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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說歷史 — 從軍艦島看日韓衝突與仇恨

2017/8/24 — 13:42

軍艦島劇照

軍艦島劇照

為何韓國電影內,特別在殖民地時空中,日人只會是加害者?軍艦島也不例外。何以韓國仇日至深?現略析之。

日韓合併條約第一條:

“ 韓國皇帝陛下將關於韓國全部一切統治權,完全且永久讓與日本國皇帝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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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致力消除朝鮮人的身份認同

下文以語言文字政策及創氏改名為例。先說前者。自從日韓合併,日語則稱為國語,韓語授課時間逐漸減少,直至 1941 年,朝鮮語只成為選修課1。為了鞏固個人身份認同,朝鮮語研究漸成顯學。反而,李朝時期,知識份子階層普遍書寫漢文,又以漢文標音韓語,不用諺文 (HANGUL) ,有其身份象徵在焉。普及朝鮮語,組織學會,發行雜誌,出版辭典,除了對抗殖民政策,更有其他原因。例如 1930 年的調查報告指出,有近八成韓人不識諺文與日文2,教導民眾韓文有掃除文盲的意味。至於消減漢文影響,早在日韓合併前已生根3。此外,皇國臣民化的另一重點是創氏改名。殖民政府認為朝鮮人只有姓沒有氏,並不「近代化」,更強迫他們改日本姓名,不遵者升學就業也成問題。電影中,形象鮮明的親日領袖亦有更易姓氏。實際上,強制措施使朝鮮人身不由己,即使愛國詩人尹東柱,需改名平沼東柱,才可赴內地(日本)升學。

內鮮一體

內鮮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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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壓打擊獨立活動與歧視下的暴力

合併最初十年先後出現謀剌總督,襲擊憲兵派遣所的事件。不過,三一運動最為知名。由二八獨立宣言開始,加上知名宗教人士被捕,民眾聚集寶塔公園示威,運動擴散範圍不可收拾,最終以流血收場,殖民政府鎮壓,死傷枕藉4。積累的偏見也使韓人喪命。電影後段,燭光眾會中的工人言道,日政府在關東地震時發出錯誤信息,令朝鮮人平白遇害。然而,實際情況卻更殘酷。 1923 年,關東地震爆發時,正值中午,日常的生火造飯卻令木造建築陷入火海。內務省散佈朝鮮人縱火消息,軍警與民眾向韓人瘋狂報復。如軍隊在墨田區以機槍射殺韓人,事後還掘起屍骨,試圖掩蓋真相5。持續的高壓政策引致大小不一的武裝抗爭。三一運動後,朝鮮人成立臨時政府,不同團體各自為戰,有上海虹口公園的襲擊,有延邊地區的游擊戰。直至 1939 年,金九與金元鳳整合左右政治聯盟,接受國民政府財政支援。隸屬兩派的義勇隊及光復軍統一,協助國軍解讀密碼,審問戰俘。電影開首,朴武英接受美軍 OSS 訓練,便在此基礎實行的。他們主要以西安,阜陽為基地,學習諜戰技能,為期三個月6。戰時的韓美同盟放諸現時時空下也沒有遺和感。

3. 殖民結構下的強制勞動

總督府一直視朝鮮半島為資源補給地,隨著日軍陷入戰爭泥沼,人力吃緊,透過《國家總動員法》,《徵兵令》調集朝鮮人當兵,補充軍需工廠,礦產的勞動力。端島,即軍艦島內,長時間的煤炭挖掘工作,由朝鮮人,中國人,盟軍俘虜負責,勞動條件非常惡劣。然而,殖民地在朝鮮半島徵兵的數量龐大,超過 20 萬,士兵戰後回國後也備受歧視,無法領取退休金7。至於,朝鮮女性亦是殖民體系中的受害者。慰安婦被國家動員,跟著軍隊由北至南移動,途中隨時被強暴,淪為軍需品,這完全漠視人性的基本尊嚴。以性勞役其軀體,每人皆身心受創。連同日軍在中國,南洋,肆意侵犯各國婦女,無疑是暴行。然而,慰安婦的形象卻不是單一的。時至今日,年愈古稀的受害者均是獨立的個體,其自身的經驗應該重視8。現時,韓國挺對協堅持每名慰安婦均被日軍強制連行。這忽視人口販賣業者橫行,誘騙,剝削婦女當挺身隊,隨軍護士,又在重男輕女的社會下,買賣親人的現實9。否定論者認為慰安婦只是賣春,是「合法」的經濟行為。這漠視日軍—業者—慰安婦的結構,軍方直接或協助業者管理慰安所,如電影所示,派出醫生為她們檢查,更自詡「文明」。他們不僅將女性置身暴力結構內,使無論其自願與否,均被強迫地廁身這地獄,成為滿足扭曲欲望的工具,這已是日本政府的罪過。


今年 8 月 14 日 -  9 月 30 日,慰安婦記憶公車經過日本駐首爾大使館時,便會放送《阿里郎》

總結

今年 8 月 14 日 - 9 月 30 日,慰安婦記憶公車經過日本駐首爾大使館時,便會放送《阿里郎》

最近每年光復節( 8 月 15 日)前後,均有以日治朝鮮時代為背景的電影上映,軍艦島是其中之一。當中呈現的仇恨之深直至今日亦未減退,也有形塑南韓新國族主義的意味。固然,日韓合併後,總督府暴政甚多,常以文明開化的姿態,強迫半島民眾成為日人,消珥其身份認同,如禁用韓語,推行創氏改名,必需記頌皇國臣民誓詞等。凡此種種,是朝鮮舉國淪亡後,將韓人的自尊踩在腳下,表面上是內鮮一體,實質卻充滿歧視與暴力,由此導向朝鮮人反抗一途。再者,舉國動員,韓人不分男女皆被視作戰爭機器的必需品,充任軍人,工人,甚至是慰安婦。特別是朝鮮人慰安婦賠償問題,乃日韓兩國交惡的重要原因。日方以 1995 年 AWF 民間募集的慰問金(也有政府注資),以及安倍政府的慰問金,用來解決歷史問題。至於,韓國挺對協持續提告日本政府二十年,聲援者富有正義感,不過,1965 年日韓協定中取消個人索償權,成為最大障礙。再者,受害者形象漸漸凝結成共識,他們個人的敘事經驗被剪裁成「完美的受害者」,認知與詮釋單一化,加上否定論者助燃,意見趨向兩極,日韓跨派別協議達成的機會頓成泡影,只留下戈爾迪姆的結 (Gordium knot) 。

註腳

[1]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 (1937-1945) 〉,《海行兮的年代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2002 ),頁 48
[2]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 (1937-1945) 〉,《海行兮的年代 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 2002 ),頁 53
[3] 曾曉渝,〈說殖民者的語言?用殖民者的文字?韓文的身世啟示我們什麼〉。取自端傳媒, 2017 年 8 月 16 日
[4] 三一運動犧牲者名冊所載為 630 人,朴殷植記載則為 7509 人,此見於金元培,鄭園燁,〈首次公開三一運動和關東地震被害者名單〉。取自韓國中央日報, 2017 年 8 月 16 日
[5] 鄭優希,〈被屠殺的在日朝鮮人,民間積極與官方缺席〉。取自端傳媒,  2017 年 8 月 16 日
[6] 石源華,〈韓國光復軍戰史述論〉,《軍事歷史研究》( 1998 年第 3 期),頁 79-80
[7] 小熊英二著,黃耀進譯,《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台北市:聯經, 2015 年 9 月),頁 348-352
[8] 與阿嬤溝通,敘述過去,需耐心與體諒,建立信任關系,不以單一研究對象視之,此可見於彭仁郁,〈過不去的過去:「慰安婦」的戰爭創傷〉,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市:聯經, 2014 年 7 月),頁 471-485
[9] 作者指出挺身隊並不全等於慰安婦,連同不容於挺對協的異論,書藉出版後更被提告。筆者認為作者的論點未必適用其他國藉的受害者,此見於朴裕河著,劉夏如譯,《帝國的慰安婦 殖民統治與記憶政治》(台北市:玉山社, 2017 年 7 月),頁 71-72, 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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