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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散者們.上】被圍堵、被拘捕 年輕人的說法:我們為何仍在前線抗爭

2019/6/11 — 23:57

6 月 9 日,民陣發起反送中大遊行,共有 103 萬人參與,白衣人潮由北角、炮台山的馬路,一直蔓延到金鐘政府總部,很多人高舉「反送中」、「林鄭下台」的標語,聲勢浩大,蔚為奇觀。

當晚近 10 時,民陣宣布集會遊行結束,數千人仍在遊行終點、添馬道一帶聚集,或如事前個別組織所呼籲 —「不散」。

兩小時後,一群有戴口罩的示威者闖進立法會示威區,堆疊鐵馬,嘗試衝向立法會大樓玻璃前的警方防線,雙方爆發衝突。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霧、催淚水劑,又以警棍撃打示威者,未幾再出動俗稱「速龍小隊」的特別戰術小隊、防暴警察,將示威者從立法會示威區驅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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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一直追逐,先後在龍和道、告士打道等地對峙,最後警方拘捕 19 人,並於灣仔舊警署外圍堵逾 300 人,經調查後可能再作拘捕。

這班示威者究竟是誰?在想什麼?他們為何在 103 萬遊行後仍然留守,以至衝撃?又是什麼驅使他們在旺角騷亂後、抗爭成本愈來愈重的時代,於夜深的金鐘、灣仔街頭上與配備長盾、長槍的警察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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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訪問了多名當晚一直在現場的示威者,了解他們「不散」的心路歷程及現場觀察。其中有當晚被捕的大學生憶述,自己被制服後曾被多名警察用粗口辱罵,「鬧我點解要出嚟、畀咁多時間你都唔走。」其後又被警察暴力對待,「用膝蓋壓住我的頸,再用拳頭或手肘向我後腦打了 3、4下,又掌摑我。」

「為何警方要用如此極端的手法,拉一個從來沒有『衝』的學生?」保釋至今,他仍不明白。

他們年輕

當晚不散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班人?最概括而貼切的詞彙,很可能是「年輕人」。

6 月 10 日下午,警方舉行記者會回應當日凌晨的警民衝突,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指出,衝突中合共拘捕 19 人,年齡介乎 19 至 34 歲,多數為 20 歲左右的後生仔。

而在告士打道一帶被警方截留、搜查及記錄身分的  358 人之中, 16 至 25 歲的年輕人佔逾 81%(291 人),其中有 24 人更是 18 歲以下。

根據記者在場觀察,當日凌晨在現場的面孔絕大部份都非常年輕,從抗爭的行動手法所見,他們的前線經驗亦似乎頗為缺乏。而根據警方資料,亦可以推算,他們在近 5 年前的雨傘運動、以至 3 年多前的旺角騷亂發生時,很多仍未成年,又或不是主力參與的抗爭者。

例如當晚被捕的大學生子俊(化名)。雨傘運動的時候,他只是中學生。礙於年齡和家人限制,他表示自己沒有試過佔領街道和留守,只是嘗試到場觀察及送贈物資,而他在旺角騷亂亦是「零參與」,但他有感這是雨傘運動後年青一代的無力感與新的抗爭方式,儘管當時未獲主流意見的認同。

JD(化名)是大學生,亦是當晚被圍堵的 358 人之一。他同樣形容,傘運前自己仍是個「一無所知的中學生」,一夜間受啟蒙,熱衷政治,甚至從此開始希望成為「一個投身社運的人」,「因為你眼見有咁多人佔領了一個地方,但最後被警察武力清場,然後政府完全冇任何回應,甚至硬推袋住先方案,非常荒謬。」到 2016 年的旺角騷亂,JD 亦因剛好去了旅行,故此沒參與。

偏偏被截留的人當中,JD 竟已算是年紀較大的人。「舊灣仔警署被人圍困那班人,全部都好後生,絕對有理由相信全都是素人,因為他們在青澀臉孔上面的眼神,令我好難忘。」更令他深刻的是,警方要求被圍的人全部脫下口罩,他一望周圍,才發現其他人很多都只有 18、19 歲。「嗰下有少少感動,又幾愕然。」令他百感交集的,是這班更年輕的人,何以不惜一切,留到最後。

「他們點解會搞成咁呢?有人話學生跟年輕人最冇包袱,最能夠追求到自己的理想,完全是荒謬的!這班年輕人,包括我在內,其實是賭上了以後一生人的前途,跟這個政權以死相搏。」JD 說。

舊灣仔警署外

舊灣仔警署外

遊行笑話

不少反送中的人,當日由維園行到金鐘,已經汗流浹背。大部分擠到夏愨道的大台後,都陸續散去。當晚金鐘站,全是準備坐港鐵離開的白衣人潮。

6 月 9 日當日,子俊因家中有事而沒有出席民陣發起的大遊行。晚上他卻暪過家人,編撰藉口前往立法會,為的很簡單,「起碼自己有出一分力」。晚上 9 時許,子俊剛到達金鐘地鐵站,眼見沿途很多穿白衣的人散去,他感到失望。

「遊行的一切是白費了。大家遊行完散去,政府依然漠視百萬人遊行的意見。」他因而有種想法,「如果再無人留守、發起行動,一切由傘運開始,不同政治光譜、派別的努力都會付諸流水。」

子俊坦言,以往自己正是大家口中的「和理非」,但自雨傘運動到往後的日子,他逐漸相信以理性、溫和的表達方式,不能有效動搖只聽命中央的特區政府。

因此當晚他已決定要留守金鐘,逼使政府回應。

JD 想法也接近,當日他有參與遊行,但走到終點後覺得,「冇理由遊完行就算。」在他眼中,早上的和平遊行跟當晚的衝撃行動,兩者沒有衝突。「爭取一樣嘢,你的行動就要慢慢升級上去,最 basic 就是一個遊行,表達民意,然後有這樣的醞釀之後,就要有一班人透過打破體制外的事情,去爭取一些他們心目中要達到的理想。

他甚至認為,6 月 9 日的大遊行是一個笑話:「你見到 New York Times 或 BBC,那些(報道的)標題其實 somehow 在恥笑示威者 — 好啦,你 103 萬人上街啦,原來之後就散水,然後當示威者只是在行使他最基本、最低級別的示威訴求,即是在立法會靜坐,或者把鐵馬放在馬路上,然後竟然會受到最高武力程度的招呼。」

JD 又表示,政府當晚 11 時就 103 萬人遊行發出的聲明,漠視所有人的訴求,所以激起示威者的怒火。不過亦有最初在立法會示威區留守的示威者向記者坦言,當晚網絡較擠塞,自己根本沒看到政府發出的聲明。

「呢個係一個一國兩制最大的考驗,所以如果今日都唔出來,就永遠都冇機會再出來。所以好多人都覺得一定要出來,而衝的原因就是因為終局一戰,再唔出來就冇機會。」JD 說法斬釘截鐵。

粗口警察

對這班甚少走在抗爭前線的年輕人來說,當晚其中最深刻的印象,在於與警察的「相處」。

19 歲的大學生阿勤(化名),當晚有參與遊行,深夜仍留在現場。他本來打算做公民記者,想盡量在現場拍攝做記錄。但在灣仔一帶,防暴警察、速龍小隊的來勢洶洶,令他甚為驚慌,「佢開始唔理記者,見到相機都照打你,或者喝你……有條街得幾個人,但有幾十個速龍衝過來。」他審視自己的身分,「始終公民記者冇記者證,你被人打都係同普通抗爭者一樣,張 SD card 仲可能會被人收。」因此先行離去。

JD 則形容,從沒想過警察會「咁痴線」,一開始就出動速龍小隊,「以為會是防暴盾牌的警察,然後可能會有一些持棍的警察,之後才會有速龍。怎知今次一嚟就速龍,還用最高武力,見人就打,瘋狂的程度令人咋舌。」由於沒料到警方行動會那麼迅速,他坦言當時根本不夠裝備,「冇見人揸盾牌,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就地取材。」例如,他見到當晚有人在垃圾桶搜索東西來當盾牌,「好癲……冇人諗過警察會做嘢咁快,同埋咁野蠻。」

而子俊則直言,自己從不是「勇武派」,無論是過去的抗爭,抑或當晚,都未曾站在第一排。他亦沒有參與「衝撃」。

偏偏他當晚卻被拘捕。

子俊回憶被捕前模糊的片段,只知道拉扯的過程中,有警察從後用手掌抓住自己的臉,「感覺他五隻手指快要陷入我雙眼,然後將我拉入警察堆中。」他向記者展示,事隔兩天,臉上的手指抓痕仍然可見。

直到有意識的時間,子俊已被鎖上手扣,被警方制伏,背向天趴在地上。他想到要通知家人,但被制伏的一刻,警員已立即關上他的手提電話。之後 8 小時,他都與外界斷絕聯繫。

子俊憶述,自己被制服後,由於當時警察防線已推進至更遠位置,他四周已再無示威者、記者,自己一個人埋沒在警察堆中。「他們第一時間不是問我資料,是先發泄自己的怒氣。」他形容,有 4 至 5 個警察壓住他的四肢,又以警棍壓在他的肩胛骨之上,更多警員將他包圍。「用粗言穢語鬧我點解要出嚟、畀咁多時間你都唔走。」他說,警員當時講過的粗口是包括「所有你聽過的粗口都會有,每句都有。」

到警方查問子俊的資料,他尚在思考如何應對時,一個警察用膝蓋壓住我的頸,再用拳頭或手肘向我後腦打了 3、4下,又掌摑我。」

他至今仍不明白,「為何警方要用如此極端的手法,拉一個從來沒有『衝』的學生?」

沉重代價

一年前的 6 月 11 日,梁天琦和盧建民因參與 2016 年旺角騷亂,被高等法院判定暴動罪成立,分別被判囚 6 年及 7 年,刑期之長,令人譁然。

這不過是冰山一角。由近 5 年前的雨傘運動,到 3 年前的旺角騷亂,多個示威者都被判處數以年計的長時間監禁。不少分析已指出,於香港參與街頭抗爭的成本,愈來愈高。此背景之下,6 月 10 日凌晨的示威者,為何仍願意參與其中?

JD 記得,當晚有個外國記者問他,為何他們的行動如此混亂,根本完全是挨打。他如是答:「我們沒有 leader,我們所有的 leader 一係被人拉哂,一係就在外國,沒人想企上去承擔這個一嚟就十年刑期的監禁。」亦因此,當晚示威者沒甚組織,更無領導,「我們當日唯有各自努力,各自求緊生,係求生囉嗰晚……令我好激動同好難忘。」

JD 坦承,在現場心情其實十分害怕,「我明知前面有危險,但香港係要一些人做一些冇 credit 但有功勞的事…而且我不甘心,不甘心一個 103 萬人的遊行,一日之內就完結,而根本就爭取不到任何東西。哪怕是爭取到少少嘢,或者爭取到多一點的時間,或者透過我們的激烈抗爭行為,煲大一些社會的輿論,令到一些人重新想到勇武抗爭的價值…」

「只要改變到一個人,我就覺得好足夠。」

早前佔中九子案,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牧師曾在法庭陳詞時,以「敲鐘」來形容他多年來做的事。在 JD 眼中,勇武抗爭的人亦正是「敲鐘者」:「如果所有敲鐘者都冇哂的話,咁個鐘就冇人敲響。所以我仍然會選擇做一個義無反顧的勇武派。」

「成日有人話要移民,但我哋唔係做錯的一群人,點解走嘅要係我哋?點解劣幣驅逐良幣?無論如何,我哋一定會等到香港最後存亡的一刻。」

當日被捕的子俊,甚至形容這夜對他而言是個「大覺醒」。「以前覺得用較和平的手段,不應太快推進到暴力程度。但就算我們不用這些手段,警察都會照會用『莫須有』的罪名拘捕你,不理你做甚麼,總之你存在,他們都會認為你是『抵被人拉』。」再加上政權依然無動於衷,他表示發覺到「和理非的手段不能解決所有政治議題,而是要用更激進的手段去能引起注意。」

首次被拘捕,渡過「磨滅人的意志」的 9 小時,子俊說感到自由原來像空氣,「有的時候不會珍惜,直至當下我的所有都受人監管。」在警署,他想起德國神學家Martin Niemöller 那首名為《我沒有說話》的詩:

當納粹逮捕共產黨員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當納粹逮捕社會民主黨員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黨員。

當納粹逮捕工會主義者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主義者。

當納粹逮捕猶太人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他們逮捕我時,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抗議。

「以往用較旁觀者的方式,和大眾一樣表達意見。到今次我縱使沒做甚麼,仍被人用手段拘捕。」子俊強調,不想自己在抗爭中並未盡力,等到修例通過才後悔自己沒做更多。「坐喺度都死,何不做多點?」他心中最壞的結局,是香港淪為一般大陸城市。而他現在確確實實地感覺到,香港正朝這方向發展。他不想這樣。

「我不會放棄,我更會願意站在前線。以後會再用類似留守的方法去支撐自己的信念。」

(下篇:「不散」的亦不限於年輕人。記者訪問了當晚留在現場、而已不年輕的示威者,了解他們的想法、觀察。文章將於日內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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