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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求做穩建制派的一生

2018/10/31 — 10:29

資料圖片:金庸(無綫新聞片段截圖)

資料圖片:金庸(無綫新聞片段截圖)

金庸死了。

也許金庸最大的好處和壞處,都在他會寫東西這一點。金庸一手寫小說,一手辦報寫社評。才子聲名鵲起,又涉身於傳媒,政治自然就會找上門。很多文藝菁英或學術翹楚,最終都無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

一個文人,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士大夫人格的文人,是不可能一世寫文章,做一個好作家就了事的。因為士大夫人格講儒家,講經世致用。士大夫的基本修行路徑是「致物致知,誠心正意」,然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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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中國皇帝為了獨攬大權,排斥功臣和貴族集團,創造了科舉制以考試取士,將一部份平民提升為官僚階級。其實事情揭穿了,只是大有為的皇帝要將權力集中,不願再與父祖一輩的功臣和皇族成員分享權力。但這畢竟促成了階級流動,新貴的士大夫,產生了帝制也能夠開明的想像。這便是延續至今的魯迅猛烈批評過的折衷主義。近世新儒家在帝制中求開明,金庸也說過中國最好是行「開明的社會主義」。

中國士大夫的救世之心,即由此而起;帝師情結,由此而生。每一個士大夫最終服侍的對象都是皇帝和統治者,希望向統治當局反映意見,甚至分享權力。金庸寫小說受歡迎,旗下的報紙有影響力,所以在主權移交前的談判時期,成為中方其中一個重點拉攏對象。之後的事情成為金庸的污點。然而這並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金庸出身於江南名門望族,書香世代,恐怕「經世」之心是早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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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金庸考入國民黨的學校打算報效國家,中共建國後又去過外交部求職,都沒有成功。後來逃到香港辦報,因為在議論大力反對文革,成為親共派追殺命令的對象。但大亂過後,國家還是國家,81年鄧小平邀請金庸見面,他就去了,而且日後多次回顧,可見對於士大夫文人來說,接受皇帝召見是多大的榮寵。以前各種陣營變換,也都值得了。

屈原宮怨不受楚王寵幸,但金庸幸運得多,馬上受到統戰,然後在80年代的政制談判,成為當然的玩家,坐落在保守派的一方,88年推出代表中國立場的「雙查方案」,將政制民主化急凍在非常保守的狀態。

一年之後,六四鎮壓,北京的民主運動流血了,而且是鄧小平下的命令。金庸又悲天憫人起來,表示對鄧小平失望,並辭去基本法草案委員的職位。殺人之後,皇帝想必又在某一次呵護他一下,士大夫的臣子病又發作,便是「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又從了。

1999年,金庸在中國的「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會議」中,發表題為《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的演講,親切的叫著「毛澤東主席」、「如今,中國的政權十分穩固,江澤民主席領導黨與國家,朱熔基總理辦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跟寫小說的金庸,是兩套話語。才子的文字好,但你永遠不要墮進去全盤相信。

金庸又表示: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他的演講在香港也受到不少非議,金庸也因此與發表批評的《蘋果日報》交手。現在找到的演講全稿,也是因為金庸認為《蘋果》斷章取義而自行提供。

但作為後人也得感謝金庸留下文稿,不然我們無法了解現實比小說更離奇。韋小寶在清人面前,也沒有金庸的入戲。金庸自此再沒有和皇帝鬧翻了,自在故國如魚得水。而後《明報》易手,香港政制得出最保守的方案,之後一切都是歷史。

文學和小說,只是文學和小說。作者是存在於實際社會和政治組織中的人,而中國傳統又從來是講求權力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是中國士大夫文化很徹底的披露。金庸那一生,可以用「一世做穩建制派」來概括。他年輕時投向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是建制派,中國的唯一統治者;後來他從了中國共產黨、從了社會主義,因為這也是中國唯一的統治者。就算文革殺了多少人,六四殘害了一代年輕人,那又如何,國家還要過日子。沒有這國家,他們就沒有國家了。

這並不是隨風擺柳,而是士大夫一向自我定位於權力階層之中。士人、文人、士大夫,生來就應該分享權力。因此我不相信金庸會有甚麼陣營之見的心障,津津回味與統治者的親切見面,大概也是真的。

間或有一些過度簡化的意見,將金庸受到的非議定性為「大中華與本土」之爭,或當年雙查方案是「出賣民主」。不,你得從中國文化的原型和高度去看,才能理解金庸的代表性。在侵華時期長大的人,自然是至死擁抱著富國強兵的中華民族愛國主義,這也不是很壞。很多人都是大中華主義的。但令金庸在談判卓上對香港反戈一擊的,並不是大中華情結,而是士大夫人格。因中華文人對皇帝的召命,毫無抵抗力,很多鬧劇和悲劇都是這樣發生的。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記說:

「……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只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

也許我們都可以說,我們仍然能夠尊敬金庸的跨地域甚至跨文化的文學成就,然而,金庸的一生仍是中華士大夫的活化石。在士大夫的系譜中,經世之用,拜倒在統治者腳下成為「建制派」,成為當然的勝利者,才是主流;隱士、流浪者、狂士,崇尚無用之用的,是隱埋的支流。

中國士人或廣義中國人是不做穩士的,他們都有文化基因種下的權力飢渴。而權力只能臣服而問皇上索要。在取得權力和虛榮的過程,旁人他地故鄉或者避難所的事情,自然變得不再重要。在特殊的過渡時勢之中,好人也可以做至大的壞事;何況是集文人商人於一身、靈巧如蛇的金庸?

中國下層人民永遠要做穩奴隸,而士人階層則永遠要做穩建制派,這是中國。相比很多前清遺老、南來文人,想做帝師而終一生沒有得到,金庸算是最成功的了。至少他取得了一些經世致用的幻覺、見過聖上一面、摸過軍機處外面的一塊,在香港也擔過一些權力的虛銜,對士大夫文化的末裔來說,也算是死而無遺。

(原文刊方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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