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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近親性交(亂倫)的道德立法 — 從一場舊時代的辯論反省

2017/5/31 — 19:48

禁止近親性交(或稱「亂倫」,但我傾向以較無道德批判色彩的「近親性交」稱之)的刑事法律規定,存在於世界上許多國家,這種規定的理由主要有兩種類型:第一類是基於實證科學研究,認為近親性交產下的小孩更容易有遺傳疾病,本於此一優生學的考量,禁止近親性交;另一類的理由則是基於道德理由,強調親屬間的倫常,近親間的正常倫理關係必須獲得維持。

這兩大類理由在現代社會中各自有支持者,法理學研究相對來說更傾向於考察基於道德理由立法的正當性問題,這涉及了法理學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即法律與道德的關係。

法律與道德的四個問題

要討論法律與道德間的關係,必須先釐清我們在問的到底是什麼。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聯,往往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而是許多不同問題的集合。哈特 (H.L.A. Hart) 將法律與道德的關係分成四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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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歷史因果的問題,追問的是法律與道德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彼此的關係是什麼。可以肯定的是,法律在發展過程中會受到道德的影響,但反過來說卻不一定。

第二個則是定義或分析性的問題,所欲探索的是法律與道德間在概念上的關聯。要獲得適當的法律定義必須參照道德嗎?抑或,法律與道德間在範圍(i.e. 法律與道德所規範的行為類型有相重疊的部分,例如法律與道德規範都共同譴責暴力行為)與用語上的重疊,只是個偶然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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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則涉及了對法律的道德批判可能性與形式的問題。要承認一項規則是不是有效的法律,必須先借助道德原則或標準才能免於道德批判嗎?法律對道德批判是開放的嗎?如果對法律的道德批判是可能的,那麼這種道德批判是否有任何特殊或排他的形式?比方說,基於「正義」這一概念對法律的道德批判是否已經窮盡了這類形式?「好的法律 (good law) 」比起「正當的法律 (just law) 」是否指涉了更廣泛而相異的事物?

最後一個問題,則是關涉法律能否用以貫徹道德?也是本文討論的核心所在。這個問題可以有各種問法,「被大眾認定為不道德的行為」這項事實足以正當化法律的強制力嗎?用法律貫徹道德是道德上容許的嗎?或者是,不道德行為應該是犯罪嗎?

彌爾與〈論自由〉

被社會接受為不道德的行為應該是犯罪嗎?在法理學與政治哲學的討論裡,對此一問題最廣為人知的回答,首推約翰・斯圖亞特・彌爾 (John Stuart Mill) 在《論自由 (On Liberty) 》一書中提出的論證。

彌爾認為社會多數凝聚而成的價值觀與道德判斷,將透過輿論、道德懲罰與法律等手段,壓迫不合乎其心意的個人意見與行動,這將必然導致僵化個性、壓迫創造力等後果,為了長遠的社會利益,彌爾認為「品格的多種類型對個人對社會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人性向無數的和衝突的發展上給以完全自由,具有重要意義。」

為此,彌爾嘗試提出一套把多數道德驅趕出法律或道德強制的理論,其核心便是後世所稱的「傷害原則 (harm principle) 」:當社會試圖以強迫或控制的方式干預個人事務,無論是透過法律的有形強制,抑或是利用公眾輿論帶來的道德壓力,都必須絕對遵守這條原則:

人們若要干涉群體中任何個體的行動自由,無論干涉出自個人還是出自集體,其唯一正當的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傷害。反過來說,違背其意志而不失正當的施之於文明社會任何成員的權力,唯一的目的也僅僅是防止其傷害他人。他本人的利益,不論是身體的還是精神的,都不能成為對他施以強制的充分理由。

傷害原則並非沒有例外,彌爾認為,傷害原則僅是為各項能力以臻成熟的人們而設,並不適用於孩子,或法定成人年齡之下的年輕人,其種族自身尚可被視為未成年的落後社會狀態的社會也同樣不適用傷害原則。彌爾對這些限制解釋道,「只要人類還處在沒有能力透過自由平等的討論取得進步的狀態,自由作為一項原則就無從適用」;換句話說,一旦人類已經有了透過說服或勸告來引導人們自行改善的能力,這時為了人們自己的好處而施加強制,無論是直接的強制服從或使事用懲罰的方式威脅,除了是為了他人的安全之外,就不再是可接受或可被視為正當的了。

罪與刑的分離

回到近親性交的刑法規定。從彌爾的角度來看,如果這項法律強制的根據是源自於社會對於倫常的多數道德觀,但近親性交只要是來自於個人之間對於性自主的自我決定,而不涉及意願強迫,那麼無論大眾的道德觀如何,彌爾的學說似乎會傾向於支持近親性交的除罪化,亦即,罪惡 (sin) 與犯罪 (crime) 必須分別看待,誠如坎特伯里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傑佛瑞・費雪 (Geoffrey Fisher) 所說:

在文明社會中,所有的犯罪都是罪惡,但大部分的罪惡無法也不應被視為犯罪。一個人最終只對上帝一人負責。

「法律道德主義 (legal moralism) 」則抱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與彌爾同時代的法官詹姆士・費茲詹姆士・史蒂芬 (James Fitzjames Stephen) ,便批評彌爾的理論帶來的是社會秩序的混亂與放縱的自由,彌爾過度誇張了自由的好處,以致於他的理論完全脫離現實。

像彌爾那樣對於自由保持無以復加的巨大熱情是沒有意義的,主張自由的絕對保障更是脫離實際。史蒂芬認為,單純去問自由的好壞並不正確,因為隨著時空環境的差異,自由可能有好有壞,無法強硬地以「簡明原則」加以判斷。我們應該去問的是,在當前的環境中,什麼樣的強制是適當的?這要求我們對於當下歷史與人類經驗進行全盤的分析,只要這項強制對於促進社會秩序與福祉是適當且必要的,那麼這種強制就能夠獲得證立。既然宗教與道德是每個人生活中不斷在具體實踐的行動指引,因此,只要這項宗教與道德的要求適當且是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用法律貫徹宗教信條與道德並無不對,長遠來看更符合社會的利益。

從而,在近親性交的案例上,史蒂芬更傾向於認為,這種由社會倫常、宗教道德所建立的道德價值,只要這項道德價值在當前的社會實踐中可以被認為是合理必要的,那麼對於近親性交的刑法規制就是正當的。這也意味著對史蒂芬來說,強硬的區分罪惡與刑罰是錯誤的,事實上,對史蒂芬來說,罪與刑是一體的兩面,共同對人類社會的秩序發揮作用,箇中的區別不在於彼此管轄的領域不同,而只是管制的手段有所差異罷了。

道德立法的難題:個人、道德與強制

無論是支持法律強制應維持道德中立的彌爾,抑或是主張以法律貫徹道德的史蒂芬,彼此的差異在於他們對於個人、道德與強制的想像存在極大落差,透過反省雙方分歧的爭議問題,將有助於釐清在道德立法議題上我們所應該關注的論題是什麼。

彌爾與史蒂芬最核心的分歧是在於對人性的不同理解。史蒂芬支持人性自利的觀點,傾向於把人類視為小孩或馴養的動物,驅動人類的往往是道德或宗教帶來的希望與畏懼;彌爾則相信人類透過彼此平等自由的溝通、寬容與交流,能夠促成人類整體往更好的方向前進。

對人性構造的分歧理解,也導致了雙方對於強制的觀點歧異。史蒂芬批評彌爾將強制限定於物理性或直接的強制手段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因為就算是彌爾認為文明的自由討論、說服本身其實都是一種強制。當我們擴展了對於強制的理解,彌爾的理論也將失去立場 — 如果討論本身不是文明、如果人類不可能經由自由討論形成自我意見、自我決定、如果所有的討論本身就是一種強制,那麼個人自由也不可能建立在自由討論上面。

最後,道德在彌爾眼中是壓迫個性的多數暴力,但在史蒂芬的觀點下,宗教與道德是組成個人生活方式所不可欠缺的部分,每個人都在實踐某種宗教或道德要求,硬是要求把個人奉行的道德觀與國家對特定行為的規範分割開來,不只理論上無法合理證明,在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這使得雙方對於道德應當在什麼程度上以強制力進行推展這一議題上存在衝突。

由彌爾與史蒂芬的衝突中反省道德立法的問題,對「個人」、「強制」與「道德」,這三項議題的分歧構成了道德立法爭論的核心所在。這意味著,任何嘗試以道德基礎建立的近親性交刑法規範,都必須能夠妥適的給出足以說服眾人的一貫的法律與道德論證加以支持,至於社會最後的選擇是什麼,則始終仰賴於整個民主討論與程序的進展,以及整個社會對於法律與道德關係的反省。

參考資料

H.L.A. Hart(1963). Law, Liberty and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 Fitzjames Stephen(1991).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 Stuart Mill (2003), David Bromwich and George Kateb ed. On Liber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ohn Stuart Mill,吳建良、吳衡康譯(2007),約翰・彌爾自傳,台北:大塊文化。
John Stuart Mill,孟凡禮譯(2013),論自由,台北:五南。
Richard Posner. ‘Foreword’ in James Fitzjames Stephen(1991).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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