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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製訂 2°C 升溫限制控氣候變化如此重要?

2017/9/1 — 12:27

【原作者簡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氣候學家 David Titley 

讀到、聽到任何一篇有關氣候變化文章,少不免都是提到 「2°C 限制」這回事。文章通常會提到如果全球溫度超過 2°C 限制,相關風險會大大提升,甚至有「災難性」後果。

The Conversation最近刊出的一系列科研報告就指出,我們有 5% 機會去令暖化問題維持在 2°C 以下,而要達至 2015 年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 1.5°C 目標的機會就只有百分之一。最近的研究亦指出,即使我們可即時神奇地將碳足跡減至零,暖化 1.5°C 都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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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還有另一個問題:究竟我們應該採用哪個基數才正確呢?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一般將基數與 19 世紀後期對比,但《巴黎氣候變化協議》則認為溫度上升應幅度,應以「工業時代」前或 1850 年前的水平決定。科學家已表明,以此基數計算,我們離溫升上限又接近了 0.2°C

這些數字和數據多到令熟悉氣候變化的人也一頭霧水。究竟 2°C 的安全上限是怎樣從氣候和氣候政策決策團體所決定?此數字代表甚麼?如果我們達不到這個目標,我們又應不應該嘗試去限制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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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觸發點的恐懼

科研文獻大眾傳媒博客文章都可追溯到 2°C 上限的歷史,其源頭並非來自氣候學者,而是耶魯大學經濟學家 William Nordhaus 。

他在 1975 年的研究《我們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嗎?(Can We Control Carbon Dioxide) 》提出疑問:甚麼才是合理二氧化碳限制?他相信合理的方法,是將氣候變化維持在「正常變化範圍」內。他亦認為,只靠科學本身並不足以設立一個限制;限制必須在社會價值和現有科技間取得平衡。故此,他認為合理溫升上限應為,我們所觀察到比工業時代前二氧化碳濃度高一倍的溫度,而他相信這相當於 2°C 左右。

Nordaus 自己已多次強調這個思考過程是「非常不足」。諷刺的是,這個粗略、含糊的估算最終竟成為國際氣候政策之基石。

1990 年一項由斯德哥爾摩環境中心發表的報告可見,氣候科學社群後來已多次嘗試量化氣候變化影響和建議設立不同限制。這份報告提出,最安全的做法是將升溫上限訂為 1°C,但仍將 1°C 視為可能不切實際的溫升限制,故退而求其次地選擇了「 2°C 升溫限制」。

在 90 年代後期至 21 世紀初,隨著 Malcolm Gladwell 的著作《觸發點 (The Tipping Points》 出版,越來越多人擔心氣候系統要面對災難且急劇變化。例如,持續碳排放會引致大型海洋環流系統停頓或是大量永久凍土融化

一切皆與風險相關:2014 年 IPCC 報告圖表顯示溫升會引致問題風險增加/UN IPCC, CC BY-NC

一切皆與風險相關:2014 年 IPCC 報告圖表顯示溫升會引致問題風險增加/UN IPCC, CC BY-NC

對氣候變化惡化的恐懼,亦推動政界接納被定義的溫升上限。2°C 溫升限制從 1996 年歐盟部長會議、 2008 年 G8 會議和 2010 聯合國會議中,開始踏入政策和政治舞台。各國談判員也在 2015 年巴黎氣候會議中,將 2°C 訂為溫升上限,同時希望可將溫升盡量限制在 1.5°C 以下。

這段短暫歷史清楚表明,該減排目標是從一定範圍內保持合理氣候變化質量的願望演變而來——即在相對較近的地質歷史上世界經歷過的事情——以避免其災難性地破壞人類文明和自然生態系統。

氣候科學家後來開始支持這三十年前提出的 1°C 或 2°C 溫升限制。他們展示出如果溫升超過 1°C 的潛在風險,以及此類風險在升溫下的風險惡化問題

如果我們不能達標呢?

現時  2°C 上限最重要的一環不是其科學準確性,反而其對達成共識的「簡約性」。

氣候系統是龐大且在不同空間與時間底下有不同動態、參數、和變異,難以簡單解釋。 2°C 上限雖缺乏神韻和深度,但它可提供簡單易明、可計算和仍然可行的目標——當然我們的減排步伐要加快。目標和訂立目標是非常強大的工具帶來有效的改變

儘管 2°C 溫升上限是個有不少瑕疵的笨重工具,但這批評如同只以分數去衡量四分衛對球隊的價值,我們不能忽視這個限制促成了 195 個簽署協議的事實。

2°C 溫升限制就如剎停走下坡的貨車:越快剎制(減低排放量),風險就會相應減少。/Bruno Vanbesien, CC BY-NC

2°C 溫升限制就如剎停走下坡的貨車:越快剎制(減低排放量),風險就會相應減少。/Bruno Vanbesien, CC BY-NC

如果最終我們都不能限制溫升於 1.5°C 或 2°C 內,我們又需要做甚麼呢?最新的 IPCC 報告展述超過 2°C 時,各大洲會出現的氣候風險,以及現今氣候如何會延續成氣溫超越 4°C 危機的一部份。

大部份 IPCC 評估的風險以穩定速度惡化。也就是說,雖然現時對珊瑚礁和農業破壞已因接近溫升上限已明顯增加,但其餘大部份的影響都不會即時讓我們掉入深淵。

與所有目標一樣,2°C 限制應該是要有野心,但同時也要可行。一旦不可行,我們必定要傾盡所有方法將升溫限制在 2.25°C 或 2.5°C 以內。

這些目標就好比對貨車在斜路上的速度限制。限速至每小時 30 哩可以讓貨車下斜時有足夠安全距離停車,而我們也知道,以時速 70 哩下斜必然會引致車禍。

不過在兩個速度之間的風險呢?風險會隨速度增加——升溫對氣候變化亦如是。如果我們不可以限制速度於每小時 30 哩,也要試一試 35 或 40 哩。因為我們知道 70 哩——即一切如常的話——我們將會有非常慘烈的後果,也沒有人想這後果出現。

本文經作者及 《The Conversation》 同意翻譯及轉載,原文刊於《The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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