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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年輕人參政機會被封殺 到教育大學「民主牆」風波

2017/9/13 — 18:50

背景圖片來源:朝雲 攝

背景圖片來源:朝雲 攝

近日教育大學「民主牆」冒犯言論事件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冒犯言論固然是對死者及其家人不敬,要遭受批評;但這件事透視的還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但在目前討論中被忽略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會有年輕人要用這種野貓式、非傳統主流社會運動的方法作為政治抗爭手段?我的答案很簡單,因為(1)持異見的年輕人透過制度參政的機會已被政府全面封殺;(2)年輕人參與傳統社會運動抗爭要付出的代價已愈來愈高;(3)一個以撕裂為主軸的論政文化早已形成,並已被正常化。

褫奪立會議席事件的信息

我最近和兩名學生剛完成一個關於本土派領袖及支持者的研究。我們訪問了共 27 名年齡介乎 19 至 28 歲的年輕人。近七成受訪者都曾參與過反國民教育示威;全部受訪者也參與了雨傘運動。儘管「雨傘」後他們對有百萬人參與、經過長達 79 天佔領未能令政府就政改作出一點兒讓步感到非常失望,但他們對政治制度仍未絕望,仍然希望透過組織政黨參與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去表達政見及影響政策。事實上這些年輕人雖然很多都是「政治素人」,但組織、動員及論述能力一點也不輸給有多年參政經驗的人。 2016 年梁天琦參與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只靠青年義工助選也能得 6 萬多票,而他在選舉辯論的表現也不斷改善及愈見成熟。可惜梁同年 8 月被選舉主任在完全缺乏法理依據下取消參加立法會選舉資格。

後續的故事我相信大部分讀者也非常清楚,政府以不同及社會難以信服的理由褫奪了初次當選的年輕立法會議員議席,包括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香港眾志羅冠聰等,而其中羅冠聰在議會短短幾個月的表現令很多市民刮目相看。但經過褫奪議席事件後年輕人得到的信息是:儘管他們有能力及意願以主流方法及渠道參政議政,但這些空間基本上已完全被政府封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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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貓式抗爭 只會增不會減

不但如此,過去一年多政府還開始大規模起訴及囚禁有豐富社會運動參與及論政經驗的年輕人,他們當中有些更是近年香港兩個大型社會運動 — 反國民教育及雨傘運動 — 的核心領導者。這兩個運動的共同點都是他們得到廣泛社會支持,亦主張和平抗爭手法及着重論述,努力有理有節地向社會大眾解釋抗爭背後理據。面對訴訟,這些年輕人也慨然承擔。可惜有些年輕人在完成社會服務令後仍被判監。事實上很多這些被判監禁的年輕人因為在大原則上仍堅持和平及理性討論,因此常遭受本土派支持者批評。我想說的是,政府對這些年輕社運人士/領袖手起刀落,發放給廣大年輕人的信息是:參與大型傳統社會運動的風險已愈來愈高,也不見得有成效。機會成本的估量下,年輕人參與野貓式抗爭行動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參政之路被封殺、參與傳統社會運動風險愈高,但導致社會不滿的基本結構因素沒改變的情况下,年輕人轉而以野貓式、非傳統主流社會運動的方法作為主要政治抗爭手段是可以預期的;而這種另類抗爭手法在年輕人中認受性增加也是可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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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批評這些抗爭所使用的語言已超出社會可接受的底線;但問題是香港社會近 10 年論政議政文化早已走向兩極及變得粗鄙,上至高官、人大代表、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大學校長、公會主席等也經常使用缺乏同理心及使人嘩然的言詞論政。而每一次這些位高權重人士的「出位」言論也得到傳媒廣泛報道。在這樣的宏觀論政文化下,年輕人及廣大市民自然會認為以粗鄙及缺乏同理心言詞抗爭不但沒有什麼大不了,還可吸引傳媒注意,引起巨大社會迴響。

我以上的分析不是要為寫冒犯言論的人開脫。我只是希望指出,造成年輕人今日選擇以這樣的手法抗爭的3個結構成因。野貓式、非傳統主流社會運動抗爭的問題是,這種抗爭缺乏完整論述及清晰訴求,也沒有明碓有認受性的領導人,政府難以估量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及衝擊。我最擔心的是這種野貓式抗爭會以仇恨為主軸,長遠會對社會造成難以修補的傷害。

解決年輕人不滿 不能避重就輕

新一任政府不是不知道年輕人的不滿。但他們的判斷是只要解決年輕人的經濟問題,就能消解他們大部分不滿;而政府現在的策略是一手着手解決年輕人住屋問題,一手對他們進行「政治封殺」。但是,雖然經濟問題是年輕人不滿的主要因素之一,但現在的年輕人已不是你給他們食飽飯他們就會噤聲。年輕人對社會發展方向也有相當期望及看法,也希望有話語權。換言之,解決現時年輕人的不滿,要避免野貓式、非傳統主流社會運動抗爭的進一步蔓延,已不能只是避重就輕,而是要切實重新開放空間及渠道給年輕人由政治制度中參政論政,及擱置以嚴刑對付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當然,要改變日益撕裂及粗鄙的論政文化,政府、政客及傳媒責無旁貸。

參政議政要對自己行為負責

但是年輕人要參政議政就要對自己行為負責。在教大事件中很多評論認為年輕人今次的行為源於被政府及權貴「教壞」。這個邏輯和小孩做錯事給父母責難後反駁「你自己夠成日都係咁囉!你咪仲衰過我。我今日搞成咁都係你逼出嚟唧!你做壞榜樣」如出一轍。不民主社會的當權者最喜歡以家長孩子的關係自比與公民的關係,因為在家長式思維裏永遠只有家長才知道什麼對孩子是最好的。

但在民主社會,公民與政府代言人的關係是平等的,不是孩子與家長的關係。這種平等是制度上的,也是道德倫理上的,因為只有承認貫徹這種平等才能對抗獨裁。但公民要實踐這種平等是要付出代價的,就是無論在如何困難的環境下也要有勇氣承擔道德的責任,就是要對自己的行為、決定負責。

最後,我在大專院校任教多年的觀察及最近訪問本土派年輕人的經驗告訴我,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年輕人縱使與你政見多不同,仍然是願意對話及溝通的。

(編按:文章原刊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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