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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傳承之學

2016/12/5 — 11:55

昨天收到了台灣朋友很有意思的一份禮物。台灣朋友研究的,是日本「民間傳承之學」之父柳田國男,1949年之後這學科易名為民俗學。現在日本的民俗學家,著眼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文化,會研究人們如何在遊樂園、商場等空間得到快樂,這對管治頗有啟發意義。期待台灣朋友的論文會成書出版。

朋友提到了一些日本民俗學學者的名字,例如岩本通彌、新谷尚紀。Google了一下,發現今年10月有篇岩本通彌談日本民俗學的訪問,頗有趣味,在此節錄一部份:

「對日本民俗學學科的看法

畢雪飛(以下簡稱畢):我受中國《民俗研究》雜誌主編張士閃教授委託,想對岩本老師做一個採訪,請您談一談您對中日兩國民俗學的看法。我讀過您的《以“民俗”為研究物件即為民俗學嗎?》一文,很受啟發,其中表達了您對日本民俗學發展方向的憂慮,首先想請您就此談一談您對“民俗學”這門學科的看法。

岩本通彌(以下簡稱岩本):我覺得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一下“民俗學”這個名稱是否真的恰如其分。當說到經濟學、法學,人們馬上會反應過來這是研究經濟或法律的學問。同樣,當我們說“民俗學”的時候,自然會聯想到是研究“民俗”的學問。那什麼是“民俗”呢?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在建立民俗學的時候用了“民間傳承”一詞,直至今日,“民俗”被看成是殘留下來的“社會傳承”“經濟傳承”等傳統的形式。而民俗學則被認為是研究這些殘留物的學科。這種傾向歸結起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民俗學”的漢字本身帶給人的印象。

此前我參加中國山東大學的比較民俗學會時,對劉鐵梁先生的一段話印象很深刻。他說:“在中國,folklore一詞翻譯成民俗學,但如果德國的volkskunde也翻譯成民俗學的話很容易被理解成也是研究民俗的學問,所以最好翻譯成‘民學’”。對此我深表贊同。

在英文世界,研究folklore的學者往往關注表演(performence)或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但在德國卻不一樣,德國的volkskunde是對普通老百姓的研究。比如Riehl通過統計等方法對當代普通民眾的生活進行的研究。我們可以說兒童的folklore,某一城鎮的folklore,但卻不能說某一地方的volkskunde,因為volkskunde根本的研究物件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folklore本身,這有很大的區別。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兩條不同的路線,事實上,柳田國男走的是與volkskunde相近的路線,然而很遺憾的是,日本民俗學界對柳田國男做了錯誤的解讀,將其擺到了folklore研究路線鼻祖的位置上,導致如今的日本民俗學研究多在關注比較容易被看成是“民俗”的諸如地方的傳統節日等內容。然而,今時今日,我認為這個學科應該更多地關注都市中普通人的生活,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民學”。

畢:的確如您所說,中國的很多學者也在反思這個問題。您覺得以民俗學的角度研究現代人生活有什麼特點或長處呢?

岩本:當我們說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的時候,也是不能一概而論的,每個人可能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們的日常生活都是被過去的經驗以某種方式束縛著的。比如前人創造的環境、社會結構、道德與價值等。我在做研究時一直都秉持著這個立場。以中國為例吧,據日本NHK電視臺報導,去年中國有20萬人被拐賣,針對這樣的現象我們可以從對過去的規範與斷層的分析中尋求某種解讀,這種研究將會很有價值。再比如在印度,有“名譽殺人”這樣一個現象。雖然印度逐漸在開放跨越種姓的戀愛,但事實上跨越種姓的婚姻仍然是不被允許的。因此引發的殺人被稱為名譽殺人。2010年的一樁判決中,“名譽殺人”者被判處了死刑。這其中便有傳統的規範和新的社會形勢的糾葛。

最後再說日本吧,最近我看到南山大學的內藤理恵子對現代年輕人的“他界感”的形成有一個很不錯的觀點,她認為很多年輕人的“他界感”都來自電視遊戲的傳播。這樣,不管是在日本、中國、還是韓國,接觸這些電視遊戲的年輕人就很容易形成相似的對“另一個世界”的感受。傳統的民俗學更關注村落這個界限範圍內的資訊傳承,但事實上,現如今,人們通過學校集團,或是通過跨越更大空間範圍的大眾傳媒等各種手段,接觸和傳遞著資訊,由此而不斷創造著新的文化。民俗學家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便有其獨特視角和以往研究積蓄的優勢。」

「這種對於民俗的定義,很大程度上受到來自德國的“基層文化”與“表層文化”這一對概念的影響。然而,根據德國的民俗學家漢斯•諾曼(Hans Naumann)在1922年至1923年出版的民俗學概論中的說法,“表層文化”即指城市中產生的流行,而民俗學要研究的正是“表層文化”。

最初看到這段話我也覺得很奇怪,仔細閱讀後才發現他想說的是,如今在農村中見到的傳統民族服飾、歌舞等都是從前城市中上流階級在生活中使用的,這便是他的“沉降文化論”。也就是說,農村中並不存在所謂的“原始共同體”,現在在農村見到的看起來古老而傳統的事物都是某一個時期城市中產生的流行,通過傳播(即表層文化的沉降),成為了農村的文化。然而,日本的大塚民俗學會卻把這個意思完全顛倒過來了,認為表層文化是城市中的流行文化,不應該成為民俗學的研究內容,民俗學應該研究農村中看起來比較傳統的事物(即基層文化),在這些地方的傳統中蘊藏著日本人的本質。

事實上,仔細考證便能發現這種文化觀起源於1940年代由大政翼贊會發起的“地方文化運動”。更往前一步推,這個觀點源自於德國納粹的文化論。在1920年代,也就是諾曼提出“沉降文化論”之際,便遭受到了德國納粹的攻擊,德國納粹頌揚農村文化,認為農民是貴族生命力的源泉,農村共同體是德意志民族的象徵。這種文化觀在1940年代進入日本,並造成了1960年代對於表層文化、基層文化理解的顛倒和誤解。日本在1930、40年代,例如民俗學家櫻井克典受到馬林諾夫斯基的影響,想要將一個村落用結構功能主義的方式去理解,然而卻發現這很難做到,因為即便早在江戶時代就已經存在一定程度的商品經濟,很難將村落作為一個結構功能的整體單位。

然而,到了1970年代,福田亞細亞(“民俗學論壇”編輯按:此處或為原文失誤,當為“福田亞細男”)提出了“傳承母體論”的理論,強調在村落中二代、三代之間連續的傳承,輕視外部的資訊,只關注共同體內部的傳承。我認為他對柳田國男的批判也是錯誤地理解了柳田的意思,柳田要強調的並不是“周圈論”,而是文化以城市為中心傳播開來的,柳田想通過觀察各個小地方留下的文化事象再現都市文化的歷史,關於這點我已經在2006年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會上指了出來。

日本在經歷高度經濟成長期和泡沫經濟破滅之後,城市和農村人口的比例發生了極大的轉變。農民的就業人口已經不到3%。今時今日,即使是做農村或農民研究,也不得不將城市、日本或者全球納入視野範圍。我認為今後的趨勢一定是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大城市中也能產生民俗。

日本除了“日本民俗學會”以外還有一個“現代民俗學會”,其中除了有民俗學家,還有社會學家。日本民俗學的畢業生,據我觀察,民俗學專業的大學畢業論文中總是能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題目,寫的就是身邊的日常。但是碩士和博士論文絕大部分還是比較傳統的選題,看來現在還是只有對傳統文化感興趣的學生才會留在大學讀民俗學碩士和博士。從中國也有一些學生聯繫我,想來我這裡讀碩士,說是對日本的妖怪感興趣。

我想,日本的妖怪文化也是通過媒體傳播到中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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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一)(參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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