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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真理:道德演化論的兩個哲學面向

2017/5/31 — 11:37

資料圖片,叮噹《石器时代的酒店》片段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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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早前立場科哲轉載了一篇有關演化論與道德真理的文章(見《哲學樹洞:演化論與道德真理),主要介紹了演化論如何解釋人類道德以及哲學家 Richard Joyce 和 Sharon Street 的演化論證,對於演化與道德這個題目來說是一篇很不錯的綜論。但是,由於該文章設定的問題是「如果道德的出現已經能用演化論去解釋,那麼還有道德真理可言嗎?」,讀者或會誤以為兩位哲學家的演化論證想證明「道德的演化論解釋為真的話,就沒有道德真理可言」。這篇文章不能說是回應上述一文,但希望在兩點上作出釐清和補充:一、「有沒有道德真理可言」與「知不知道道德真理」不是同一個哲學問題,二、不同類型的演化論證所針對的問題有所不同,兩位哲學家針對的是「知不知道道德真理」這個問題。

從一個思想實驗說起

每個人的腦海都有芸芸信念,現在隨機從大雄腦中抽出一個信念—「拿破崙輸掉了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大雄從來都沒有質疑過這個信念,每當與友人談起這名法國皇帝,大雄總會提及他在這場歷史戰役中落敗而回;歷史考卷是非題問拿破崙是不是輸了這場戰役,大雄也毫不猶豫答上是。試想像一下世間上有各式各樣的信念藥丸,任何人只要服用這些藥丸,不管這些信念是否屬實,都會產生相應的信念。而大雄只不過是在之前不知情的情況下誤服一粒「拿破崙輸滑鐵盧丸」,才會如此堅信拿破崙的軍隊在滑鐵盧中被擊潰。極度懶惰的大雄根本沒有看過什麼相關資料或上過歷史課,滑鐵盧丸的藥效是他擁有這個信念的唯一原因。

現在讓我們來做一個思想實驗測試、問一個知識論問題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 :大雄知道「拿破崙輸掉了滑鐵盧戰役」嗎?他的信念算是知識 (knowledge) 嗎?我們似乎都會認為大雄的信念即使碰巧為真也好,也明顯不能算是知識,因為這樣的信念是不正當的(unjustified)。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問另一個哲學問題、一個形上學(metaphysical) 或本體論 (ontological) 問題:若果上述滑鐵盧丸的情況發生,還有沒有「拿破崙在這場戰役中落敗」的歷史真理 (truth) 或事實 (fact) 可言?在這點上,我們似乎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因為上述情境沒有提供足夠理據讓我們能夠肯定或否定有這樣的歷史真理。由此可見「有沒有真理可言」這個形上學問題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其實並不適用,如果我們問在大雄的情境中有沒有真理可言,其實是問了一個不相干的問題,就好比一個病人做了心臟檢查卻問醫生:「我的腎臟功能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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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真理可言」vs「知不知道真理」

對於拿破崙和滑鐵盧一役,如果我們說「有真理可言」的話,可以分為幾層意思。第一,「拿破崙輸了滑鐵盧戰役」這類句子既不是「愜袱 sdfe 手斐 yfdgh 劾」這般無意義的符號或聲音,亦不是「大雄是男生又不是男生」這樣內含邏輯矛盾的必然錯句,也不是像「扶老太太過馬路,讚!(拍手叫好)」這類非認知的態度表達 (non-cognitive expression of attitude) ;而是一種有真假值可言、可以為真也可以為假的 (truth-apt) 的述句。第二,「拿破崙輸了滑鐵盧戰役」這種句子是客觀地真或者假 (objectively true or false) ,獨立於人的主觀判斷和感受 (independent of subjective judgement and feeling) :如果它為真(假),即使沒有任何人相信它為真(假)或所有人都不希望它為真(假),它也是真的(假的)。第三,至少有一些關於拿破崙和滑鐵盧的命題是客觀為真的。三個條件都滿足的話,我們就可以說有這樣的歷史真理可言。

然而,即使假定有關於拿破崙和滑鐵盧的歷史真理可言,也不代表大雄知道這些歷史真理。以哲學主流所認可的知識三大要素 — 信念 (belief) 、真 (true) 、證成 (justified) 來說,其中一個成為知識的必要條件是已被證成,而大雄的滑鐵盧信念缺乏證成,所以不是知識。對歷史略有所知的讀者或許早已知道拿破崙在滑鐵盧一役落敗是史實,但就算大雄所相信的是事實也好,我們也不會說大雄真的知道這個歷史真理。這就好比一個活在中世紀的歐洲人純粹因為受羅馬教廷逼害後心生憤恨,才相信教廷所宣導的思想(包括地心說)全都是錯的,繼而相信日心說才是正確的,作為現代人的我們知道日心說明顯是科學真理也好,都不會認為這名歐洲人真的知道這個科學事實。由此可見,「是不是真理或有沒有真理可言」跟「知不知道真理」是兩碼子事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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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演化論與道德真理、道德知識

以上的滑鐵盧思想實驗其實是來自哲學家 Richard Joyce 。他之所以提出這個思想實驗作為類比 (analogy) ,是為了演示道德的達爾文假說 (Darwinian hypothesis of morality) 為道德實在論(metaethical realism)帶來的困難。道德實在論認為有客觀的道德真理可言,而根據道德達爾文假說,道德是人類演化過程的產物、演化論可以全面地解釋為何人類社會有道德的出現、為何人會持守道德信念或傾向。一些哲學家包括 Joyce 在內,認為道德的演化過程與實在論所肯定的道德真理沒有關連。在生物學上,只要持守某些道德信念能有助繁衍後代和維持族群的繁盛,就算這些信念與道德真理無關,持守這些信念的傾向也會在物競天擇的過程中被演化出來。

在 Joyce 的論證中,道德的演化過程就如上述思想實驗中的滑鐵盧丸一樣,兩者即使在與真理脫勾的情況下仍能有效地產生相關的信念。因此,由達爾文之力 (Darwinian force) 催生的人類道德信念,就如滑鐵盧丸藥效所產生的信念一樣,都是不正當的信念,所以我們並沒有道德知識、我們不可說我們知道「殺嬰作樂是錯的」、「亂倫違反道德」等道德命題客觀為真。但正如我們無法以滑鐵盧丸的情境推論出「沒有滑鐵盧的歷史真理可言」,我們不能憑這個類比推論出「沒有道德真理可言」或「道德真理根本不存在」,最多只能說人類所持守的道德信念不是知識。

兩種不同的演化揭穿者論證 — 知識論 vs 形而上/本體論

就算 Joyce 的類比論證成功,最多只能證明我們的道德信念不是知識,所以他的論證是一個知識論論證 (epistemological argument) 。與 Joyce 一樣,另一個哲學家 Sharon Street 提出有名的達爾文兩難論證 (Darwinian Dilemma) 也屬於知識論論證,他們的論證有一個共同結論:如果道德實在論是真的,加上道德演化論也是真的,我們就會陷入一個道德知識懷疑論 (moral skepticism) 的局面:我們沒有道德知識、我們不知道道德命題是不是真的,但是二人的論證都不能證明道德真理根本不存在。試圖證明道德真理根本不存在的演化論證,則屬形上學或本體論論證 (metaphysical or ontological argument) 。

到了這裡,或者有人會認為這種「形上學—知識論」的區分煩瑣無謂,但這種區分並非故弄玄虛,在道德演化論的哲學討論中也經常被採用。在學術討論中,以道德演化論的成功作為前提去攻擊實在論的論證被稱為「演化論揭穿論證 (evolutionary debunking argument) 」,哲學家談及這些論證時往往會先註明他們所探討的是形上學的還是知識論的揭穿論證。 Joyce 和 Street 的論證企圖證明在實在論的框架下我們沒有道德知識,所以被歸於知識論揭穿論證 (epistemological debunking argument) ,他們企圖證明的是「有沒有道德真理可言也好,我們也沒有對道德真理的知識」。

形上學揭穿論證 (metaphysical debunking argument) 的代表人物則是 Michael Ruse 。簡單來說, Ruse 認為演化心理學已足以解釋人類道德,我們沒有需要再援引客觀道德真理的存在來解釋任何東西,根據簡潔性原則 (principle of parsimony) 或奧坎剃刀 (Ockham’s Razor) ,我們應該放棄道德真理存在這個多餘的假定。換言之, Ruse 企圖證明的是「沒有道德真理可言」,他總結道:「道德只不過是基因加於我們身上的集體幻覺。」同為「演化論揭穿者 (evolutionary debunker) 」, Joyce 和 Street 的論證所回答的問題與 Ruse 大不相同:前者回答的是「有沒有對道德真理的知識?」,所關心的是道德信念的證成狀態 (justificatory status) ;後者回答的是「有沒有道德真理可言?」,所關心的是道德信念有沒有可能為真、有沒有客觀的道德事實 (moral fact) 。

以「形上學—知識論」將揭穿者論證分類,除了是一種哲學概念的區分,還可以有實際的論證意義。舉一簡單例子說明。如果現在有堅實的科學證據顯示所有人相信「神存在」純綷出於一種與神存不存在無關的心理渴求,在這情況下要論證「神存在」這個信念是不正當的相對容易;但要論證沒有「神存在」這個事實就似乎難得多。在這個區分底下, Ruse 的結論就來得比 Joyce 與 Street 的強得多,如果他的揭穿論證正確,那麼就沒有任何道德事實可言;反而 Joyce 與 Street 的揭穿論證在這點上還有所保留、沒有直接論及道德真理存不存在。另外,由於一個信念必須為真才能叫知識,「沒有道德真理可言」這個結論其實涵蘊了「沒有道德知識」這個結論。基於這兩點, Ruse 的論證難度比 Joyce 和 Street 要高。換言之,「形上學 — 知識論」這個區分其實也道出了不同論證所背負的壓力,在評核論證時有其重要性。

參考資料

Joyce, R. (2013). The evolutionary debunking of morality. In J. Frinberg and R. Shafer-Landau (Eds.), Reason and responsibility 15th edition: Readings in some basic problems of philosophy. Boston: Cengage, 527-537.
Vavova, K. (2015). Evolutionary debunking of moral realism. Philosophy Compass, 10(2), 104-116.
Joyce, R. (2006). The evolution of morality. MIT press.
Street, S. (2006). A Darwinian dilemma for realist theories of value. Philosophical studies, 127(1), 109-166.
Ruse, M. (1986). Taking Darwin seriously: A naturalistic approach to philosoph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註:參考資料 1 和 2 都是對演化揭穿論證的英文簡介,相對簡單易讀。有興趣進一步閱讀學術文章的讀者不妨由此入手。

註腳

[1] 說真理和知識是兩碼子事並不是說兩者半點關係也沒有,至少我們可以說沒有真理就沒有知識可言,就像不是女性就一定不是母親一樣。但這樣只能說明有真理是有知識的其中一個必要條件,但不代表兩者是同一回事,就如女性不一定是母親一樣。

文:小玉/編審: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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