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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九子案」的控罪:如何假普通法行不義

2019/1/12 — 12:10

「佔中九子」案審結,現在靜候法庭四月九日宣判。趁此空檔,我們不妨重新關注這­次檢控,律政司所用的不尋常罪名,因為公眾仍然了解不足。

針對九子的控罪,分別是「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除了「公眾妨擾(Public nuisance)對香港市民來說十分陌生之外,「串謀」(conspiracy)、煽惑(incitement),這些名詞,刑法上屬「inchoate offences」,中文譯做「未完成」罪行,也令人不明所以,但這些看來的專門概念,可能對香港人權有重大影響。

香港人注重守法,但同時視言論自由為最基本的人人得以享有的權利,所以最擔心特區政府通過「以言入罪」的法律。當年廣大市民羣起反對 23 條立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會收到以言入罪的作用。但「佔中九子」案的控罪顯示,沒有 23 條立法,特區政府已經可以藉這些「未完成」罪行的控罪,達到「以言入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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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妨擾」是普通法的罪名;「未完成」罪行是普通法概念。正如去年十月底退休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所說,不要以為普通法在特區繼續實施就是以保障法治,因為「普通法也能壓迫性地施行,若不以適當地運用人權法充分控制,其千變萬化的權力就能夠被誤用。」[1] 法官的臨別贈言,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在沒有民主約制的香港特區,普通法已面臨被誤用來壓迫自由的危險。我們要提高警惕,就先要加強市民對一些危險概念的認識。

「串謀」、「煽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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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謀販毒」,罪在「串謀」,不在販毒之事有沒有發生。只要甲乙丙有參加「串謀」,那麼即使結果販毒之事未有付諸實行,或者沒有證據證明甲、乙或丙作出了販毒的行為,「串謀販毒」的罪名也能成立。同樣,「煽惑他人行賄」,罪在「煽惑」,不在行賄之事實際上有沒有發生,只要被告人有「煽惑」他人做行賄之事,「煽惑他人行賄」的罪名也能成立。販毒、行賄罪行「未完成」,串謀、煽惑已能成立,這就是這些「未完成」罪行的特質。

刑事「串謀」,是與他人協議做犯法之事,只要與其他人達成協議,就已滿足了犯罪元素所需的行為;刑事「煽惑」,是鼓勵、慫恿他人做犯法之事,只要有鼓勵或慫恿他人,就滿足了犯罪元素所需的行為了。協議、鼓勵、慫恿,都是言論行為,例如開會商議、同意合力去做;公開呼籲、派單張、發電郵叫人參加行動等等。這些我們日常發表的言論會否構成刑事罪行,關鍵只在於所協議去做的事或鼓勵他人去做的事,在香港法律之下是否犯法。販毒、行賄是犯法無疑,所以與其他人協議販毒、鼓勵他人去行賄,就能構成罪名了。

「公眾妨擾」

「佔中九子」案,律政司指稱被告協議、鼓勵他人去做的「和平佔中」等事構成「公眾妨擾」罪。「公眾妨擾」是古文,罪名透過法庭判例形成,是早於莎士比亞時代,由於仍未有完善的管制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的法例,普通法針對那個時代的社會需要發展出來的。初時,以這個罪名檢控的,包括經營發出惡臭四處瀰漫的工場、街上養豬、傾倒垃圾糞便甚至棄置屍體在街上、販賣不衛生食物、貯藏危險爆炸品等等。但隨着時代進步,規管公共衛生、環境、公共安全的立法日益完備,過去「公眾妨擾」罪名,近百年來已差不多為立法機關制訂的法例全面取代,早已沒有必要保留這項不清不楚,幾乎任意發揮的罪名。

法律學者早已強烈批評這項歷史陳跡罪名應予廢除。劍橋法律教授 J. R. Spencer 認為,近年仍用「公罪妨擾」檢控的,不外兩種情況,一是被告人的行為屬某相關法例之下一般以小額罰款處理的罪行,但檢控當局要用更嚴刑峻法對待;二是被告人的行為性質不是明顯犯法,而檢控當局想不出其他罪名可以控告。[2]

學者所言,對「佔中九子」案可謂一語中的。

「佔中九子」是金鐘清場之日被捕的。為何不控以違反公安條例第 17A(2)(a) 條「參與未經批准公眾集會」?是否罪名過輕?警方呼籲集會人士散去而他們堅持留在現場,為何不控以「阻差辦公」?是否罪名過輕,而且一般在裁判署法庭以簡易程序應可處理?如果控以這些罪名,「佔中九子」可能早已認罪,完成「公民抗命」的承擔了,但用「公眾妨擾」罪,就得在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審訊,最高刑罰是法庭司法管轄權的上限,於區院是七年監禁,於高院是終身監禁。這不是彭定康所說的「vengeful pursuit of peaceful demonstrators」麼?[3]

何況控罪還不是「作出公眾妨擾」,而是用「串謀」、「煽惑」甚至「煽惑他人煽惑」、以言入罪的罪名?不管你協議之事或呼籲他人去做之事有沒有按照你的計劃發生,總之你有與人協議去做乎籲他人去做就夠了。如果「佔中九子」不抗辯而認罪,將來署方必定更放心繼續用來對付和平抗爭,甚至不待抗爭行動付諸實行,已可以拘捕和起訴主辦組織人士及任何呼籲市民參加行動的人了。

普通法設立「未完成」罪行,本來是有正當理由的,一是防止罪行發生,二是同犯罪責。舉例說,販毒頭子只是指揮手下行事,自己不「落手落腳」;控告他與負責行事的人「串謀」,是要他負上同等刑責的唯一方法。同時,天然限制不致濫用,因為雖說「協議」犯案,不須待案件發生,「串謀」已成,但一般控告串謀,都是在已有人展開行動之後,不然舉證會有困難,因為協議去做之事既然犯法,當然不會白紙黑字簽約的了,所以便要藉已展開的行動,倒過來證明協議的存在和涉及協議的人物。

但是,公民抗命,光明磊落,協議和呼籲都是公開和有書面宣傳的,不須待有行動才檢控。

從「佔中九子」案可見,這些普通法的基本概念,能夠被政府利用進行政治檢控,打壓和平抗爭,扼殺社會運動。檢控權在律政司,以什麼罪名控告什麼人由律政司決定,法庭無權干預,只能就檢控當局所決定的罪名,按照法律判案,滿足所有控罪元素證明至無合理疑點,就得裁定罪名成立,不滿足元素則反之,不能以政治或道德或法律不公義而宣布被告無罪釋放。但即使最後控方不能成立控罪,被告無罪釋放,在起訴至審結宣裁一段長時間內,被告人已受盡壓力與折磨,沒有過人的堅強信念,誰能付得起這樣大的代價?

人權法的約制

然而,檢控當局便用「公眾妨擾」罪,也不是沒有漏洞的。問題回到若按照原定協議去做的事,是否構成罪行。在莎士比亞逝世後 400 年,普通法要受到人權法的約制。舉例說,任何大型遊行集會,或多或少必會阻塞街道,或多或少佔用公共空間,妨礙他人自由使用;但言論、集會等等自由受到保障,因此在決定某項行動是否構成不合法的「公眾妨擾」,必須同時考慮是否合乎比例的問題:干擾的程度和方式是否超出合理範圍。假如行動已按協議舉行,這些問題還會有客觀答案,但假如原定計劃根本沒有發生,一切只是猜測,控方如何去證明「公眾妨擾」至無合理疑點?這些觀點,已在法庭上辯論,現在要看法庭怎樣判決了。

「佔中九子」案將會立下重要的先例。此案得到媒體重視及詳盡報道,顯見我們人權法治意識仍然強大,這是這個階段可以感到安慰的一點。


註:

[1] 原文:"Common law can be used oppressively. Its protean power, unless adequately controlled by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human rights law, can be misused. "
[2] J. R. Spencer "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1989, pp. 55-84, 見頁 77
[3] 彭定康,8.1.2018,英國下議院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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