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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自由人 —《政治哲學對話錄》序

2017/8/29 — 13:19

《政治哲學對話錄》是我和中大政政系同學的網上政治哲學討論結集,可說是我的第一本書,對我有很特別的意義。這本書一直沒正式出版過,當年自行校對排版,印了三百本,送給學生留念。又到九月開學,現將電子版放在這裡,供對政哲有興趣的同學及朋友下載參考(點此連結下載)

(編按:以下為作者周保松先生為此書寫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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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年,我和中大政政系的學生,透過電子郵件之便,持續在網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哲學對話。累月下來,有數十萬言。我們將其整理編輯,成此書,名為《政治哲學對話錄》。

讓我先交代一下對話的緣起。我在政政系主要負責任教政治哲學的科目。我有一習慣,每教一新班,便開設一個電郵討論組,供學生和我在這平台上交流。交流是開放自由的。學生可以就課堂或導修課中遇到的任何疑難,提出問題或一抒己見,也可就他人的觀點作出回應或批評。但討論的題材,遠不止此。它還包括時事政治、文學電影、文化藝術、大學教育、人生和宗教哲學,以至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作為老師,我一方面積極回應學生的問題,介入他們的討論,另一方面亦會不時將一些值得讀的文章,傳給學生閱讀,藉此引發更多的思考。這些文章,亦不限於政治哲學,還有報章的社論和評論,國內國外雜誌上的書評和論文,也有我寫的文章和隨筆。這樣的對話,並不屬於學生成績評核的一部份。我不刻意指定學生一定要談什麼,也不介意他們持和我相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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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個討論空間,或許庶幾達到了德國當代哲學家 Habermas 所說的「理想言說」的狀態吧。每個參與者都是自由平等的,可以提出任何觀點和看法;每個參與者都認真思考,在耐心聆聽別人的同時,也努力為自己的立場辯護;參與討論的目的,不是為了什麼眼前利益,而是享受一起探究學問的樂趣,並相信通過理性的討論,能對各種問題有更深的認識和體會。大家在討論中一起成長!這樣的對話,既補足了我的教學,也好像開闢了一個獨立的園地。

這本書所收錄的,主要是我和二零零四年春季修讀「政治哲學 (GPA3070) 」的二年級同學的對話。全書分為四卷。卷一環繞課程中所教的各種理論,例如效益主義、 John Rawls 的左派自由主義、 Robert Nozick 的右派自由主義等等。由於參與者都上過我的課,並讀過相關理論,因此討論往往在一特定語境下進行。為令其他讀者能夠明白討論的脈絡,每部份的開首,都有一篇由同學寫的導言。至於卷一的第八部份「政治哲學與我」,則收錄了好些同學讀完「政治哲學」的心得與感受。

卷二的「什麼是政治哲學」,是對於政哲的後設思考,主要探討政治哲學的性質、作用及其限制。這部份提出的問題,幾乎每年都困擾不少政政新生。不少初入政政的同學,總覺得政治應是一門很實用很實在的學科,而政治哲學關心的,卻是一些又難又抽象又不實際又沒有結論的東西,因此很不理解為什麼要讀這樣的科目。如果有讀者也惑於這些問題,或可跳過卷一,直接閱讀這卷。

卷三的「人生哲學」,是整本書內容最為豐富的一卷,討論了人生的意義,宗教和科學的關係,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人性以至大學教育的目的等。其實在電郵對話中,相當多是同學對這些問題的反省和交流,只是礙於篇幅,只能收錄其中的一部份。

卷四的「論文選輯」,收錄了五位同學的論文。這幾篇論文,其實從不同角度回應了卷一中提出的許多問題,尤其是社會分配正義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考慮將卷一和卷四放在一起讀。這裡順便一提,在批改完學生的期中論文後,我曾經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半天研討會,選了五位同學的論文作報告,然後再由其他十位同學評論。那天是公眾假期,但大部份同學都出席了研討會。最難忘的,是當天黃昏五點課室關門後,全班同學移師到新亞圓形廣場,繼續作報告和討論。或許,那是圓形廣場歷史上,唯一的一次政治哲學討論會。

放在各位眼前的,便是這樣的一本記錄了我們師生的對話錄。無待贅言,它不是一本什麼高質素的學術著作,裡面的觀點,也談不上獨到或成熟,畢竟這本書的大部份內容,是我們在無數深夜,在網上即時對話和討論的結果。《學記》說:「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這一年,我對此實在體會殊深。

為了維持這個對話的平台,為了將這些對話整理出來,我著實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此刻下筆,掠過同學的面容身影,想起那深宵對談共鳴的快意,還有過去三年日夕相處的點點滴滴,心情竟複雜得難以形容。

像我這樣一個年青教師,在現有的學術體制下,花那麼多的心力做這樣的事情,可說是相當不智。我不是不知。在過去兩年,我恆常面對這樣的掙扎。這些掙扎,具體而微。每天都在拚命的和時間及睡眠賽跑,在生活中種種不能逃避的責任之間徘徊取捨,實在教人疲憊氣餒。也曾不止一次想過停下來。有掙扎,而又選擇繼續,多少是基於一些信念。以下,我約略談談我的想法。當然,這並不是說我一早便已有這樣一套信念。很多東西,都是邊教邊體會邊反思的結果。自然,這也不是什麼定見。

教育的本質,其實是要將人由一種狀態,帶到另一種狀態,另一種更理想更完美的狀態。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七卷中那個有名的洞穴的比喻,便是說教育的目的,是要將人從虛幻的洞穴中帶出來,見到那象徵善的理念的太陽。1而康德所說的啟蒙,也是要人勇敢地運用理性,將自己從不成熟的狀態中解放出來。2

因此,大學教育的首要問題,必然是:大學想培養什麼樣的人?我們希望學生讀完三年後,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對於這個問題,或許不同人有不同答案。但一個最主流的說法,是說培養出來的人,必須能夠為社會所用。「教育是一種投資」這種說法,骨子裡是說,既然政府給了錢,便一定要有回報。什麼回報?經濟回報。怎樣才可以有最大的回報?自然是培養出能夠充份為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什麼是資本主義的特質?還是馬克思的說法最為經典:「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3又或者用龍應台最近的說法,它便是我們津津樂道的代表了香港核心價值的「中環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裏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4

資本主義社會要的是這樣的一種人:在市場中競爭力強;將所有人視為滿足自己欲望的手段;懂得無限制的鼓勵自己及他人消費;將人生中的大部份價值,還原化約為經濟價值;人的尊嚴和社會認同,建基於一個人的財富;視自己和別人為完全理性自利的人;將市場和競爭合理化為自然而然的秩序;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為自然律。

我們的商界,我們的政府,希望大學培養這樣的大學生,同時也希望我們的大學生,如此看人看自己看世界。因此,目前香港判斷一個大學畢業生是否合格的主要標準,是看僱主滿不滿意收不收「貨」,也就不足為奇。

這是當下香港教育赤裸裸的現實。無論我們是否喜歡,認清這一點是必要的,儘管有那麼多教育工作者在努力抗衡。它反映在香港教育的每一方面,政府商界大學行政人員教師以至學生,很多都接受了這種觀點。因此,大至大學撥款,中至課程設計,小至學生選科,往往也以這個為標準。或者準確點說,即使大家心有不滿,也不得不如此。當然,大家都不太願意直率地承認這一點。因此,便有其他種種名目被創造出來,或曰自我增值、與時並進,或曰全球化國際化,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等等。但說到底,這種看人看教育的方式,沒變──即使變,也是變本加厲。

承認這一點,我們便會看到,香港很多大學的校訓所揭櫫的教育理想,是那麼的與時代脫節:博文約禮、明德格物、止於至善、誠明、修德講學等等,說的都是傳統儒家的理想,要培養學生成為知書識禮的儒家式君子,成為有德性有承擔的知識人。而君子,是沒有市場價值,在中環不能生存,且遭人嘲笑的。香港的核心價值,和傳統大學的理念,根本不能相容。5

我不認同這種主流的教育理念。理由很多,但說來也簡單:資本主義這樣看人,是將人貶低了,矮化了,扭曲了,是將人囚於重重的精神桎梏之中。它不僅沒有提升人,反而將人向下拉。它不僅沒有教人成為君子,反而鼓勵人將人最自私最競爭性的一面表現出來。它沒有教人要與人及自然和諧相處,反而要人將自己和他人及自然對立起來,令得人與人、人與自然,甚至人與自己,變得愈來愈疏離。透過教育傳媒廣告和各種制度,由我們出生始便不斷的告訴我們:人本來如此,理應如此,不得不如此。

我們遂看不到其他可能性,遂失去想像的能力。

沒有人會說經濟生活不重要,沒有人會否認資本主義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人類的物質生活。但人不能僅僅是經濟人。人還有其他身分,還有其他的價值追求。而這些身分和價值,是不能也不應簡單化約為經濟價值。而一旦這樣做,很多活動原有的價值便會被扭曲以致消失。我們欣賞藝術,是因為藝術中有美;我們享受友誼,是因為友誼中有信任和扶持;我們皈依宗教,是因為宗教讓我們的生命得到安頓;我們探索自然的奧秘,是因為我們有求真的欲望;我們讀歷史,是因為我們想知道我們從那裡來;我們追求正義,是因為我們想好好的合理的活在一起。同樣道理,我們接受教育,是希望追求知識,陶冶性靈,實現人作為人的一些好的品質,培養某些德性,學會好好活著,活得更好。6

我們的生活有不同領域,不同領域體現了不同的價值。一個真正多元的社會,不僅在於有多少東西供我們選擇,還在於不同領域不同性質的價值,能否各安其位,並受到好好尊重。帕斯卡爾 (Pascal) 對此有極為傳神的分析:

「暴政的本質,就在於渴求普遍的,超出自己領域的統治。強者、俊美者、智者和虔敬者,各在自己的領域領風騷,而不是在別的地方。有時他們相遇,強者和俊美者爭著要統治對方,這其實很愚蠢,因為他們主宰的其實是不同的領域。他們彼此誤解,謬誤之處,便在於人人都想統治四方。」7

一個以「中環價值」為主導的社會,危險之處,正在於商業社會運作的邏輯,極其強勢地入侵和摧毀其他領域的自主性,一切活動最後便都只剩下工具性價值──以能否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為衡量。藝術也好文化也好,體育也好科學也好,通識也好專才也好,都要看它的經濟效益和市場價值。所謂教育商品化的問題,說到底是因為我們仍然相信教育不應只是一種商品,不應只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投資,而應有其他更深層更值得重視的價值,而這些價值是商品的邏輯無法理解和容納的。

如果我們的大學教育,不能令學生對這些最切身最重要的問題,作出那怕些微的反省批判,反而在大學一年級開始,便要強迫學生接受種種的職業輔導,強將他們多快好省地訓練成徹底的經濟人,不是很失敗嗎?不是很值得我們從事教育的人,認真的反省嗎?

所以,回到我最初的問題:大學到底想培養什麼樣的人?

我的答案,是培養自由人。

我所說的自由,這裡不是指人能不受任何外在限制,可以為所欲為之意。它更接近陳寅恪先生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更接近密爾 (J.S. Mill) 在《論自由》中所說的有個性 (individuality) 的人,也更接近康德筆下那些勇於運用理性,對公共事務作出批評的啟蒙人。說到底,更接近蘇格拉底那種終其一生,不斷對人該如何活著,該如何活在一起這些根本問題作出反省批判的人。我相信,人的高貴(如果有的話),繫於人有這種自我的價值批判意識。我也相信,這種意識愈得到發展,人愈自由。而人愈自由,才愈能知道自己想過什麼生活,愈能感受到生命的天空海闊,愈能對既有制度作出反思,一個社會才愈多元豐富和健康。

基於這種信念,我遂希望在教學中,盡可能提供多一些的空間和資源,讓學生發揚他們的批判意識,發掘他們的興趣,發展他們的個性。透過研讀經典,透過思考論辯,透過交流對話,我希望學生看到生活多一些的可能性,有信心對自己有多一點的要求,並能培養多一點點的力量去抗衡那潮水般湧來的壓力。我希望他們知道,政哲問的問題,是無從逃避的。因為人只要有價值意識,便必然會被價值問題所困擾,必然會問人該如何活,社會該往何處去。這是人的生存狀態。

我下決心編這本《對話錄》,最大的動力,便是希望留給學生一點記憶,讓他們在日後長長的人生路中,記起曾有這樣一段活得自由爽朗的日子。

我從來沒奢望過改變制度,但我也甚少過度的悲觀。可是最近我卻陷入一種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那多少和魯迅在《吶喊》序言中的一個故事有關。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8

我的懷疑是這樣。當我說資本主義這樣不好那樣不濟的時候,當我教導學生要這樣批判那樣反省的時候,他們三年後,還是要離開中大這個「大觀園」,出去接受中環價值的洗禮。既然如此,我教得愈多,豈不愈令學生對制度愈不滿,愈感到不自由不自主而又無可奈何,愈不懂得在資本主義遊戲中成功和出人頭地?我鼓勵學生要努力走出柏拉圖筆下的洞穴,發見光明,但如果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洞穴,我這樣做豈非害了他們?

魯迅是如此安慰或說服自己的: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9

魯迅是對的,但我實在沒有他的樂觀。

我為此困擾良久。在前不久有那麼的一夜,在新亞圖書館麗典室開完「犁典」讀書組後,我和本書另一位編者盧浩文在圓形廣場聊天。阿 Lu 是我三年級的一位學生。我抽著煙,告訴他我的不安。阿 Lu 想也沒想,有點激動的說:「怎麼可以這樣?我很享受這三年的讀書生活,它改變了我。即使出去工作會有痛苦有妥協,我最少知道生活還有其他可能性,最少懂得對生活作出反省。」

道理顯淺。但由阿 Lu 口中道來,我遂感到踏實。遂釋然。

是為序。

二零零四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六點;中大崇基

註腳

[1]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 by Tom Griff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原文是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ncurred immaturity. Immaturity is the inability to use one’s own understanding without the guidance of another.”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4.

[3]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頁 253 。

[4] 龍應台,〈香港,你往那裡去?〉,《明報》, 2004 年 11 月 10 日。

[5] 這不表示我便毫無保留的贊成儒家的教育理想,這從下面的討論中將可見到。我只是指出,資本主義看人看教育的方式,和儒家基本上是兩套不能相容的典範 (paradigm) 。而不少人在全面擁護前者的同時,又大談如何宏揚全人教育,我認為很難成立。

[6] 但我們不必持一種本質論 (essentialist) 的觀點,認為所有活動均自有永有的存在一種普遍性的目的。我不否認,不同社會不同時代,對於各種領域的活動的意義,可以有不同的詮釋。即使在同一社會或傳統,也可以有很多爭議。我想這是正常的。我這裡要強調的,是一個眾多領域同時存在的多元社會的重要性。對於這個問題,最值得參考的是 Michael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 1983).

[7] Blaise Pascal, The Pensees, trans. J.M.Cohen ( Hammondsworth, 1961), p.96. 中文版可見《帕斯卡爾思想錄》,何兆武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 ),頁 162 。

[8]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頁 419 。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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