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移工同志遊行和一堆粉紅色的港豬

2018/11/2 — 16:43

Pink Dot 2018(圖片來源:Pink Dot Facebook)

Pink Dot 2018(圖片來源:Pink Dot Facebook)

【文: Nocus(與阿飛討論後撰寫)】

這篇文章並非要進行筆戰,我認為,公共討論理應在一個脈絡裡面進行,所以我現在要寫的是我親歷其中的脈絡,為了補充,不是否定。這裡寫的也是以個人立場和觀察出發,並不代表各自的組織/團隊。

寫字是為了釐清誤會、反省、溝通,無意亦不敢,亦無力,無資格把任何人收編/排斥。這篇文章由我所撰寫,一方面希望紀錄,一方面我亦加入了個人的看法和意見,但此篇文章亦已事先取得阿飛同意及閱讀,由他提供補充/修正建議,共同決定以聯合名義刊出,務求呈現出彼此溝通協調之後的面貌。

廣告

在這之前,我有必要,也要列出事情的始末經過 ,因為這是公開信形式的限制和盲點:

第三年作為香港一點粉紅的義工,從組長到籌委,我一直負責協助義工統籌的工作。我由去年開始與另一位拍檔負責社區攤位的申請和安排,由第一年加入的時候已察覺到很多地方可以改造和改善,每年都極速檢視自己生命體力和大會提供的各條件和限制,例如: 負責人雖有兩個義工(更早之前只有一個),但所有事情需以雙語進行,其實工作量豈不也是雙倍?提供給各機構的攤位是免費的,帳篷枱椅是由大會資助,搬運的車費大會一直也希望能全數資助,攤位的數目一直視乎整個活動的財政收入,這一年資金充裕或許就能多一個,少一點錢周轉不來就只能少一個。當中的安排和各項細節或有些微差別,但大會這個初衷在過去三年未曾改變,也從未拒絕聆聽。

廣告

社區攤位邀請名單的徵集是由全體成員提議和通過的。更重要是的,責無旁貸,也無需掩藏,打從一開始就是我建議把移工同志遊行代表加入邀請名單之中。由頭至尾本來不覺得要從中取得甚麼,亦知道這樣的提議從來有危也有機,如非事情演變至此,亦無意陳明。

我私下和阿飛事前本沒有太多機會交流,本身是朋友的朋友,但我一直在網路上關注他的文章,知道他一直與移工緊密同行,敬重他的工作,我能夠認識到移工的情況,有好一部分也是來自於他的報導。所以,即使基於我的人際網絡,我大可經曾參與移工同志遊行的大學校友取得移工聯絡方法,我仍然決定與阿飛聯絡。

第一部曲

2018年6月底的時候

我私訊阿飛提到希望於今年邀請移工同志遊行成員的聯絡方法。

阿飛樂意地提供聯絡方法。
 

2018年7月-9月

我和移工代表B聯絡,作前期溝通工作,解答疑問(例如申請程序/攤位大小…)。
 

2018年10月初

我向大會建議邀請移工代表B到台上發言,宣傳11月18日的移工同志遊行,大會同意並歡迎這個建議,我和移工代表B都很高興。其後,大會確認移工取得一個社區攤位,代表B有提到希望在台上教參與者跳舞,大會認為,時間緊湊,希望移工體諒,維持1–2分鐘發言時間。移工代表B表示理解。起初我建議可否邀請不同國籍的移工上台,例如印尼、泰國、菲律賓等,移工代表B表示可以一試。
 

2018年10月中

移工代表B私訊告知,10月21日當天移工本身已有很多活動,而B亦無法出席,決定改由A代表上台發言,其他國籍代表亦無暇出席。

由於後來大會決定把移工發言時間延長為2–3分鐘,我亦因需要負責其他工作,我告知移工代表B,我將會把移工代表A的電話交到另一名義工手上,他會直接告知A有關上台時間的安排。我與移工代表B溝通暫告一段落。
 

2018年10月19日

大會原定主持無法出席,E、P,我在活動前兩天臨時被徵召作為大會主持,當中E和我經驗最淺,面對幾千人及直播鏡頭,以及理解到主持有可能要運用三種語言,更是第一次。
 

2018年10月21日中午

大會各環節項目超時,移工代表A一直等待至上台發言。發言過程我在後台,但一直在準備下一環節,並與下一組嘉賓溝通及提醒需要預留時間給我們翻譯,我並沒有聽到台上發言過程。
 

2018年10月21日晚上

我收到來自阿飛的訊息,表示

(1) 移工代表A發言被打斷,很失望

(2) 大會流程超時,讓代表A需更改自己的行程

當晚我一直忙於清理場地,摸黑與義工留守到午夜收拾物資(更晚的一批義工還留守到凌晨),回到家裡已是凌晨2時,腦中亦知道未來一星期還有更多善後工作、例如點算義工津貼、取得義工對活動的意見….等等。並沒有於當日回覆訊息。

✽ ✽ ✽

第二部曲

2018年10月22日早上

向阿飛致歉,因為我知道無論如何,所有事情發生對於當事人的感受都是一種真實,如果移工感到不受歡迎,這絕對不是我們樂見,亦再一次向阿飛重申整個團隊上下一直都非常尊重移工,後台95%都是由義工支撐,其實真的有我們的限制,亦提到如果當時移工代表A能夠即時告知他將有其他行程,我們或許也能安排他於更早時間發言等等,作出相應安排。

我個人反省的部分亦包括事前我應該要為主持提供更多資訊及注意事項/ 應預先提醒他們改派一個會在攤位留守的人到台前發言等等。

阿飛表示諒解亦肯定我的用心,他提到他會就此事寫一些文字,也會對大會其他安排提出他的觀察,但因怕我因而受壓,故亦先向我說一聲,讓我有一些心理準備。

我認為每個人也有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亦尊重,亦沒有問及細節和內容。

我一邊重看facebook 直播,一邊覺得也是需要向主持了解,另一邊我亦向阿飛提到我會直接向移工代表致歉。

向移工代表B致歉

B向我表示移工之中有一些朋友感到不快,但同時亦非常明白當日同時牽涉很多團體和義工,出錯在所難免,當然希望未來若有再次合作,今次經驗可以作為一個提醒,他亦特別提醒我不要太自責,還是很歡迎我們在11月18日參與移工同志遊行。
 

2018年10月23日中午

公開信出現 ; (網上沸沸揚揚,主持留言自辯、後來刪除留言);

移工代表B在取得英文版本主動私訊我,一方面擔心大會向我施壓, 一方面想繼續溝通。

主持在未有知道前幾天我和阿飛、移工B交流的情況下,駭然發現自己成為公開信的施壓對象之一,感到非常困擾和不解。我立即和主持聯絡補充事情始末,我表示自己也感到很迷惘,因為在此之前,移工和阿飛的溝通亦從未提及過希望一個官方的公開道歉。

另一通電話,主持提到他當時以為移工把手上的紙垂下,已完成講話,絕對無意打斷移工發言,而事後亦未有人告知移工的意見,完全無意壓制移工,感到委屈以及晴天霹靂,加上要開始應對家人受此事影響而爆發的情緒和網絡對自己的各種非理性人身攻擊,深感壓力。
 

2018年10月23日晚上

在原定的籌委檢討會時間,我正式向大會報告此事,並沒有一人怪責我和主持,各人同意由我繼續進行溝通,了解事件,直接與移工對話。由於不能評估移工代表A(當日台上發言人)的情況,我一直傳訊息給B,希望取得他的建議,是否適合直接讓我/主持和A互相溝通。
 

2018年10月24日晚上

移工代表B與我通電,我一方面致歉,一方面提到在此之前從未有人向我提及過希望一個官方的公開道歉,感到迷茫。如他們有此意願,可直接告知,雖然團隊決定我未必能左右,但我也不會不上達這個意願。

B表示:

(1) 感受到我們的誠意,提到公開道歉並非必需

(2) 不適合/並無必要與A直接溝通,因為這樣可能也造成A的心理負擔

(3) 事情發酵到這種程度並不理想,移工亦無意參與網民的謾罵,認為事件應於這通電話裡解決,因為大部分溝通過程都是經由我和他進行,故他亦已向移工群體取得共識,同意不應繞過太多人進行協調,而是交由我和他作最終溝通。彼此同意這次是第一次合作,能夠進一步理解各自限制,溝通,已是非常好的成果。

(4) 還是希望未來能夠繼續有機會聯動
 

2018年10月25日

阿飛私訊向我道歉,擔憂我因此事承受的壓力,亦同意事情已演變至單一人身攻擊,想了解更多事情始末,而他亦有提到有一直與移工代表B聯絡,了解情況,我提議我和他直接通電話。

✽ ✽ ✽

階級之間的差異並不會隨便消失,亦絕不能否定階級之間的剝削和痛苦並非真實。但同時,我們亦不一定需要以「中產消費弱勢」這種邏輯作為唯一一種推動或支撐整個性/別運動的能量。於我,這是整個性/別運動的結構性問題: 但我們更要問的是,如何抗拒這種讓我們快速跳入 「XX消費YY/ XX都是港豬 ,而YY都是批判能力極高」的想像?

所謂組織者,可不可以也在這一天/這個空間得到休息和從中體驗共融環境的可能性?

另外,我好奇,我一直都好奇,所謂「中產形象」能夠在活動之中百分之百地被複製嗎? 1年2年5年,不斷的模仿/操演之間竟然沒有鬆動的可能?義工人來人去也無法帶來質變的空間?與此同時,「基層/草根的形象」就必定恆久不變,純淨無比嗎?若有一天找贊助商時只記得前驚後恐,以免被扣上「商業化」污名,我們還會記得誰才是真正逼使我們接觸「商家」,自負盈虧的原兇嗎?組織者的自覺是需要的,但到底誰被誰佔便宜,誰是永遠被動,永遠主動,是在溝通,還是消費,同一場地之中真的並無其他可能性出現,只有一種邏輯發生?

又另外,剛參與這些活動的朋友/家人/同事,是否必然就會懂得抱有這種自覺/堅強/必然需要承受這種壓力,而且不獲支援/諒解?

為了安全以及提高建設性,看來也應該找人寫一寫屬於香港性/別運動的行動者菜譜。

// 抵我一次都唔去Pinkdot //

唔去當然尊重,有時唔想就係唔想,無需理性理由,但也不能以情緒當作「理性/客觀依據」。

不過,與中產同行就是港豬(缺乏思考能力),與非中產同行就真的是必然具有批判思維?這真的是我們真正面對的/唯一的/或是值得擁有的現實嗎?

我們可以反過來嘗試「批判」何謂「批判」嗎?

在場真的是中產佔多數?這裡又有一個潛在論文題目(看來我應該自己拿來寫研究計劃書)。

// 不是不願意交流,而是沒有交流的依據(無嘢好交流)//

如果願意在同一個場合共處也未能成功,當然無法再進一步發掘出交流的可能性。

性/別理論或是批判理論帶來的其中一個啟蒙方向,不正正就是希望提醒我們不要輕易相信二元對立關係嗎?為什麼我們去想像性/別運動的時候只能即時、毫無猶疑地進入這種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 ?這樣的敵我陣營豈不也是另一種壓迫的變奏?

這種二元對立惡化到讓大家必然無法同場的情況到底還要持續多久?

如果香港性/別運動真的沒有二元對立的情況,只是某些人的臆測的話,義工曾經向我表達的那種從一個場合走到另一個場合那種戰戰兢兢(特別是礙於各種考量,無法如我硬是要公開提出這種疑問的人),可以有學者幫忙紀錄嗎?

寫到這裡,我相信未來一定能夠看到更多聯動的情況出現,因為阿飛和我決意要把這件事情轉化,而只要我們一直還有能力/願意關心性/別發展的話,這件事就不會完全墮入某一種邏輯和成見之中。我們希望大家也能夠看得出這些文字其實也是一個邀請。

✽ ✽ ✽

阿飛亦在公開信提到對於社區攤位位置的安排,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感到迷惑和失落,但這不是我希望留住的情緒,正等於阿飛也不希望事情只變成個人仇恨或恩怨。

我當時覺得,既然是第一次參與這個活動,為什麼朋友你不直接向我查證,就直接跳到失望?由6月截止這個星期,那一個部分讓你感到我是拒絕對話聆聽/我們的溝通注定失效?*

如果朋友第一時間向我和拍檔查證,我們大概會陳述以下資訊 (各圖中社區攤位位置以彩虹旗標示):

2016年社區攤位:位於西九文化區大圓環,參與機構表示距離主舞台比較遠,人流較少,無法與參與者互動

2016年社區攤位:位於西九文化區大圓環,參與機構表示距離主舞台比較遠,人流較少,無法與參與者互動

2017年社區攤位:依然位於大圓環,加入第二舞台(DJ舞台)。部分參與機構認為情況改善,人流較往年多,但攤位最靠近DJ舞台的兩個機構表示音樂太強勁,吵得無法和參與者講話。

2017年社區攤位:依然位於大圓環,加入第二舞台(DJ舞台)。部分參與機構認為情況改善,人流較往年多,但攤位最靠近DJ舞台的兩個機構表示音樂太強勁,吵得無法和參與者講話。

2018 年社區攤位

2018 年社區攤位

2018年藝術公園草地一直延至「自由約」才正式對外開放,大會才駭然發現整個草地根本無法如約定一樣容納所有攤位和舞台,大會決定臨時撥出另一筆費用,租用草地外圍的區域,權衡限制和意見後,最終決定把所有攤位放到入口必經之處。

另外,所有攤位最後需用沙包加固無法分開,原因是西九提到以往曾有放置在同一位置的帳蓬被吹到海中,由於佈置時間緊逼及人手緊張,義工們已盡了最大努力。

未必能一蹴而就,但真的,從來未有拒絕聆聽。

✽ ✽ ✽

10月25日晚上我把以上的話都直接向阿飛提問

我再次在電話中有向阿飛和移工致歉,提到時間點的落差:

由於我本打算於23日晚上的例行檢討會向籌委反映移工的意見和告知過去兩天,我代表PD 與阿飛及移工代表B的對話。所以,公開信在23日中午時間發出,我也是感覺突然,而主持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看到公開信,情緒自然更激動,他本能地為自己說話,未有想到輿論界、標題黨和不能細讀的群眾隨時可以如狼似虎,卒之自留言後不斷收到來自陌生人抨擊自己的訊息,當中不乏人身攻擊,後來實在有太多私下攻擊留言,真的受不了才把留言刪除,當然又快速被解讀成玻璃心拒絕接收意見。

而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活動當日主持的家人亦第一次到台上公開「出櫃」發言,這次事件的網絡欺凌亦影響到他的家人朋友的情緒,覺得委屈,不知所措,只能以哭聲抒解。通電之時,我向阿飛提到我並非是要怪責,而是希望指出當時我們並未把各自的脈絡補好,當中的誤會和情緒才變得這麼強烈。

我們聊了一個半小時,阿飛向我再次解釋移工日常遭遇的暴力,如何牽動他的情緒,坦承認自己多少有衝動成分,願意與主持見面道歉,顯示出另一種難能可貴。

由於我一直與各方協調,了解到主持的工作日程、情緒狀態和意願等等,我認為現階段並不適合讓阿飛和主持彼此見面。在了解到主持的意願後,我建議阿飛公開向主持和受影響的家人朋友致歉,呼籲他人停止攻擊,同意彼此之間需要再重整、諒解、和解,以另一種能量嘗試為討論帶來推動力。所以,阿飛後來亦在原帖進行修正和補充。

在此之前,我們從來未單獨對話/見面,但那個晚上我們試著對話,亦未有放棄溝通,直至今日,所以亦才有這篇文章的出現。

歡迎再向雙方求證。

又另外,如果沒有Facebook live的存在,讓各人可以重新回看移工發表意見的環節,今次的事情能鼓動出這樣強大的情緒嗎?討論可以成事嗎?之前數年我們都無法使這個部分變得完善,如果有人細心查證就會知道今年這個部分非常厲害,Bubble Air義工的專業、包容、忍耐實在值得敬重(感謝的說話有機會再寫)。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合作,由第一刻我已知道我觸碰的部分乃是整個性/別運動最敏感的議題,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格外認真。在未能真正落實到貼近階級平等之前,我們要如何排解那種性/別運動之中的憂鬱情緒,肯定這種情緒,並提供空間釋放和轉化?難怪身邊幾乎個個人都跑去學正念/學禪,以個人方法穩住自身,而且總是有朋友提醒我小心透支。

不過,寫字還是很重要,公開紀錄也是很重要,所以還是要寫 ,但這件事之後我也會好好休息。

這個星期為了要向各方查證、協調以及工作實在太忙碌,而無法即時回應,我很難過。因為讓主持一人成為攻擊焦點,未有好好承擔起協調的責任,但對於這次嘗試為移工和一點粉紅築橋,即使未有一下子達到理想,我問心無愧。我亦很感激PD義工團隊在過去兩星期的信任、支持和理解 ,以及容讓我暫時放下依然一直在進行的PD跟進工作。

我們都有情緒,但我們都不甘讓情緒成為結局。

我們其實都好累,若把兼顧正職計算在內,更累。

如果有志願人士尤其學術界/記者界的朋友可以幫忙紀錄種種,我們可以更專注於執行。如果寫字、執行的都是同樣的人,難怪我們都透支,苛刻並不能灌注能量,而是摧毀。

好好接住眾人的感受,包括移工、組織者、主持、主持的家人、義工,是這篇文章的目標,但當然還有一個最終目標,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看到用心參與的人,有不斷嘗試溝通、諒解和願意下一次再嘗試接觸。至少阿飛和我在這段時間有一直堅持,希望帶來更多討論,而我自己就暫時回應至此,實在需要休息。

連結、同行、溝通、轉化。

這個願景,從來不是一人的願景。

 

* 這大抵是全文最具情緒的一句話,阿飛好好,提醒我留意,但他亦強調自己受得住我的這句話,阿飛提到這篇文章多少為他帶來一些心理衝擊,但反過來,他亦想到之前的文章也有對主持和我造成衝擊,各不相讓及拒絕道歉的話,事情只會愈來愈亂。由於我覺得這協商過程更寶貴,所以我決定保留。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