不道(英國走狗/皇民化)。

日本亦曾遭類似磨難。其民族主義之迸發,很大程度來自西方壓迫。但日本在反抗中迷失,既無分好壞抵制西方;又無分好壞崇拜自己,自信能「超克現代性」,遂用日本版的帝國主義,對付西方版的帝國主義,終致敗亡。

吳叡人先生深明箇中弔詭。他提醒台灣人,不要本質化殖民者;同時不要本質化自己。否則不過將己見定於一尊,延續過去壓迫異己。

吳提出「相互解放論」,只要是非殖民的西方,非殖民的日本,非殖民的中國,只要適合,俱可擇善結盟,重構為台灣(香港)主體,才是結束殖民的真正解放。

「我們必須解構多重的殖民中心與其製造的虛假對立。讓臺灣可以是同時是(自然的)原住民族、(文明的)中國、(和平的)日本、(友愛的)漢族、以及(民主自由的)西方--讓臺灣可以是這一切普世的進步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

[9] goo.gl/drcmFS

[10] 如想了解斯巴達的體制有多變態,請見徐賁《統治與教育》。

[11] goo.gl/dFgT7n

[12] 愛恩斯坦是另一位更有趣的經典。由於屢屢發表左翼言論(包括公開讚揚盧森堡),他在威瑪德國已遭政府監視。乃後移居美國,以其威望之隆,仍難逃 FBI 疑慮,有他的秘密檔案。但愛恩斯坦一生都支持猶太復國,柏林正是與他相交,感其安之若素,肯認兩者並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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