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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子、關鍵詞、夢想 — 導讀《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2018/7/5 — 13:38

在舉世驚奇的南北韓和解與世局新演變正在進行,而台灣原地打轉,被各種鬱悶嘈雜的聲音淹沒之際,閱讀《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是個很有意思的機會。

韓國MBC 記者李容馬寫這本書,本意是因為他患了癌症,擔心時日無多,要留下一本書給雙胞胎兒子,給他們當作未來的參考。

李容馬在書裡談人生經歷,也談他觀察到的韓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多面向的發展過程。針對過去幾十年韓國掙脫威權政治的枷鎖走向民主政治,新舊政治勢力輪替三次之後,為何被一些糾結反覆牽絆、原地打轉,尤其提出他特別的解釋。
他是為韓國人提出了一面後視鏡,因而可以看到自己由何而來,來到哪裡,以及文在寅上台後的一連串變化在未來可能的方向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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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人來說,這本書則是一面不折不扣的鏡子。

同樣的時間裡,台灣也有威權政府,也有解嚴,也有即使政黨輪替三次整個社會都仍然為過去眾多糾結而牽絆不前的現象。如果把這本書當鏡子來看,可以看出韓國和台灣到底有哪些事情的發展是從開始就相同,哪些是開始不同後來相同,哪些是開始相同後來不同,哪些一直不同。如此,我們固然可以清晰地看出韓國何以成為今日之韓國,也可以體悟到台灣何以成為今日之台灣,以及我們遭遇問題的可能解方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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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在韓國生長過,想到為了方便今天台灣的讀者能更加善用這面鏡子,所以整理書中一些關鍵詞,當作背景說明。如果對韓國已經有很多了解,可以跳過這些關鍵詞以及對台灣的啟示,直接閱讀李容馬的本文。如果想先多知道一些背景,或者在閱讀過程中多一些參考,則可以看一下這些關鍵詞的說明。

1989年李容馬讀大三的時候與同學的合照。

1989年李容馬讀大三的時候與同學的合照。

地域情結

小時候住釜山的時候,家裡前院曾經租給韓國人開店。有段時間是個做洋裝裁縫的,記得有天住在店裡的一個人燒炭自殺未遂,院子裡鬧哄哄的。

可能那天的事情很刺激,所以記住了那個人是從全羅道來打工的。

也因為釜山屬於慶尚道,而慶尚道和全羅道結的樑子歷史悠久,所以後來在我成長的過程裡,逐漸發現市井之間談起全羅道人,總是負評居多。連帶地,即使我們讀的是華僑學校,大家講起哪個全羅道過來的寄宿同學,也會加重語氣說一句:「那個從全羅道來的」。

這是有原因的。釜山是慶尚道,屬於韓國的「嶺南地區」,而全羅道則屬於「湖南地區」。嶺南對湖南,是死對頭,歷史悠久,上溯韓國的三國時代。嶺南的新羅國聯合唐朝,滅了湖南的百濟。國亡之日,百濟的宮女不二臣,紛紛投江。跳崖的地方因而名為落花岩。

進入近代,慶尚道出身的朴正熙軍事政變上台之後,民間要求民主的反對聲浪裡,最主要的代表性人物金大中則是全羅道人,把嶺南湖南之爭新添了柴火;到再度軍事政變上台的全斗煥又是慶尚道人,派傘兵部隊血腥鎮壓全羅道的首府光州,更把這種對立火上加油。再後來金大中又出馬競選總統時,我聽釜山的朋友說:開車去全羅道,加油站的人聽你操慶尚道口音,就會要求你下車恭敬地講一聲「金大中先生」。

所以,李容馬的《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所談到的「地域情結」,主要指的就是慶尚道對全羅道,嶺南對湖南的情結。韓國的地域情結,比台灣的省籍情結、藍綠情結來得更早。

李容馬本人就是全羅道人。他在書裡描述從朴正熙執政開始,政府所有好的政策和資源都給了嶺南地區,造成湖南地區農村崩解,幾乎所有的農民都為了找工作一再往都市,尤其是嶺南地區的大都市移居,「他們成為工廠勞工和小販,也成為賺一天過一天的日薪勞工。」

小時候我家前院裁縫店裡那個試圖燒炭自殺的全羅道女孩子,不知道是否就是當時全羅道人在嶺南地區求生的悲歌之一。

朴正熙

很可能,我最早會唱的一首韓國歌就是〈新村之歌〉。每天早上,街上電線桿的喇叭就會大聲播放這首歌,叫醒大家。到現在我還會唱那個旋律。

「新村運動」是軍事強人出身的朴正熙要改變韓國經濟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出發點的焦點雖然是鄉村和農業,但事實上成為一種全社會的運動,凝聚國民對經濟發展、提升生活水平的意識。有個說法是,那是一九六○年代中,朴正熙來台灣訪問,見過蔣中正總統後,從「新生活運動」裡得到的啟示。

朴正熙知道當時的韓國貧窮,為了脫貧,他有一大重點是重視出口、賺外匯。我讀中學的階段,正是往最高潮推進的時刻。記得當時在課外偷溜去酒吧喝酒,釜山港口那些做美軍和外國水手生意的酒吧牆上,都貼滿了「本月出口×× 瓶啤酒!」的口號。也因為他不斷地激勵人民要努力再努力,所以有一個笑話說,英國歌手湯姆.瓊斯(Tom Jones) 的〈奔跑再奔跑〉(Keep On Running)在韓國之所以大流行,正是因為朴正熙喜歡而推動起來的。那首歌流行的時候,真可以說是無時無處不在,聽得人耳朵生繭。

配合著出口至上,朴正熙發展經濟的重要措施,就是保護國內市場,在重要產業裡全力培植大型企業,再由他們來推動出口。電子、石油、鋼鐵、汽車,每個產業都有培養的重點對象,結果成長到財閥級的大企業。這些財閥要全力達成政府的經濟指標,政府也提供他們需求的各種政策和資源,一方面成就了「漢江奇蹟」,一方面也使得這些財閥長大之後,各自利用資源伸進其他產業,形成無所不包的巨大怪獸。今天無人不知的三星集團,正是朴正熙時代開始重點培養起來的財閥之一。

在經濟上這麼強勢的人,在政治上自然更不在話下。朴正熙長期執政的時候,鎮壓起民間的反對勢力毫不留情。一九七一年總統選舉,朴正熙即使有執政優勢,加上做票的可能,都仍然只以微小差距險勝金大中。這使他深感威脅。

朴正熙除了馬上頒布非常戒嚴令,又公布維新憲法,把總統直接選舉改為間接選舉,可以終身執政之外,並且對金大中採取了動作。不但金大中在韓國國內發生「車禍」,僅以身免,卻留下終生後患,更誇張的是一九七三年,韓國中央情報部直接去日本動手,把人在東京的金大中麻醉後綁架帶回韓國。而後來流行的說法是:韓國中情部本來打算把金大中帶到海上直接包了麻袋石沉大海,但是由於美國攔截情報後緊急制止,他們才勉強綁回韓國。但不論是要把人丟到大海還是綁回韓國,中情部跑到日本做這種事,當然造成外交上的軒然大波。

朴正熙是軍人出身,他在五一六政變時期一副戴著墨鏡的模樣煞氣十足。這樣的人當了總統之後的霸氣,可想而知。而我記得在一九八○年代後半看過一篇報導,描寫他不在人前的一幕。他有一次在車裡為了什麼事大怒,大罵:「我拿武士刀宰了你!」然後抬腳就猛踹司機座位旁邊那個人(應該還是個大官)的腦袋。

這樣一個人長期執政,固然一路提振了韓國的經濟,另一方面也製造了社會上越來越高漲的反對聲浪。而他當然不會有任何退縮與讓步,結果就造成火車對撞。到一九七八年釜山、馬山地區爆發學潮,學生大規模上街頭,朴正熙堅決主張強力鎮壓,最後發生了他被自己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刺殺的事件。到現在為止,官方說法雖然是因為在一個酒家喝酒的時候,金載圭為了處理學潮的手法和朴正熙另一名手下起了爭執,所以臨時起意把兩人都幹掉,但是從金載圭事前連朴正熙的警衛團都先殺光,故事當然必定另有內幕。

當時我在台灣已經大學畢業,記得那天我看著電視裡報導朴正熙出了事,畫面裡拍的韓國報紙斗大標題「朴大統領有故」,不可一世的強人就這樣殞落,很有一種超現實感覺。

因為朴正熙被刺,總理崔圭夏接手,成為文人總統。崔圭夏要推動民主化,大家以為強人走了,新的時代可以開始。但是那年十二月十二日,一名駐守前線的將軍全斗煥率軍潛回首爾,逮捕了自己的上司陸軍參謀總長兼韓國戒嚴司令鄭昇和上將,再次發動了一次軍事政變。全斗煥也宣布戒嚴,掌握了所有軍政大權,八個月後自己成為韓國總統。

全斗煥發動政變的理由是,他的上司鄭昇和上將調查朴正熙遇刺案的方向有問題,因此這次政變又名「肅軍政變」。全斗煥如此高舉為朴正熙爭公道的旗幟的原因之一,是他曾經在朴正熙手下近身工作過。李容馬在書裡寫全斗煥是朴正熙的乾兒子,原因即在於此。

全斗煥再度軍人干政,當然激起民間更大的不滿。一九八○年衝突發生的焦點在光州,嶺南慶尚道出身的軍人總統,要鎮壓湖南全羅道的光州,當然不會手軟,於是爆發光州事件,也就是電影《我是一個計程車司機》、《華麗的假期》電影的主題。《我是一個計程車司機》是從外地人的角度講當年的光州事件,《華麗的假期》則是從光州人當地的角度。兩部電影值得一起比對著看。

朴正熙的影響不只在政治上如此深遠,在經濟上更是。

朴正熙死後的四十年,他在政治面上的黑暗固然多所暴露,「獨裁」的形象和歷史定位也早就清楚,但同時他另一個成就也始終被肯定。那就是許多人都認為韓國今天經濟起飛的基礎就是他所奠定。韓國的政治民主化及政黨輪替之後,許多人自覺在經濟上沒有相匹配的成長,更懷念他當年的貢獻。事實上,朴槿惠能當上總統,是名副其實的繼承父蔭。

但是李容馬在書裡卻有別於韓國許多媒體的意見,指出正因為從朴正熙時代建立了財閥中心的經濟發展策略,以及配合財閥運作的政府經濟官僚,這兩者在水魚相幫的情況下也相互勾結,形成了幾十年來牢不可破的關係,成為今天韓國在經濟上遲滯不前,也連帶影響政治改革的三大毒瘤中的兩個。

包括朴槿惠在內,多任韓國總統都擺脫不了和財閥勾結的貪腐醜聞,也基因於此。這些財閥的起家既然是倚賴執政黨的政策奶水,對執政者的回饋當然不敢有所保留。也因此,即使是政黨輪替新上台的政府,明知這些財閥可以是自己的提款機而不用者又有幾希。

所以讀這本書,不能不了解朴正熙,知道他的影響。

圖為2016年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燭光人潮。

圖為2016年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燭光人潮。

「紅鬼子」與「親日派」

韓文「紅鬼子」的發音類似 Bal-Geing-Yi。起碼在我成長的釜山地區,從小聽到這個說法所意指的對象,首先當然是北韓。韓戰時期那些「紅鬼子」如何如何等等。

第二個就是金大中這種主張民主、左翼,又比較同情北韓的人。

我本來以為「紅鬼子」就是因為對北韓的疑懼、憤怒、不屑等各種情緒混合出來的一種說法,然後在政治上用來打壓對手的一種「紅帽子」;但是讀李容馬的書,才讓我意識到還需要拿來和「親日派」對照著看,才能更清楚一些脈絡。

相對於「紅鬼子」,過去我在釜山的時候的確比較少聽到「親日派」。真正注意到「親日派」,是在韓國也發生政黨輪替之後,聽他們成立了名稱類似「清理親日派調查委員會」的單位。

那之前我聽到的耳語是朴正熙當過日本殖民時代的警察,但到了這時才知道,他是讀過滿洲的日本軍校,他是要清理的親日派的主要人物之一。簡單說,韓國人說的「親日派」可以代換為我們說的「漢奸」。過去朴正熙掌握政權的時代,沒有人敢講他這個背景,後來則浮上檯面。指控他的人,將其歸之為「親日派」,支持他的人說他是為了讓自己有了軍事技能之後才能幫助國家。

本來我想那是歷史的背景,朴正熙也早就死去,不太理解許多人為什麼直到今天還要追究「親日派」,就好像說二戰結束如此之久了,為什麼時到今天還要成立一個單位在追查「漢奸」。

我從李容馬書裡所看到的是:韓國在解放之後,正是因為沒有徹底追查「親日派」的問題,才使得親日派順利過渡為代表既得利益的保守勢力,並在韓戰之後藉由對「紅鬼子」的追殺,移轉大家對「韓奸」的注意,自己也化身為反共力量的代表。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獨立之後就不見容於「親日派」的許多知識分子移居到北方,到韓戰一起,就都被打為「紅鬼子」。因而給反對立場的人戴「紅鬼子」的帽子,其來有自。

這樣,等朴正熙支持的財閥中心的經濟政策再發展起來,反共、保守、財閥等各種身分固然形成一種聯合陣線,許多親日派就更深深地隱身其後。也正因為是聯合陣線,所以隨著「反共」是最響亮的招牌,社會各個領域的對立都被簡化,以「紅鬼子」之名掃除各個領域的對手,也成了掌權者最便利的工具。光州事件,軍隊奉命去清除的就不是主張民主化的人民,而是「紅鬼子」。

各種關係如此錯綜複雜,所以李容馬說:高中的韓國歷史課,大部分在解放後到建立大韓民國政府就結束了,之後的部份都根本不教;他進了大學,讀的是政治系,但是系上卻不教韓國現代史。

在這種背景下,看金日成的例子很有意思。這個發動韓戰,建立共產極權體制的獨裁者,被稱之為「紅鬼子」是理所當然的。但他還有一個身分。相對於朴正熙曾經讀過日本軍校,金日成卻參與過抗日活動。朴正熙時代當然不能承認這件事,因此我小時候聽說的是,抗日活動裡確實有金日成這麼一號人物,但後來被現在的金日成謀害而冒名頂替。所以,此金日成非彼金日成。

當然,另一邊的許多人則不相信。李容馬自己就肯定金日成抗日的事實,書中所說的那位德國明斯特大學宋斗律教授顯然也是一個例子。

而李容馬在書中講的一句話,解答了我對清理親日派的工作為什麼時至今日還在進行的疑問:「新掌權的人不可能不翻出舊權力的腐敗。揭發舊權力的腐敗,才能確保新權力。」

「親日派」與「紅鬼子」,是讀這本書的時候要同時注意的關鍵詞。

盧武鉉

朴正熙之後的韓國總統,依序是全斗煥、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在這本書裡,讚嘆最多,也惋惜最大的,是盧武鉉。促成李容馬寫這本書的原因,固然是因為他要留書給兩個兒子,但是盧武鉉給他的刺激,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對於因盧武鉉的成敗而起的檢討,幾乎可以說是整本書重點的濃縮。

金大中是韓國第一次政黨輪替當選的總統,占有歷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但他基本上仍然是老派政治人物,是過去威權體制與地域主義的受害者,但也可以說是受益者。一九九七年下半年東亞金融風暴爆發,韓國經濟幾乎慘遭滅頂。在那年底金大中當選總統,固然是因為執政黨民意慘跌所致,我也聽朋友講過一個笑話:「全羅道那個老人又來了。為了不要再見到他,這次就讓他當上總統吧。」

但是盧武鉉不同。他雖然和金大中同出一系而接手政權,但背景和方法都大有不同。

盧武鉉是因為三八六世代的支持而當上總統的。三八六世代,指的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的一九六○年代左右出生,受過高等教育,在一九八○年代三十來歲時經歷也促成過韓國民主化的人。他們以英特爾電腦晶片三八六為代號,當然也有象徵資訊時代的意思。

盧武鉉比他們年長二十來歲卻得到他們的支持,因為有一些過去政治人物所沒有的特質。

盧武鉉家境貧寒,只有高中畢業,是韓國學歷最低的總統。他自學成功考上法官,再蛻變為人權律師,和全斗煥政權抗爭。他是慶尚道人,卻加入全羅道金大中的政黨並成為核心人物,成為許多慶尚道人眼中的叛徒。他為了挑戰地域主義,不惜放棄自己原先在首爾擁有優勢的國會議員選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地改到釜山(慶尚道)競選國會議員,失敗後再挑戰釜山市長又再敗。但也因為他天真地堅持一些信念,所以得到「傻瓜盧武鉉」之稱,並且因為選民的愛惜而有了韓國政治人物首開紀錄的「愛盧會」粉絲團。

二○○二年總統大選,財力及資源不足的盧武鉉,在三八六世代與愛盧會的支持下,由低攀高,一路過關斬將,最後當選總統。

其中,最精彩的一役發生在盧武鉉成為自己政黨的候選人之後,和另一黨候選人鄭夢準整合的階段。

鄭夢準是現代汽車集團創始人鄭周永的六子,有志於從政。他擔任韓國足協主席也是世界足總副主席期間,爭取到主辦二○○二年韓日世界盃。那年韓國隊踢進前所未有的四強之列,他在聲望臻於頂峰之際,也順勢宣布參選總統。

當時總統大選呈三足鼎立之局。除了盧武鉉和鄭夢準之外,還有一位候選人李會昌。民調顯示:如果三人都出馬競選,那會是李會昌勝出;所以只有當盧武鉉和鄭夢準兩人進行「候選人單一化」協商,整合出一人和李會昌捉對廝殺,才有勝算。

然而在過去的韓國歷史上,從沒見過這種整合成功過。一九八七年首次民選總統那一次,正是一例。當時也是三足鼎立。盧泰愚代表執政黨,金大中與金泳三代表在野兩黨。雖然大家都知道,如果金大中和金泳三整合成功,推出一人和盧泰愚競選必勝,但兩人硬是各自參選,結果那一年盧泰愚以百分之三十七的得票率當選總統,而兩金合起來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五十五。

圖為盧武鉉墓地。

圖為盧武鉉墓地。

因此二○○二年的盧武鉉和鄭夢準,究竟會重蹈覆轍,還是會完成不可能的任務,整合成功,扣人心弦。結果在民調呈現盧武鉉較高之後,鄭夢準同意接受民調結果,支持盧武鉉出馬。當時韓國媒體熱烈報導鄭夢準的退讓之美,我即使人在台灣,也因為看到韓國出現一種開闊的格局而為之慶幸。

誰都沒想到,經過一個多月後,就在選前的最後一天,鄭夢準翻臉,選擇在夜裡十點的時候宣布了不再支持盧武鉉。盧武鉉連夜趕去見鄭夢準,希望有挽留的機會,卻吃了閉門羹。只是第二天的選舉出現了更加激動人心的結果:盧武鉉的危機反而加大了支持者的動員,最後是他贏得大選,當上了總統。

我因為在選後沒多久就去了韓國,跟計程車司機聊起此事,問他怎麼看。司機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小老婆生的孩子的頭腦就是和別人不一樣。鄭夢準如果沒撤回對盧武鉉的支持,現在當上總統的盧武鉉就要欠他一輩子的人情。不但要讓他當個有實權的副手,也要安排他接手下一任總統。這下子好了,鄭夢準親手幫盧武鉉卸下了千斤重擔。盧武鉉可以無所顧忌地放手一搏了。」

盧武鉉可以放手一搏,應該是當時所有的支持者對他的期待吧。但是看李容馬的書,就可以知道他怎麼錯過了一個個關鍵的機會,做了一個個錯誤的決定,成了「舊時代的老么」,沒能當上「新時代的老大」。卸任之後,盧武鉉因為後任李明博總統追查貪腐疑雲,選擇了投崖自殺,成了悲劇人物。

李容馬指出:盧武鉉儘管在政治改革的觀點上比任何人都要鮮明,然而在經濟、勞工和社會改革等層面上,他卻依然被自己世代的侷限所困。也因為如此,導致許多舉措自毀長城,最後眾叛親離。然而,即使如此,他的說法是:「盧武鉉給韓國現代政治留下了一個重要的主軸,文在寅政府藉助這個主軸才得以前行。盧武鉉是給新時代鋪下藍圖的人。」

確實如此,身為盧武鉉親密戰友又曾經是助理的文在寅當上總統後,至少今年登上台灣媒體版面的兩件事情,都可以說是在進行盧武鉉的未竟之志。

一個是今年年初把韓國基本工資一舉調高百分之十六,達到每小時七千五百三十韓幣(約台幣兩百零八元),更承諾到二○二○年將再調漲至一萬韓幣(約台幣兩百七十六元),超越日本、紐西蘭,在亞洲僅次於澳洲。

另一個當然就是與北韓的和談。文在寅上台之後,繼續由金大中而盧武鉉的對北韓和解政策,終於得到金正恩的回應,有了舉世注目的兩韓頂峰會談。即使金正恩可能另有圖謀,未來情勢也不容就此樂觀,但起碼目前文在寅能掌握這個機會,也是因為走在盧武鉉鋪下的藍圖上。

六月,川金會之後第二天舉行的韓國地方選舉,文在寅的執政黨獲得空前大勝,形成真正的全面變天。而未來的韓國到底還能打破多少舊有桎梏的限制,以及能走多遠,也就看文在寅能再把當年戰友的遺志推進到哪裡了。

對台灣的啟示

讀《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對照著台灣的現況,有如一面鏡子。

在韓國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的第三年,台灣也有了第一次政黨輪替。到今天,韓國有了三次政黨輪替,台灣也是。今天韓國仍然苦於為舊時代種種糾結所困,台灣也是。

在許多人的認知裡,韓國當年是鼓勵、扶植大財團崛起,而台灣則是發展中小企業。但事實可能早已發展得不同。今天台灣至少有三個財團的規模,和韓國的頂級財閥規模不相上下。

李容馬說,韓國舊有糾結去除不了的根由是:種種問題互相勾結、彼此掩護所致。也因為如此,我認為李容馬這本書之所以能成為我們的鏡子,主要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對照著看清我們的社會到底有哪些根深柢固的糾結,並且擒賊先擒王,掌握首先解決的癥結是什麼。

李容馬在書中列舉了韓國的地域情結、「紅鬼子」帽子、親日派的變身、保守的右派既得利益、國會由亂動的「動物」變成癱瘓的「植物」、國家領袖失去遠見、無能的經濟官僚、只知道拉抬房地產加鼓勵外銷的經濟政策、已經成為巨怪的財閥、被政治勢力控制而黨同伐異的媒體、對勞工的歧視,等等問題。

這些糾結固然繁雜難以勝數,但是李容馬也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韓國最關鍵的課題。

檢討金大中、盧武鉉兩任政府的前車之鑑,李容馬發現他們雖然推動民主政治的深化,但是在改善經濟上卻沒有自己的主張,被傳統老舊的經濟官僚牽著鼻子走,重複朴正熙時代以財閥為主的經濟政策,結果造成社會嚴重的貧富兩極化,不但失去民眾的支持,還進一步擴大了既得勢力的資源,最後造成李明博和朴槿惠的反撲。

所以,李容馬認為:「新的民主政府如果想成功,就要得到國民的支持;想取得國民的支持,就要讓國民的生活變得更好。」

也因此,他認為韓國最需要解決的三個根本病因就是:「經濟官僚和財閥勾結,財閥和他們支持的媒體結為同盟,這是從朴正熙以來延續的三頭馬車,也就是韓國社會的既得利益體制。真正支持這個既得利益體制的,是極右派保守政治勢力。韓國社會要改革,唯有打破這個體制才能實現。」

在台灣,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之後,我們也清楚地看到,國民黨和民進黨,即使名稱不同,在某些政治立場上的主張上有所不同,但是一旦執政,在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勞工政策上,也都幾乎完全是系出同源的思路。

我們不妨藉由李容馬這本書的鏡子,仔細思考如果我們要打破過去的既得利益體制,推動社會改革,該做的事情有哪些,以及該從哪裡下手。

第二個作用,是讓我們思考自己所欠缺的是什麼。

韓國人和我們在一些思考方式、行事方法上有所不同,根源上最大的差異,在於他們敢於嘗試些大破大立的努力。政治、經濟、運動、影視等等太多方面有太多例子,不必我一一說明。

而李容馬在這本書裡,又再次端出一個解決他們社會困局,前所未見的解方。他在這本書的第十章裡,詳細地說明了「公民代理人團體」的構想,以及其運作的方法。

簡言之,「公民代理人團體」是參照法院的陪審團制度而設立,隨機抽選一百零一個人構成。由於韓國的公共電視媒體負責人、檢察總長等任命都被政黨之爭所綁架,主事者人選永遠陷在朝野各有堅持的僵局之中,所以李容馬認為這可以由「公民代理人團體」來解決。朝野可以各自針對對方提出的人選進行攻擊、質疑,而最後的任命權交給「公民代理人團體」來決定。

李容馬更大的企圖,是他認為代議民主走到今天已經有其不可突破的瓶頸,所以「公民代理人團體」接下來可以擴大應用到更多政治事務的運作上。

李容馬雄辯滔滔地說明這個主張成立的理由:

「否定公民代理人團體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根深柢固的菁英意識。有人會說,堂堂國務委員或是權力機關的首長,怎麼能讓張三李四來選。這和當年引進公民參與審判的時候一樣,也有人提過同樣的疑慮。當時也有極大的反對聲浪表示,怎麼能把需要高度專業知識的審判交給一般人。然而公民參與審判的幾年經驗證明了一切。公民代理人團體的問題也可以同樣看待。朝野專家在事先提供充分的知識和資訊,公民代理人團體以此為根據做出最終判斷即可。這比國民參與審判還要簡單。」

他也說明了願景,以及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公民代理人團體是超越菁英主義,讓公民可直接參與決定政策過程的劃時代制度。這可以超越代議民主,把直接民主和我們生活的結合往前更跨出一步。如果這個制度的路越走越寬,那可以漸漸連法案或政策的制定過程也納入。詳細的方案或政策,由菁英們認真地競辯。公民只要負責做出最終的決定即可。總統就是不具有所有領域的專業知識也可以執行職務,不是嗎?那公民也一樣。只要得到專家的協助,進行常識的決定即可。」

最後,他又為這一切的可能,說了一個令人動容的歷史背景:

「要引入大破大立的人事系統,才能打破原有的組織倫理。為了實質從外部添補新血,應該開放門戶。我們不該忘記:唐太宗引進科舉制度的理由,就是為了打破原有豪門菁英封閉的圈子,排除既得利益,創造新的組織文化。」

因此,李容馬提供我們鏡子的最後一個作用,我認為是催促我們思考:我們對改變自己的未來,有沒有勇敢的夢想,以及熱情。

「沒有理想的現實,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他如此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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