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淺談作者意圖的不可得性

2017/11/9 — 11:03

人們對於如何解讀文學或電影作品常會有爭議。例如,你可能覺得李商隱的《錦瑟》是在寫愛情,但有人覺得是在泛寫人生,也有人覺得是描寫音樂的詠物詩,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事實上,類似的爭論常常發生在比《錦瑟》更不晦澀的作品上,可見詮釋爭議在文藝賞析中很普遍。

真實意圖主義者 (actual intentionalist) 認為,作者是解決這種爭論的裁決者。一部作品究竟要表達什麼,取決於作者的創作意圖。反意圖主義者 (anti-intentionalist) 則反對這種立場,他們認為,詮釋爭議發生時,我們應該回到文本,文本中往往會有線索告訴我們究竟哪個詮釋才是對的,因此文本才是最終的裁決者。簡言之,真實意圖主義認為詮釋者應該關注「作者意義 (authorial meaning) 」,也就是作者意圖讓文本表達的意義;但反意圖主義認為,詮釋者的焦點應該放在「文本意義 (textual meaning)」,也就是文本實際上表達出來的意義。

反意圖主義最知名的辯護者 — 比爾茲利 (Monroe C. Beardsley) 提出了一個很有名的論證來說明為何我們應該關注文本意義而非作者意義,這個論證後來被稱為「不可得性論證 (the unavailability argument) 」。[1] 該論證的要旨是,既然在大部分的狀況下,我們沒有管道取得關於作者意圖的證據,那麼我們便不應該把作者意義當成詮釋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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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必須先簡單解釋意圖跟證據的關係。意圖 (intention) 是心靈狀態,我們要知道別人的意圖只能透過間接得知的方式,也就是取得關於意圖的證據。通常,最可靠的證據就是對方的「證詞」,也就是直接說出其意圖,這可能是透過口頭,也可能是透過書面的方式。在文學的脈絡中,前者例如訪談,後者例如創作筆記或日記等文書資料。

那麼,為什麼關於作者意圖的證據會不可得呢?最常見的原因是作者已經死了。我們閱讀的文學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的作者已經不在世上。例如本文開頭提到的李商隱。想要知道《錦瑟》真正的意涵,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從李商隱口中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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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活著的作者呢?難道不能詢問他們嗎?須知,詢問作者通常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2] 如果你對哈利波特的故事有疑問,你會打電話問 J. K.  羅琳嗎?先別提你的英文流不流利,光是要找到她的聯絡方式可能就有困難。

退一步說,就算我們有管道能聯絡作者,作者也不一定會告訴我們他的意圖。有些作者認為詮釋是讀者的事,作者不應該出面「指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羅德‧品特 (Harold Pinter) 甚至直接拒絕回答觀眾針對他劇作所提出的困惑。而且,除非當面逮到「野生的」作者,否則利用其他方式聯絡的話,作者很容易疏於回應。也許有人會反駁,如果作者就是自己的朋友,那作者意圖便不會不可得了。問題是,並非人人都有作家朋友。

截止目前為止我們所談的證據都是作者的口頭證據。但要得知意圖仍有其他方式,例如透過作者的筆記、日記、訪談或傳記資料等等書面證據。但是這些資料除非被公開,讀者根本無從取得。就算有,也不是每本書的作者的相關資料都有機會被公開(回想一下,多少本你看過的小說有這種機會)。即使被公開,這些資料也有可能以外文的方式呈現,使得不懂該語言的讀者沒有機會得知。

如果上述所言合理的話,作者意圖普遍的不可得性會使得真實意圖主義成為一個不但嚴苛,而且也不實際的詮釋學立場,因為它要求詮釋者必須取得難以取得或根本無法取得的證據。這對詮釋者來說不是合理的要求。

說明至此,相信很多人會認同比爾茲利的說法。但是在提出不可得性論證之後,比爾茲利卻認為該論證無法完全擊倒真實意圖主義。因為,真實意圖主義者可以主張,雖然作者意圖在文本之外普遍不可得,但卻可以在文本之內找到。換句話說,真實意圖主義者可以主張文本就是關於作者意圖的絕佳證據;即使詮釋者無法取得文本之外、關於作者意圖的證據,他永遠都還有文本這個證據在手,文本提供了我們推敲作者意圖的資料。關注文本證據,為的是找出作者意圖,因此這仍然提供了詮釋者關注作者意義的理由。果然,後來真實意圖主義者的健將卡羅爾 (Noël Carroll) 便以比爾茲利預想的回應終結了不可得性論證。[3] 此論證在當代分析詮釋學的討論中從此不復再現。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感到疑惑,上述回應要如何區別文本意義與作者意義?不同於反意圖主義者,多數真實意圖主義者皆懷疑文本本身就可以產生唯一的意義,這就需要作者意圖來決定文本究竟表達了什麼。當文本可以乘載某一個特定的意圖時,該意圖就算成功實現,並決定了文本的意義。[4] 由於我們可以合理假定大多數時候作者皆成功實現了意圖(否則作者就會顯得很無能),因此真實意圖主義者才會認為文本是好的證據。當然,在實務上,當真實意圖主義者與反意圖主義者都僅握有文本證據時,所得到的結論很大機會會相同;但背後的詮釋想法是天差地遠的,這正是比爾茲利預想的回應(以及卡羅爾的論證)所想要說明的。

註腳

[1] Monroe C. Beardsley,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ism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37.

[2] 關於不可得性的理由,比爾茲利在文章中只有提到很多作者已經死亡,其他理由是我的補充。

[3] Noël Carroll, “Interpretation and Intention: The Debate between Hypothetical and Actual Intentionalism,”Metaphilosophy 31 (2000), 75-95.

[4] 嚴格說是決定了作品的意義。「文本」與「作品」在哲學中有嚴格區分,此處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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