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與石永泰先生商榷:為什麼我們為公民抗命者入獄而不忿

2017/8/23 — 21:40

石永泰先生接受有線節目訪問,談雙學三子被判入獄一案,提到抗爭者「出得嚟行,預咗要還」,被判入獄是「求仁得仁」。後來在 01 專訪中,又再重申強調參與公民抗命的人應該早有受罰(監禁)的心理準備,並認為部分公眾在法庭作出與自己政治立場不同的裁決時,就斷言法治已死,是「自毀長城」、「講多幾次就真的死」。

我認為石先生是值得尊敬之人,並非坊間部分人所言已經投共;其言論也主要是基於維護司法心切;部分論點也不無道理。然而,有幾點問題,我仍然想向石先生請教與斟酌。

覆核刑期尤如變成重審 多種做法令人懷疑法庭的公正

首先,對於今次上訴庭判決,許多人不滿的是覆核刑期案變成「重審」。上訴庭理應受制於原審庭已裁定的事實裁決作判決。但從判詞可見,上訴庭裁判官重新審視案情,只以影片所見便直接推翻原審庭的事實裁定,這其實有違廣為接納的法律原則,原審庭費盡心思與時間考據證據得得出的事實裁定,怎可單憑上訴庭裁判官的簡單審查就可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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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就這方面,已有不少民間法律團體(譬如法夢)與學者說明其不合理處,不贅解釋。問題是,石先生認為這與司法不公無關,只屬法律爭議,有理據的話,三子上訴便可。我同意上訴庭的考量與判決是否恰當,確實可以通過法律途徑(上訴)進一步解決。然而,石先生忽略了上訴庭的異常做法,絕對會惹起公眾對法庭的懷疑。事實上,楊振權法官多次在庭上打斷代表三子的大律師發言,在審訊後期又尤如盤問一樣不斷審問三人,令人懷疑法庭早有成見,並沒有作出不偏不倚的裁決。

還有,石先生也承認楊官那段「違法達義」的判詞確實有違「普通法世界語言」、有「情緒化」的成份,但你認為不應該只聚焦於這段判詞上綱上線。然而,如果我們綜觀今次裁決,人們懷疑楊官本身有既定立場,絕非無的放矢。沒錯,觀看其他判詞內容,即使有可斟酌之處,但至少也符合一般的法律語言,一小段「情緒化」的判詞絕不能證明法庭早有成見。然而,面對這樣具爭議的案件,法官應該謹言才對,一小段情緒化的判詞,足已動搖公眾對法庭不偏不倚的信心。畢竟,法官判詞是面向公眾,作用之一是令公眾理解到法庭判決的法理原則與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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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檢控的質疑 主要源於袁國強一意孤行要提請覆核刑期

其次,石先先認為法庭判囚三子,不能就因而斷言是政治檢控;正如假設今次被判囚的是藍絲,藍絲也會爭吵是政治檢控。三子既然執行公民抗命,就應預料自己會受到檢控,「所謂求仁得仁,你點可以話係政治檢控、政治清算呢?」

但是,石先生好像沒留意到,三子從來沒有不「求仁」、不接受檢控與承擔法律責任。這點連原審庭在判刑理由上也提及過:「三子有悔意,沒否認所為並稱尊重法庭,定罪後願意承擔法律後果。」事實上,若果律政司沒有提請覆核刑期,三子已開始覆行原審判決的社會服務令刑罰。

石先生也明顯忽略了,許多人之所以認為今次是「政治檢控」與「政治清算」,並非只是基於「三子被判囚」這個結果,而是源於袁國強一意孤行要提請覆核刑期。

沒錯,律政司司長有權因為認為原審法庭裁決犯上原則性的錯誤,或為了維護公共秩序,以及阻嚇暴力行為等理由提請覆核刑期。然而,律政司並沒有對其他同期明顯使用暴力、卻只是輕判的反佔中人作出同樣的上訴覆核。如果單純根據維護公共秩序以及阻嚇暴力的考量,律政司理應一併覆核刑期才對。這種選擇性的做法無疑構成初步理由,令人懷疑律政司基於政治立場而提請覆核刑期。

另外,刑事訴訟一般是交由刑事檢控專員負責決定與執行;但是,根據路透社消息,律政司司長曾主動過問案件,並否決同事不要上訴的建議。張達明學者便提到,即使律政司司長沒有任何政治動機,在這政治敏感的案件中,也應該為了避免外界對司法信心產生動搖,全權交由刑事檢控專員和他的團隊負責才對。但袁國強反而積極介入案件,並排除下屬建議,要求提請覆核刑期,實在令人懷疑背後的動機是否純粹為了公眾利益那麼簡單,有必要進一步交代清楚。

公民抗命者願意承擔法律責任,就代表律政司一定要趕盡殺絕?

第三,律政司基於什麼正當理由,認為三子的案件必須加重刑罰?一般來說,律政司主要考慮公眾利益是否得到保障而決定。在今次個案裡,維護公共秩序和阻嚇暴力行為,成為了兩個主要理由支持覆核刑期。

然而,原審裁判庭已表明沒有證供顯示三子有份導致保安受傷,或有意圖使他人造成傷害;雖然這判決在上訴庭被推翻:楊官以一個「奪」字便斷言行動者必然有暴力意味;在判詞中,則提到三子事前可合理預期計行動者和保安及警方發生衝突是無可避免;但是,楊官的說法與上述判詞合理嗎?何以口號就有個「奪」字,就代表一定有暴力,當中的合理性是什麼?與保安及警方發生肢體碰撞與衝突,又是否一定代表意圖傷人?即使兩者都屬於法律定義下的「暴力」也好,這種暴力又需要多少懲罰才符合比例原則?

歷史上許多公民抗命都需要依靠集會、堵塞馬路交通、佔領街道或機構場地以作為抗命的手段,這些手段通常都會令公共秩序比日常混亂,也容易與警察發生肢體碰撞,甚至激烈衝突。以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為例, 1963 年,馬丁路德金與一班黑人成群進入當時法律不允許他們進入的商店、餐廳等處靜坐與遊行示威;當時一些商店無法營業,交通也嚴重堵塞。最後,示威者與警察爆發激烈衝突。然而,這些事實就代表公民抗命者一定需要被起訴,並加以嚴懲嗎?

沒錯,違法就需要接受制裁,這在許多情況下都是非常合理的做法。如果社會容忍違法行為,整個法律與社會就無法維持正常運作。但這不表示容忍某些違法行為,社會就一定會崩潰。事實上,在某些情況下,某人犯法也不代表政府必須要起訴。法學家德沃金 (Ronald Dworkin, 1977) 在論及公民抗命時,便提到檢察官對於某些個案是否適用刑法,向來都有自由裁量權。譬如,如果犯法者年紀太輕、缺乏生活經驗、是家庭中唯一的養家糊口者、已經真誠悔過、轉為污點證人,或大多數都違反相關法律條文而不能實施等等的原因,檢察官可以適當地決定對違法者不予追究。

在今次個案裡,三子已經接受法律的裁決,並開始履行社會服務令。為何律政司認為必須要上訴,加重刑期呢?當中的正當理由是什麼?

雨傘運動與重奪公民廣場,均符合典型正當的公民抗命

在今次個案中,我們可以分成三個層次來談判決或起訴的正當性,分別是法律依據、法理依據與道德理由。在法律依據上,律政司司長的做法符合權力範圍,上訴庭的判決也依從法律的程序原則、依法裁判;這點上,我與石先生應該一致認同。

然而,我們的分歧便在於法理與道德方面。許多人不滿意今次裁決,認為法官重囚三子是錯誤,亦是對公民抗命的理念作根本否定,正是建基於以上兩種依據。

要論證這點,我們需要回到何謂合理、具正當性的公民抗命。公民抗命理論專家兼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主張正當的公民抗命,需要符合三大條件:

1. 公民抗命不服從的法律或政策是嚴重且明顯的不正義,例如對平等自由原則與公平機會原則的嚴重侵犯

2. 公民抗命必須作為最後的手段

3. 公民抗命需要忠於某種法律或憲法的範圍,使行動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

(羅爾斯的詳細論證過程中在《公民抗命(三):羅爾斯對公民抗命正當性的證明》一文可看到)

羅爾斯的公民抗命理論影響深遠,深受不少法學專家與學者支持。我們不妨看看,雨傘運動或重奪公民廣場是否符合這三大條件。

首先,兩者爭取的是一人一票的真正普選權。民主普選權利是基本自由權利,也是基本法承諾的權利。人大與香港政府遲遲未實現真正的雙普選,是明顯不正義。其次,經過政改、五區公投、簽名行動等等都顯示爭取普選權的方法無效,人們絕對可合理預期地認定公民抗命已是最後的抗爭手段(雖然最後也是失敗)。第三,行動者並非要蔑視整個現存的法律制度,也準備承擔法律責任的後果。

當然,也許有人會反駁,雨傘運動或重奪公民廣場期間,曾出現零星暴力事件與肢體衝突。但這只是運動中一小部分人的舉動。回顧歷史,即使舉世公認的最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譬如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同樣發生過不少暴力事件,但整體而言,大部分參與者都遵守和平非暴力原則,仍然被視為和平抗爭的典範。同理,雨傘運動中的零星暴力事件無法證成運動整體是非和平或暴力的,更莫說當中所謂的肢體衝突、暴力行為,許多只是參與者自衛的手段(譬如面對反佔中的暴力人士)。此外,三子也不直接牽涉這些暴力事件之中。

由此可見,雨傘運動或重奪公民廣場都符合典型規範的正當公民抗命形式。當然,符合公民抗命的正當形式,不代表抗命者不需要負上法律責任。問題是,即使抗命者願意承擔法律責任,是否代表政府一定要起訴或重判抗命者?

良善動機能否成為輕判或不起訴公民抗命者的正當理由?

在此,我們應該把公民抗命與一般違法行為區分開來。羅爾斯認為兩者至少有兩點是不同。

第一,如果公民抗命符合羅爾斯所劃定的第三項條件:抗命者願意承擔法律後果;那麼,這顯示抗命者對法律整體而言仍然是表示尊重的,他們拒絕的只是法律制度裡個別不義的法律條文或政策而已。其次,公民抗命是嚴肅表示對某種不義法律或政策的譴責,他們行動的動機是使社會能夠歸回正義,因此動機是出於良善,與一般違法者為了私利而刻意違法不同。一般違法者的行動所展現的是輕蔑,甚至敵視法律的訊息,並非要改革社會。兩者絕不可類比。

當然,在法律上我們應該區分犯罪意圖 (mens rea) 與動機 (motive)(例如 A 意圖殺 B ,其動機是阻止 B 繼承遺產),良善動機無法幫助被告洗脫罪名,但它確實是量刑時需要考量的理由。法學家德沃金便提到,法官在審理公民抗命案件時,可以使用其自由裁量權 (discretion) 仔細衡量違反法律者的動機行為,適當地對抗命者判決無罪,或者不追究其刑責。另外,檢控官也可以基於不同動機與原因決定起不起訴違法的人,德沃金詰問,為何一個出於良善而為的公民抗命者,不能成為不予起訴的正當理由?

輕判公民抗命者,是否有違法律平等原則?

當然,對此有人可能會反駁,為何公民抗命者能夠單憑良心動機就可輕判,這不是表示抗命者擁有違法的特權嗎?

要回應這問題,實情涉及很深邃的法理分析。法學家德沃金曾經對此有非常詳盡的分析。簡單而言,德沃金認為法律(法治)的終極目的是維護公民的基本權利與實踐平等的正義(政治道德)原則。在這意義下,德沃金認為當政府違反或侵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時,公民抗命不但並非是破壞法治的行為,更是作為一種維護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的最後手段,因此它具有相當的正當性,因為它滿足了法律的終極目的。

為什麼德沃金認為公民抗命是值得法律寬容的行為?德沃金的推論如下:僅當公民抗命者不服從的法律是有效 (valid) 時,那麼他們舉動才需要接受法律制裁。然而,如果抗命者所反對的法律正正是無效,那麼嚴格來說,他們並沒有違法。而為什麼一條法例可以是無效?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因為該法例違憲。

今次個案裡,涉及的公安條例(非法集結)正好有違憲的嫌疑。公安條例是當年港英政府為了防止社會再次出現類似 67 暴動的事件而頒布的嚴苛條例,限制港人的集會示威自由。這條例的大部分內容實情在 1995 年曾經被裁定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牴觸而予以廢除。但在 1997 年,香港臨時立法會將部分被廢除的條文重新制訂,包括將遊行集會通知制度更改為「不反對通知書」制度,並於同年 6 月 14 日,一日內三讀通過。

今時今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仍然適用於香港的法律,同時基本法第 27 條也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集會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除了嚴重有害社會安危的情況下,政府沒權限制人民行使這項基本權利才對。為什麼香港市民集會需要事先向警察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只要沒有不反對通知書,集會就屬於違法?這在法理上完全講不通。

還有,雨傘運動或重奪公民廣場的目的,本身是為了爭取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這兩者不但在《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甚至基本法也予以保障的基本權利。當香港政府與人大 831 決定遲遲無法兌現承諾,給予香港人真正的普選,難道公民抗命者的行為真的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現,而不是追求原本憲法給予的權利實踐?

德沃金:對於可疑或不明析的法律,公民有權不服從

對此,也許有人可能會說,某些法律或政策是否違憲,並不由公民自己決定,而是交由當地法院來決定。然而,德沃金認為我們應該回到最根本的關鍵問題上:當一項法律的有效性是可疑或不明確時,那麼作為公民,可以採取什麼恰當的行動?德沃金給出了三個可能方向:

(1). 公民對於法律是否允許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作最壞的設想。即,縱然公民對法律的有效性產生質疑,他也應該假定他所欲的行為是法律不允許的,他必須服從行政權威命令守法行事,並以政治程序來改變法律。

(2). 如果公民懷疑某條法律的有效性,他可依循自己的判斷而行動,直到某個權威機構(如法院)就案件提出仲裁為止。一旦達成了判決,即使公民仍然認為判決是錯誤也好,他還是應該遵守服從。

(3). 如果公民懷疑某條法律的有效性,他可依循自己的判斷而行動。即便某個權威機構做出了與他判斷相反的判決後,他仍可遵循自己的判斷。

德沃金認為 (1) 和 (2) 是不合理。

(1) 要求公民即使面對可疑的法律,仍然必須假設該法律有效並恪守它。在這點上,法律將被理解為幾乎是不容異議與挑戰的封閉體系。然而,法律的正確實踐,往往需要保持開放態度,樂於接受不同質疑與批評,並鼓勵社會上不同團體與人民追求他們自身對法律的理解。透過反對者的意見與行動,正好檢視法律的價值何在,是否朝向自由平等的正義原則發展。如果公民不允許對法律提出異議,而且改變法律的管道又被不公的制度所堵塞(回顧一下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以及人大「釋法」的權力),那麼法律只是無上權威的命令,而不是具正當性的法治體系,甚至最終會淪為損及公民平等自由權利的惡法。

(2) 也是不可取。德沃金認為,最高法院也可以推翻自己的決定,宣布之前的判決無效。那麼為何一個人不能有權拒絕將高等法院的判決視為結論性的最後裁決?如果最高法院的裁決結果也不是絕對正確,那麼反駁 (1) 的論點同樣適用於 (2),公民並沒有理由僅因為法院裁決後就認定自己原初的判斷錯誤。

德沃金認為, (3) 是最合理的。只要最高法院在涉及個人基本權利上做了錯誤的決定是可以被公共論證的話,那麼公民拒絕最高法院的裁決是他的社會權利。因為公民只需要對法律表達忠誠,而不是對任何特定個人的法律觀點表示忠誠。只要他的行為判斷是對相關法律深思熟慮後的合理觀點(並積極於公共場合上加以證成與說服他人),那麼這行為就有相當的正當性。

當然,任何公民都可以懷疑某些法律是無效或可疑,難道我們就要寬容所有公民抗命?對此,德沃金給予公民抗命相應的限制。譬如,公民抗命的形式必定是非暴力;行動者必須判定社會中的政治和司法過程(包括釋憲)所提供的管道都無效、失去希望後才實施;抗命者在選擇違法行動策略時必須考慮到是否會產生反效果,不可以在明知自己的抗議會更加鞏固自己所要抗議的不義法律和政策時還去違法(譬如侵害他人的基本權利)。這些條件放在雨傘運動或重奪公民廣場的事件也是符合其要件。

另外,在此有需要特別一提的是,不論是德沃金、羅爾斯,甚至是法學家拉茲 (Joseph Raz) ,他們在論述公民抗命的正當性以及相關限制條件時,所設想的社會環境不是「非常接近正義的社會」,就是典型文明的憲政民主社會。這表示,他們所設想的限制條件都是建基於一個假定:在相對正義、具有深厚的憲政基礎與民主(政權具認受性)的社會,法律大體上是有效、公民也有合法途徑改變不義的法律,因此公民抗命才被視為最後的手段,具有相當多的限制。然而,在香港這個社會,既沒有民主選舉、釋法的權力在於人大而不是最高法院、基本法沒有獲得大多數香港人授權與承認的情況下,公民抗命的限制條件應該相對寬鬆才對。這是許多論及或思索公民抗命正當性的本地論者經常忽略的一點。

總結

總結而言,如果公民抗命者是基於道德良心與公義而行動,並且符合非暴力、沒有侵害其他社會成員與法律條文,以及作為最後手段三大條件,那麼抗爭者基於對法律的有效性存疑而依循自己的判斷違法抗命,法院也應該基於其動機而給予寬鬆的刑罰,甚至不予以起訴。畢竟,三子實行公民抗命的理由是基於爭取基本的選舉權利,屬美好平等的整體社會目標;抗命者也只是履行原本該具有的集會自由,並非是要刻意破壞公共秩序。

今年四月,台灣法庭甚至裁定 22 名太陽花運動的被告行為符合「公民不服從」的七大條件,宣判無罪。這七大條件包括:抗議對象是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行動是公開及非暴力、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目的、抗議手段須有助於訴求目的之達成、無其他合法、有效的替代手段可使用、抗議行動所造成的危害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的利益且局限於最小可能的限度、抗議行為與抗議對象間具有關聯性。這些條件不正是上述提到的各項元素?難道香港的公民抗命運動就不符合上述的條件?

最後,我同意我們不應該輕言法治已死,我也不認為今次法庭裁決是三權合作、司法獨立已死的表現。然而,即使三子判囚符合法律依據,這並不代表覆核刑期是合理的,也不代表公民抗命者就必須承擔嚴苛的法律懲罰。正如石先生所言,公民抗命是公民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歷史上也證明許多公民抗命最後是對的。如果有一天司法變成了惡法,公民抗命就是除了革命之外最後的糾正手段。因此,一個合理的政府對於合乎正當要求的公民抗命運動,應該予以最大的寬容才對。但我們的香港政府在沒有認受性的情況下,還要對爭取民主的抗爭者窮追猛打,反其道而行,這難道不令人憤概嗎?這是情緒化的結果,還是很合理地對未來公民社會發展感到擔憂與義憤?如果石先生對議員 DQ 案感觸良多,認為政府有權也不一定要用盡,那麼為何今次個案就不是有權用盡、趕盡殺絕的個例,而是「求仁得仁」的結果呢?

參考資料

Civil Disobedienc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onald Dworkin. (1977).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John Rawls(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謝世民主編:《德沃金法政哲學研究:以平等為本的自由主義》,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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