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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保育與身份認同

2016/12/6 — 15:17

昨天提到台灣朋友王婷儀研究日本民俗學學者柳田國男的論文,內文很精彩的一部份,是柳田國男「民間承傳之學」倡議承傳民間風俗的分類法,對日本官方文化財保育綱領頗有影響。

柳田國男認為,民間風俗可分三類──眼見的資料(如建築),耳聽的資料(如言語藝術),以及心靈的資料(如生活觀念)。雖然在1897年,日本已有《古社寺保存法》,但遲至1950年《文化財保護法》才被制訂,目的是「有效應對社會的變革及戰敗衍生的價值觀劇變之下諸多文化資產保護遭逢的危機」,是「全球首度施行」的相類法令。官方著眼的,不只是有形物質文化,官方亦重視保育與整合「民俗藝能,信仰儀禮,祭禮行事」這類「無形民俗文化財」;1953年,柳田國男曾參與修法過程。論文寫道:「將無形(intangible)之概念運用於文化資產上,日本可謂首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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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與身份認同息息相關。柳田國男關心民俗承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重視「什麼是日本人」這課題,二戰日本戰敗後的《文化財保護法》,也頗有日本國民soul-searching 的味道。

上述日本保育歷史案例,多少可幫助理解香港保育的問題與障礙。在「我們都是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的中國人」如此強調單一同質的種族主義政治主旋律之下,主體無以容身,這個地方的有形與無形文化,愈來愈難講承傳,香港終究不是新加坡。不久前Walk In Hong Kong 活現香港出了post,說「皇都戲院告急」、「儘管民間早已從多方面證明皇都戲院具有極高文物價值,把皇都戲院列為一級是『最起碼的恰當』,但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仍只是建議二級,而且至今拒絕向公眾交代任何背後理據」。各位朋友可多關心與留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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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作者 facebook;標題由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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