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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深析陰謀論(上)】為什麼人們會相信反疫苗?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與應對陰謀論

2018/2/14 — 18:57

前言

謝安琪黎明掀起的反疫苗風波仍然持續。許多學者已經指出反疫苗既無根據又有害,但相關流言仍然廣為流傳。這不禁令人沮喪,我們應該如何揭止這類陰謀論?

在本文,我將引用社會心理學與哲學研究,勾勒出陰謀論傳播的心理與社會機制,以及陰謀論者的認知方式。從這些分析中,我們將瞭解到為何現時撥亂反正的努力有些成功,有些卻失敗,從而制定出更為有效的方案對付陰謀論謊言。

最後,我會提出「理性懷疑論」與「陰謀論式懷疑」在知識論上的區別,前者是正確的思考方式,後者卻是誤用懷疑論精神的認知結果。在理性懷疑論的基礎底下,我們擁有一些方法與原則分辨陰謀論的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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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陰謀論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

2017 年,法德意美等國的麻疹個案急劇上升,當時世界衛生組織 (WHO) 更發出警告,麻疹疫苗接種率低於 95% 的國家,很有機會爆發大規模疫症。其中,美國明尼蘇達州更出現近 30 年最大型的確診個案,而這州份正是廣泛流傳「接種麻疹、腮腺炎、風疹三合一疫苗 (MMR Vaccine) 會令你子女患自閉症」的謠言。

在 1963 年引入疫苗之前,麻疹能奪人命。單是 20 世紀 60 年代,每年有數百萬個麻疹病例確診,成千上萬人入院治療,更有約 260 萬人因而死亡。疫苗成效非常顯著。根據 2016 年一份疫苗研究報告,2005 - 2014 年,23 種來自不同疾病導致的死亡,本來可以通過接種疫苗預防。 2016 年世衛也估計,疫苗在 2000 - 2005 年間避免了約 2,030 萬宗死亡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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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疫苗非常容易,但許多不接種的人都是自己選擇拒絕接種,而非缺乏金錢能力或條件。這類人通常稱為「反疫苗者 (anti-vaxxers) 」,他們普遍相信疫苗有害,而且製藥公司(及其他部門)掩蓋了疫苗的禍害。這些人遠比我們想像中多,遍佈整個歐美世界,甚至形成具規模的「反疫苗運動 (Anti-vaccination) 」。大家只要上網搜索一下,就能輕易搜出上千百條相關陰謀論。

為什麼人們會抗拒接種疫苗?

所以,今次香港出現反疫苗現象,實在不足為奇。雖然許多專家學者、科學社群與政府機構已經迅速反駁反疫苗的所謂證據與言論,但流言仍然無法揭止,反疫苗亦似乎打贏了這場輿論戰。這不禁令人深思,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對抗有害的陰謀論繼續散播下去?

近二十年,不同領域的學者開始對陰謀論產生研究志趣,其中社會心理學家更特別針對陰謀論的心理構成原因進行詳細分析。根據最新一項研究報告,人們主要基於以下四種原因不信任疫苗:(1). 本身有很強的陰謀論傾向、(2). 對血液和針頭高度厭惡、(3). 有很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分級主義的世界觀、(4). 有很高的心理抗拒反應 (reactance) 。

研究團體調查了包括美國、阿根廷、印度、中國、日本和德國等 24 個國家,共 5323 人。參與者需要就「孩子接種疫苗是有益的」與「所有為兒童注射的疫苗都可能不安全」按 1 到 5 分作評價。除此之外,參與者還被問及是否相信以下四個陰謀論:戴安娜王妃是被謀殺;美國政府事前便知道 911 襲擊,卻不阻止;總統約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遇刺是精心策劃的陰謀,而不是槍手獨自所為;一群隱秘的國際精英正在策劃新的世界秩序。

研究人員發現,那些具有強烈陰謀論思維的人是最有可能反疫苗(不管他們來自哪個國家、是什麼年齡、教育水平如何)。這結果和許多研究陰謀論的心理學結論相同:一個人只要相信某個陰謀論,就會更容易接受其他陰謀論。

不過,這項研究也有相關限制,例如所有參與者都是在網上招募,而且教育水平相對較高。假如參與者包括了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研究結果可能不同。此外,這項研究測量的是對疫苗的態度,而非行為;意即,對疫苗表示懷疑的人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遵從他們的信念,拒絕為他們的孩子接種疫苗。

什麼是陰謀論?

如果我們要拆解疫苗陰謀論,有必要對陰謀論作更全面深入的理解。我們需要瞭解什麼是陰謀論、相信陰謀論的人又錯在哪(如果有錯的話)?幸慶的是,哲學家與心理學家已經有諸多相關的討論,能讓我們參詳。

一般而言,學術界通常把「陰謀論 (Conspiracy theory) 」定義如下:「陰謀論試圖用有權勢者的密謀來解釋某些事情或做法,而這些有權勢的人也成功隱藏了他們在其中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定義是中性的,它不包含陰謀論必然是有害或假的意思。

事實上,(至少根據這定義)有些陰謀論是真的,例如冷戰時期的北森林行動 (Operation Northwoods) 是美國國防部企圖嫁禍給古巴的政治行動。另外,也並非所有虛假的陰謀論都有害,例如英國許多父母聯合製造「乖小孩會收到聖誕老人禮物」的流言,並隱藏他們的角色 — 這滿足了上述陰謀論的定義,卻不有害。

所以,本文只集中討論那些明顯假與有害的陰謀論,而非已證實為真或很可能為真的陰謀論。當然,這可能引入一個疑慮:我們如何區分真假的陰謀論?這也是許多陰謀論者言之鑿鑿的反問:「既然有真的陰謀論,為何你能一口咬定我信奉的陰謀論是假的?」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將在及後解答。

陰謀論的重要特徵:為事件尋找具識辨性的因果解釋

首先,我們要分析陰謀論的重要特徵,對它有更深的認識。

哲學家 Karl Popper (1945, 1963) 可能是首個運用「(社會)陰謀論」討論相關問題的學者。他有一個知名的看法,即陰謀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們把原本無法解釋的事件歸因成有預謀的結果。

Karl Popper 的社會學觀點是,許多社會事件都是由許多人零散的作為和不作為交織而成,其中並沒有人有預謀及能力為之。譬如經濟大蕭條、失業率上升或通貨膨脹,它們的出現只是市場壓力或自發性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的後果,並非個別人士刻意策劃而成。但是,人類普遍卻會傾向將事件、效應認定為意圖行動的結果。換言之,多數人不願意接受重大事件只是出於好運或不幸,他們比較偏好那種非隨機偶然的、有明確因果關係的敘事結構。

Karl Popper 的這種想法和現今心理學對陰謀論的解釋相一致 (Marta Marchlewska, 2017) 。研究陰謀論的知名科學作家 Michael Shermer 便提到,人們相信陰謀論,是因為人們傾向尋找事件潛在的因果關係;只要能從複雜的事件中尋找到可能解釋,即使其解釋再牽強、證據再薄弱,他們都會傾向接受這種解釋。

補償性機制:人們面對悲劇或危機時特別相信陰謀論,是為了安全感緣故

如果這些事件屬於悲劇或某種巨大危機,人們就會更傾向接受陰謀論的解釋,例如像 911 襲擊、肯尼迪總統遇刺、戴安娜王妃身亡、經濟大蕭條。人們很難從情感上接受這個事實:這些可怕的事情完全是無任何預謀地胡亂發生。

研究也表明,只要當一件事對自身構成威脅或脫離自己控制,人便會傾向尋找解釋,藉此舒緩無力感與焦慮。這種心理現象或許可以從演化心理學得到解釋。當人們面對未知的情境與危機而產生不安,便會尋求具體解釋,使其能納入可以預測和控制範圍。這種心理傾向確實能提高生存機率,因此便留存下來。

那麼,為什麼陰謀論的解釋特別具吸引力?因為它特別指向人為控制的解釋。心理學家 Rob Brotherton (2015) 便指出,當我們發現這個世界是紊亂而無序、自己無法控制時,便會退而求其次,認為事件是由別人所控制。這種心理機制稱為「補償性控制 (compensatory control) 」。

關於補償性控制,最常見的是尋找強大盟友。譬如,信徒出現重大疾病時,就會相信上帝將會妥善安排;或者在大型紛亂事件出現時,人民就會更傾向政府有能力控制與解決一切。但是,補償性控制也可能會傾向尋找強大的敵人作為解釋與控制事件的對象。這可能因為,人們面對危機與利益收損時,會感到憤怒,需要找出一個具體的譴責對象,以作宣洩。

社會學家 Ted Goertzel (2010) 便提到,面對困境與悲劇,人們需要一個能譴責的具體對象,而不是怪罪到一個非人格或抽象的社會力量上。因此,當孩子不幸患上自閉症,部分家長無接受這是意外與不幸,他們需要對自己處境有控制權,也要討回公道,於是便直接把原因歸咎於疫苗造成,儘管已經很有多證據表明自閉症與疫苗並無關係。

系統性的認知偏差:相信某個陰謀論的人,會較容易接受其他的陰謀論

現在,我們認識到陰謀論背後的心理需求:第一,我們渴望世界有明確、能識辨的因果關係,即世界的運作能夠被我們理解、描述、解釋與預測;第二,我們渴望能夠控制外在環境、事件按自己預期出現與發展。

其實,這種心理特徵本無不妥,甚至是人類得以理解世界,以及進步的基石。但是,陰謀論者的特點,在於他們會想當然把猜測當成事實,不加思索就接受陰謀論是最佳解釋;而且,當他們面對新的證據和原本信念衝突時,更會忽視、排除,甚至篡改真實的資訊,形成封閉的認知系統。

換言之,陰謀論的解釋提供了思考捷徑給人們,但壞處是產生系統性的認知偏差。當一個人相信陰謀論後,他會形成一組信念;而人會傾向保持信念系統一致與穩定,因此即便那人獲得新的資訊後,便也傾向接納那些與既有信念相一致的訊息,所以相信登月是騙局的人,也較容易相信美國政府事前就知道 911 襲擊。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心理學研究顯示,相信某個陰謀論的人,會較容易接受其他陰謀論。

社會結構分析(一):封閉孤立的社會網絡,會令陰謀論更易廣泛散播

我們已瞭解到陰謀論的一般性認知特徵,現在我們轉向探討陰謀論如何得以散播,背後有什麼社會結構使得它們得以廣泛流傳。這也將令我們能更有效防禦陰謀論。

人們可能不解,為什麼缺乏證據的陰謀論能夠廣泛在社會流傳?知名法學家 Cass R. Sunstein (2016) 提供了相當深入而有趣的分析。他引用社會學家 Russell Hardin (2002)  的「殘缺知識論 (Crippled Epistemology) 」作解釋,即極端主義者往往並非出於非理性,而是因為掌握的資訊太少,才會支持極端主張。

陰謀論的形成似乎也有這類特徵。考慮一下,一個陰謀論如何在某個團體中散播。這通常是由對證據要求門檻較低、對事件沒有深入認識的人開始。假設此人是該團體裡第一個相信陰謀論的人,並在團體裡發言。如果接收訊息的第二個人沒有太多資訊,本身又不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就很可能受到第一個人影響,而同意這是陰謀的產物。在這時候,第三個人縱然本來傾向陰謀論可能是錯的,也會因為自己所知有限,最終也轉向相信頭兩人的說法。最後,群體內其餘的人,或是基於羊群心理,或是因為當時身邊的人都開始相信,怕遭排斥,即使有懷疑也不太可能出聲,最後漸漸被同化成相信陰謀論(這其實就很像 whatsapp group 內廣訊傳播的運作方式)。

Cass R. Sunstein 指出,在關係緊密或孤立封閉的社會網絡之中,這種傳播方式特別容易奏效。這是因為人們通常都是依賴他人而建立知識,而當訊息在封閉弧立的社會網絡出現,團體內的個人很難獲得來自其他團體的資訊再作判斷,也要承受團體內共同判斷的壓力;當群體壓力強到某個程度,許多人便會接受明明匪夷所思、證據薄弱的陰謀論。

因此,孤立封閉的社會網絡絕對是陰謀論滋生的溫床。對此,特別令人擔憂的是,現今許多公共爭論往往都會走向兩極化,人們在爭論後期會開始自我選擇離去或進入特定立場的團體。在這個過程中,個別成員會對自身團體所擁抱的信念會變得更為狂熱與忠誠,並自絕於其他團體之外。

據此,如果打擊陰謀論的知識份子是有心要導正大眾,可能需要更大耐性,持續和大眾與懷疑論者解說陰謀論的錯誤與問題,而不應該遠離這些人。按照 Cass R. Sunstein 的建議,我們甚至應該對陰謀論團體實施滲透工作,扮演普通人混進團體內,並循循善誘他們離開陰謀論。

社會結構分析(二):非自由開放的公民社會,會令陰謀論更易廣泛散播

除了孤立封閉的社會網絡會令陰謀論更易流傳外,非自由開放的公民社會也容易成為陰謀論滋生的溫床。畢竟,如果在凡事都要嚴密審查,思想市場運作不彰、知識生產體制扭曲、缺乏新聞自由的社會裡,人們實情有更大且合理的理由懷疑官方的說法 (Cass R. Sunstein, 2016) 。

因此,如果一個社會愈不開放自由,人們自然會降低對政府或相關機構的信心,懷疑官方權威解釋。回想今次香港的反疫苗事件,一些懷疑疫苗成效者的言論,便是指責香港政府的回應根本不可信。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關於疫苗的益處、有效性與無害性,除了香港政府外,還有大量其他可信的權威機構,如世衛、科學團隊、其他自由民主國家的知名學者都支持疫苗接種,批評反疫苗完全是陰謀論。因此,縱使有人不信任香港政府的言論,也應該考量其他領域的機構與權威學者為何仍然支持疫苗。

當然,如果一個政府要更有效打擊陰謀論,應該提供公民權和公民自由,並且建立開放的社會,包括媒體的多樣性、新聞與信息自由,以及民間組織和知識生產機構的獨立性等;這將能加強人民對官方解釋的信心。

對付陰謀論,只是重複推翻它的鐵證有用嗎?

在此,我們已經瞭解到陰謀論的社會機制與認知模式。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對抗它呢?

對於許多人而言,陰謀論盛行實在令人灰心。最令人無奈的是,即便拿出了能夠推翻陰謀論的鐵證,仍然有許多人擁抱陰謀論。為什麼呢?因為陰謀論者有一個特殊的認知特徵:他們會相信那些明顯的反證,也是陰謀本身的產物。

這是陰謀論最奇妙的地方,試圖直接破除陰謀論的言論或行動,反而會被納入這個理論中,被當成密謀者掩蓋自身行徑的又一詭計。哲學家 Brian L. Keeley (1999) 甚至打趣道,陰謀論是唯一的理論,會把對它們的不利證據轉化成對它們有利的證據。正正是這種陰謀論的思維模式,使得它極難導正,難以透過政府官員與權威機構直接否認或反駁言論修正。

研究陰謀論的心理學家 Matthew Hornsey (2018) 便道:「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提供接種疫苗是科學共識的官方信息會令人放心;但是,對於那些有著陰謀世界觀的人來說,這些相同要素卻可以被顛倒為一個陰謀的證據。」他更指出,有許多研究表明,對那些持強硬反疫苗觀點的人來說,陳述事實的證據非但無效,甚至會適得其反。

我們需要更柔性的策略對抗陰謀論 以反疫苗為例

因此,單純重複推翻陰謀論鐵證的說服工程可能遠遠不夠,我們需要更靈活與柔性的對抗策略。這就是為什麼我上面長篇大論分析陰謀論的認知心理模式和社會機制的緣故。因為我們需要找出人們排斥疫苗的潛在因素,並讓反陰謀論的傳播和人們的潛在恐懼、意識形態和身份相一致,從而降低人們拒絕反陰謀論言論的動機,令他們更可能接受相關證據。

以反疫苗為例。既然部分人抗拒疫苗是因為他們對針頭和血夜高度厭惡與恐懼,那麼我們應該多點說明打針的後果(譬如打針並不痛,也不會流多少血)。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反過來顯示不打針的後果將會更為可怕,最好是透過故事敘述麻疹兒童的疾病過程,甚至顯示可能令人不安的圖像,令公眾對不打疫苗的恐懼大於打疫苗的恐懼。風險的具體敘述就像一個引爆器,會吸引公眾的高度注目。事實上,陰謀論家常常透過相同機制散播其觀點,以戲劇性的故事敘述(陰謀家策動整個行動)與散播風險恐懼(打疫苗會有自閉症)來擄獲人心。

除此之外,研究報告指持有很強的個人主義和分級主義世界觀的人特別容易反疫苗。這是為什麼?根據文化認知理論,文化上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會影響人們對風險、證據和科學共識的評估。例如,個人主義者和分級主義者(反平均主義)會傾向相信商業和自由企業,而認為「大政府」是問題;信奉平均主義和社群主義者則傾向懷疑「大企業」。事實上,這些意識形態已被證明與一些「反科學」信念(例如,氣候陰謀論)有著牢固的關係

在反疫苗的討論之中,平均主義者可能會特別懷疑大型製藥公司、個人主義和分級主義者可能會懷疑政府吹捧疫苗的成效。要抵制意識形態影響人們的判斷確實很難,但至少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疫苗接種的障礙是什麼。我們可以更自我警惕是否受意識形態框架而傾向某個立場,加以慎防;除此之外,研究團隊 Matthew Hornsey (2018) 建議,對於那些特別重視個人自由主義的人,可以暗示反疫苗運動團體是具高度順從與高壓力的組織,個人自由在其中不受歡迎,而降低那些個人自由主義者的加入動機。

相信陰謀論的人並非完全無知愚蠢 我們應該避免人們產生強烈的心理抗拒

除了上述的柔性策略外,我們也要特別小心把傾向相信(中性定義下的)陰謀論的人視為無知、愚蠢與非理性。事實上,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有哲學家已經指出,相信某些陰謀論是具有理性的基礎 (Matthew R. X. Dentith, 2014; David Coady, 2006)。最新研究反疫苗的報告同樣指出,在教育良好的人群之中,這些人的教育水平差異對他們對疫苗的態度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我們在說服過程中暗示或明示相信假陰謀論的人都是愚蠢無知,就很容易引起他們的對立意識與反彈。上述研究報告也顯示,反疫苗的人通常有很強烈的「心理抗拒 (Reactance) 」,意即,如果人們感到某人或某事正在限制他們的選擇時,就會產生抗拒心態。套進疫苗爭論上,假如人們特別重視自由選擇,並反覆接收「應該接觸疫苗」的宣傳,反而更容易激起他們的對抗心理。研究人員指出,心理抗拒很高的人,很可能會拒絕「疫苗是安全和必要」這個醫學界共識,因為它妨礙了他們身為「不遵循常規者」的自我形象。

心理學家 Sara E. Gorman & Jack M. Gorman (2016) 也指出貶低信奉陰謀論的人,只會有害無益。兩人指出,自卑、無力感重、信任感低的人是最容易成為陰謀論者利用的對象。因此,在說服過程之中,我們必須將這點銘記於心:相信陰謀論的人不是愚蠢無知,我們的語氣應該盡量平和,避免說如「你是反科學」、「你對科學一無所知」、「你真蠢,這種低質的陰謀論也相信」這類具攻擊性的說話,也不要讓對方覺得我們的言論只是表達「你直接相信我們就對了」的態度。

(待續)

在下一篇章,我將會提出「理性懷疑論」與「陰謀論」在知識論上的區別,並提供一些方法與原則分辨陰謀論的真偽。)

【你應該要知道的疫苗資訊】

1. 《反疫苗背後的幾個意識形態
2. 《【反疫苗人士不會告訴你的事】垃圾科學報告欺瞞大眾 》
3. 《藥廠賺錢又如何?不等於疫苗有害
4. 《家長不信疫苗,有錯嗎?
5. 《勿無知當良知 — 請讓孩子接種疫苗》  
6. 《給父母們的信:請讓兒女接種疫苗》   
7. 《家長跟風反疫苗 隨時害己害人》  
8. 《家長反疫苗,請對得住下一代
9.  《家長反疫苗 請對得住下一代(二)
10.  《比起醫生和專家,你更應該懷疑反疫苗分子
11. 《歐盟法院︰缺乏科學共識下,仍可按其他證據把創傷歸咎疫苗》  
12. 《疫苗與自閉症(一) 》、 《疫苗與自閉症(二)》、 《疫苗與自閉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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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6 年麻疹死亡數創新低 世衛:仍有大量兒童未能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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