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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想像的方法:都市作為符號

2018/2/12 — 11:37

《重慶森林》劇照

《重慶森林》劇照

所謂的國家、地區是一個符號概念。一個國家、群族、地區並不是憑空誕生,它需要文學與電影來填滿符號的空洞。每位文學、電影創作者及觀眾都用自己的方式來理解自己身處的「聚居地」。文學與電影在現實的重要性,就如王德威在〈想像中國的方法〉所言,它們作為社會性象徵活動,不單「反映」現實,同時亦會參與、驅動種種現實變貌。故此,文學與電影等活動,可以美化現實或暴露現實的殘酷。

每時期的文學與電影等藝術文化,除了以美學方式記寓歷史環境,亦反映了作者個人主觀意識及作品掩映的意識形態。若觀眾未能與藝術作品保持距離,以一種理性的審美態度欣賞藝術作品的形式與內容時,往往很易被藝術作品的各種預設牽動情緒,甚至改變了對某議題的態度取向。香港這個「都市地區」亦是一個符號,它同樣需要「文化」來為它填充意義。在下文,筆者選取了與香港有關的二篇文學作品及一部電影,看創作者以怎樣的態度,理解他們身處的香港及其作品為「香港」這符號填充的內容。

有時工作使我疲倦

中午便到外面的路上走走

我看見生果檔上鮮紅色的櫻桃

嗅到煙草公司的煙草味

門前工人們穿著藍色上衣

一群人圍在食檔旁

一個被子用鹹水草綁著一隻蟹

帶牠上街

我看見人們在趕路

在殯儀館對面

花檔的人在剪花

 

在籃球場

有人躍起投一個球

一輛汽車響著喇叭駛過去

有時我走到碼頭看海

學習堅硬如一個鐵錨

有時那裏有船

有時那是風暴

海上只剩下白頭的浪

 

人們在卸貨

推一輛重車沿著軌道走

把木箱和紙盒

緩緩推到目的地

有時我在拱門停下來

以為聽見有人喚我

有時抬頭看一憧灰黃的建築物

有時那是天空

 

有時工作使我疲倦

有時那只是情緒

有時走過路上

細看一個磨剪刀的老人

有時只是雙腳擺動

像一把生銬的剪刀

下雨的日子淋一段路

有時希望遇見一把傘

有時只是

繼續淋下去

煙突冒煙

嬰兒啼哭

路邊的紙屑隨雨水沖下溝渠

總有修了太久的路

荒置的地盆

有時生銬的鐵枝間有昆蟲爬行

有時水潭裏有雲

走過雜貨店買一枝畫圖筆

顏料鋪裏永遠有一千罐不同的顏色

密封或者等待打開

 

有時我走到山邊看石

學習像石一般堅硬

生活是連綿的敲鑿

太多阻擋 太多粉碎

而我總是一塊不稱職的石

有時想軟化

有時奢想飛翔

——梁秉鈞〈中午在鰂魚涌〉, 197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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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鈞以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所描述的漫遊者 (Flâneur) 身分, Flâneur 帶有一種眼光、一種反思、一種閒適,對都市文化有興趣,所以才能與群眾保持一種既近且遠的距離, Flâneur 的工作是漫無目的的觀察。在詩中,梁秉鈞不帶批判的態度,用一種處於城市人與觀察者的眼光,來寫〈中午在鰂魚涌〉。在詩中,既是觀察者的他,「反映」了籃球場的青年、卸貨工人與磨刀老人等的日常生活,亦流露出作為生活於這城市的都市人,對鰂魚涌這個地方的感受與體會,他沒有以「評論者」的心態來看待屬於他的城市,更多的是關懷與包容。有趣的是,在最尾一段,在觀察過程,梁秉鈞寫出了,作為香港的上班族的心情:既要在工作中拼搏,但又想自由的矛盾掙扎。作者採取較正面的態度寫香港時,婉轉地美化了香港的小區社會的現實。

斜陽的金粉

紛紛灑落在

大廈、大廈、大廈

船隻、船隻

海面

啊!

這就是我生活了

三十年的城市嗎?

要不是有人提起:

感謝道光皇帝

的幾乎忘了:

這個海港

有一個

英印女皇的名字

維多利亞 勝利!

帶著一百多年歷史的重量

向我久已麻木的腦袋

隆隆轟擊

使我痊癒的痼疾

猝然復發

劇痛中:

我看見島和半島之上

一根根

金色的木椿之間

溢出了血

海面

漸漸染成腥紅⋯⋯

我感到一陣暈眩

腳下的山徑

打成一樓灰色的雲煙

身體正向空中浮動

「別怕!」

有人扶了我一把

「這是太平山;你走著的

是一條鋼筋水泥的山徑

姬達先生天天都來散步呢!」

不知怎的

的便清醒過來

忘懷一切

斜陽的金粉

依然散落在

大廈、大廈、大廈

船隻、船隻

海面

——古蒼梧〈太平山上,太平山下〉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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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上,太平山下〉同樣是「看」,但古蒼梧「反映」的是,較負面的香港都市景觀,暴露都市化進程對環境破懷的現實。詩中寫木椿如何「硬打進」海裡,海面「滲出血」、「腥紅」的畫面,都帶詩人沒有明言的評價。當時的香港處於都市化狀態,發展主義者(如提倡經濟發展為先的城市規劃者)透過種種媒介,歌頌發展中的香港如何精彩,進步與現代化之際,古蒼梧反過來,透過其文學作品,拋下了一個「絆腳石」,讓讀者停下來,看過度誇張化的發展背後,帶來的現代性問題,如環境破壞、基層未能與「發展」協調的犧牲。

以上兩位作家所寫的「香港」都帶有感情色彩。兩個詩人所提供予「香港」這符號的內容不同:前者是閒適與平淡的「香港」,後者是讓人焦慮的「香港」。比起官方歷史所說述的「香港」易於引起市民有共嗚的。兩位詩人在其作品中,都提供了一個不同的「香港」景觀。

           另外,王家衛的《重慶森林》也為「香港」提供了另類的歷史寫書。《重慶森林》是其中一部面臨 97 回歸,有關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的電影。(同時期的陳果的九七三部曲、妓女三部曲同樣是有關身分認同及中港關係的電影等) 97 回歸已成過去,現時的香港人若翻查有關 97 回歸的資料,較易找到的相關文獻都是官方性質的歷史及新聞記錄,如有關中英聯合聲明、戴卓爾夫人、香港回歸交接時的影片或書稿。這些資料某程度上是對於後人理解 97 時期「香港」這都市的其中要素。

然而,這些官方式的「公式化」歷史書記,忽視了當時切身處地,面對 97 回歸的香港人的個人感受。而且,這班處於政治改變的香港人,才是要繼續在這地方生活下去,但他們的聲音卻完全地被矮化,被「歷史大事」所掩蓋,仿佛在 97 回歸這議題,他們沒有應被正視的地位。因此,當時的文學與電影就是以另一種方式,記錄這些「被忽視的感受」,並把這些真實存在的感受,作為對 97 時期「香港」這符號的理解,這藝術性的記錄,為當時的「香港」提供了類似「小寫歷史」的內容。

以《重慶森林》中警察 223 (金城武飾)為例,他對 MAY 的迷戀、對「鳳梨罐頭」的執著、對「限期」的抗拒,都表現了當時香港人對「限期」的不安與英藉身份的留戀。若說 223 所不能放低的 MAY 是當時港人不能放低的香港。那麼, MAY 在電影中的不出現及 223 對MAY 的一廂情願,可以說,是導演對當時港人的「憧憬」的當頭棒喝——「憧憬」只是港人的一廂情願,它從來未曾出現,亦不會出現,回歸始終會來的事實。《重慶森林》所展現的,除了表現了導演所理解的 97 時期的「香港」,亦同時反映當時香港人對「期限」的恐懼與不安,「恐共」的意識形態。同時,電影與真實之間的互涉,會影響香港人的身份與國族認同。

藝術文化雖屬於上層建築,但它們往往與社會發展、生活日常有撲朔迷離的關係。社會發展會影響藝術文化表現的重心;藝術文化亦會反過來影響人對身處的社會的理解。地區性的分野除了是基於民族等因素,亦是靠本土的藝術文化來維持。都市、甚至國族等概念的存在,並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隨著種種可改變的因素,人對「都市」及「國族」的理解都會改變。符號內容的改變,符號的象徵意義亦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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