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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這些有關大昭寺的文字與記錄,紀念2月17日火劫

2018/3/19 — 21:57

2018年2月17日傍晚,拉薩大昭寺發生火災。 然而,迄今整整一個月,仍不知那火是怎麼燃起的,那火造成的毀損究竟如何。 難道不需要對社會、對公眾有一個公開的、完整的、誠實的交代嗎?

2018年2月17日傍晚,拉薩大昭寺發生火災。 然而,迄今整整一個月,仍不知那火是怎麼燃起的,那火造成的毀損究竟如何。 難道不需要對社會、對公眾有一個公開的、完整的、誠實的交代嗎?

其實多年前, 1990年代後期,我專門寫過大昭寺的導遊解說詞那樣的文章。 當時眼看著遊客越來越多,不懂規矩,而導遊張嘴亂說,大昭寺的僧人建議我寫一篇講解文字。 那個夏天及秋天,僧人帶著我,每個佛殿進,每尊佛像拜,歷史上的事情,現實中的細節……那時我還沒有電腦,用筆密密麻麻地寫在A4紙上七八頁。 謄抄了兩份,一份給了僧人,一份給了做旅遊的朋友。 還改成了散文《聖地中的聖地》和《帕廓街:喧嘩的孤島》,放在了2003年出版的《西藏筆記》一書裡,其中這樣寫道:

“那時候,觀世音的化身贊普松贊乾布與度母王妃,就住在這朝暮可聞水聲的吉雪臥塘湖畔,壁畫上猶如堡壘似的石屋和篷帳是帕廓最早的雛形。像曼陀羅一樣的祖拉康建起來了,無價之寶的釋迦牟尼佛像住進去了,自稱赭面人的崗堅巴像眾星捧月,紛紛起帳搭房,把自己的平凡生活和諸佛的理想世界連在一起,炊煙與香火,錙銖與供養,家常與佛事,從來都是相依相伴,難以分離……”

“應該說,大昭寺不僅僅是一座供奉以覺沃佛像為主的眾多佛像和聖物,使信徒們虔誠膜拜的殿堂。只要宏觀地研究其佈局,不難看出,它原來就是佛教中關於宇宙的理想模式——壇城(曼陀羅)——這一密宗義理立體而真實的再現。這為廣大的信徒在塵世間營造了一個美好的彼岸世界,猶如慰藉人心的故鄉,安息靈魂的歸宿,也為遠道而來的外地人認識西藏,並觸及其精神之所在,提供了一個最直接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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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0年出版的《西藏2008 》一書中也寫到了大昭寺,有一節描寫了在大昭寺度過的那些個藏歷新年前夕:

“這是幸福的時刻,沐浴之後穿上美麗的本族衣裳,帶上家人許過願的哈達,黃昏未至就到祖拉康;邊唸皈依經邊撥動囊廓路上的308個轉經筒,跟熟識的古修啦互道新年祝福,向鮮花叢中的嘉瓦仁波切法座頂禮磕頭,聽祈願法會上翁則(領誦師)低沉的領誦和眾僧悠長的合誦,等著從廚房跑來的古修把一勺拌有酥油、白糖和蕨麻的米飯扣在伸出的手掌上,別提多好吃,就怕被燙著;當時辰一到,殿門打開,無數等候在外面的信眾像脫韁的野馬一擁而入,因為太渴望朝拜金碧輝煌的覺仁波切,一些年輕力壯的藏人不排隊,眼看著擠得人群東倒西歪,同樣很有力氣的古修就使勁往回拽,實在拽不動,只好拿長長的棍子敲打他們,待威風凜凜的八廓街派出所警察出現,秩序就會不得不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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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站在旁邊,用相機記錄著眼前激動人心的情景:人頭攢動,人影搖晃,人聲訇響;金色的光芒中,覺仁波切含笑看著虔誠的眾生。我最期待的是,在舊歲跨入新年的子夜十二點時,聽古修啦說,當那一刻,把額頭放在覺仁波切的膝上虔誠祈禱,可以看見神秘的如意之寶環繞佛身,當然惟有福、有緣之人才能目睹。這真像是一個美妙的神話啊,我情願成為神話中人,沉浸其中;可又難免不去思忖在那沒有鐘錶的從前,又是如何判斷辭舊迎新的一霎那呢?

”有一次,原本是想在嘉瓦強巴(未來佛)像下祈禱一夜的,可我捧著絳白央(文殊菩薩)的經書才念了三圈就睡著了,醒來已至早晨,而在我的身後,朝拜的信眾排著長長的、長長的隊。舉著酥油燈的拉薩人往往儀態萬方,無論男女皆都溫良謙恭。洛嘎(山南地區)和日喀則的農民握著零錢,彎著腰身,顯得拘謹。安多和康的牧人最令人心疼,穿著厚厚的羊皮袍,捧著哈達和最好的酥油,頭微微地抵在前面那個人的背上;每個人都相同的姿勢,一個傾身挨著一個,溫順地、緩慢地靠近著佛,就像草原上,夕陽西下,羊兒歸圈,牧人會將它們的犄角相交,挨著擠奶… …牧人與牛羊朝夕相處,勝似親人,彼此間其實無比相似,這是我的發現,似乎從未有誰看出人與動物之間如此親密地相似。”

除了這樣的文字,正如法國作家布朗肖在《災異的書寫》中所說:“很多碎片記錄了災異的痕跡”,從2000年起,我依憑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其中多幅照片記錄了1966年8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運動中,大昭寺慘遭紅衛兵和“革命群眾”破壞,遍地狼藉的場景——做了有關西藏文革的調查與採訪,七十多位受訪者的口述有不少涉及大昭寺,且容我略作概述如下:

在“破四舊”之後,即1966年8月被砸至1967年以前,遭受重創的大昭寺被設為“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辦公室”,全拉薩在“破四舊”時收繳的部分“四舊”集中於此,由拉薩市公安局局長帶領工作組在此駐紮數月,寺院裡的經版、經書、唐卡等成為做飯燒茶的燃料。

1967 年6月,西藏軍區派一個連的兵力進駐大昭寺,原西藏軍區司令員陳明義在多年後的回憶文章中稱“對該寺重要佛像實施了嚴密的保護”,事實上,除了身上所有裝飾被掠、且被紅衛兵用鎬頭砍過的釋迦牟尼12歲等身佛像,及一兩尊塑像倖存,其餘的,凡是金屬佛像、金屬法器、金屬供具、唐卡器皿等等皆被軍隊運走,凡是泥塑佛像或被砸爛,或被倒入拉薩河中。

不知軍隊駐紮時間多長,但在1969年以前,大昭寺先是成為兩大造反派之一“大聯指”的據點之一,後又成為另一個造反派“造總”的主要據點,其廣播站就設在三樓日光殿一側臨街的屋子裡,數十名“造總”成員住在寺內。 這期間,大昭寺繼續遭到破壞。 由於該廣播站的宣傳攻勢很猛, 1968年6月7日,遭到支持“大聯指”的解放軍衝進大昭寺開槍射殺, 12位藏族紅衛兵被打死,傷者更多。 在大昭寺發生的血案令拉薩嘩然,震動了北京,毛澤東和林彪均對此作出批示,批評軍隊“支一派壓一派”。

1969 年至1970年代初,大昭寺被拉薩警備區司令部佔據。 一層數十間佛殿成了豬圈,連如今僧眾舉行法會的大經堂也被改成豬圈,臭氣熏天的豬到處亂拱亂叫。 釋迦牟尼佛殿沒有改成豬圈,毫無任何裝飾且遭受創擊的覺沃佛像,盤坐在漆黑的佛殿深處。 二層的數十間佛殿則成了軍人宿舍。 一位當時送豬飼料的居民說:“他們把大經堂的一角闢成茅廁,我們可以看見他們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成了牲畜屠宰場。”一位當年的紅衛兵也說:“大昭寺除了被當作豬圈,還作過屠宰場,當兵的在裡面殺豬拔毛。”

1970 年代初期,大昭寺被改成拉薩市委第二招待所。 拉薩人稱其為“招待瑪波”,意思是紅色招待所。 許多殿堂又都改成了招待所的房間,一層和二層那些佛殿的門框上都寫著號碼。 牆上的壁畫被燒茶、燒水的火苗和水汽熏得破損不堪。 投宿者有男有女,有乾部也有鄉下人,有藏人、漢人也有別的民族。 服務員有男也有女,多為藏人,沒有一個僧人。 一位大昭寺的老僧說:“那時在覺康上面的金頂那裡,曾經蓋過一個廁所。在護法神班丹拉姆(即白拉白東瑪與白拉姆)塑像那裡,用木板隔了男女兩個廁所,是招待所的廁所。”

當時,拉薩市委還在大昭寺的大經堂內召開會議。 前院的庭院“金戈”一度是放映革命影片的露天電影院。一些僧舍被設成拉薩市政協的辦公室和宿舍。

1972 年,曾在文革初指示“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考慮保留幾所大廟”的周恩來,在接見西藏軍政官員時說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國將採取有領導的開放,西藏也不例外。 據說與中國交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打算訪問拉薩,朝拜大昭寺。 於是批示修復大昭寺。 在經歷了文革批鬥的71歲的德木仁波切的指導下,依憑五世達賴喇嘛著述的有關大昭寺佛像目錄的記載,眾多的傳統工匠及畫師夜以繼日地邊回憶邊修復。

1974 年,修復大昭寺的初期工程完成。 然後從靠近拉薩市公安局的一個倉庫,那裡堆放著從很多寺院沒收的佛像,從中挑選了不少佛像送到大昭寺,重新裝藏、修補。 又從色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調過來一些老僧。當時拉薩流傳一句話:“拉的確涼,規尼北依拉。”拉的意思是佛,規尼的意思是管理寺廟的香火僧,北依拉是對回族的稱呼,而的確涼既不是純的毛料,也不是純的棉布,用以比喻不純的東西。 這句話的意思是,佛像不是原本的佛像,而管理寺廟的人是外道。

逐漸地,被當作“四舊”砸過的大昭寺又允許香火繚繞,祈禱迴響。 法國記者董尼德在1985年獲准訪問拉薩時,面對大昭寺裡“嶄新的菩薩塑像及剛完成的壁畫”,“感到震驚與不安”,認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劇院的舞台佈景裡似的。倉卒地整建、翻新、維修的結果,只是把幾乎毀滅一種文化的政治風暴所造成的破壞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註解而已。”但無論如何,堪稱幸事的是,廣大佛教信徒重又見到了劫後餘生的覺沃佛那悲憫眾生的微笑。 一位曾入獄七年、勞動改造十三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僧,在2003年3月的一天含著熱淚對我說:

“文革結束後,重新修復的寺院再次開放。經過了那麼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歲月,人們已經很多年沒進過大昭寺了,所以來朝佛的人特別多。當時還向信徒售票,就在今天信徒磕長頭的大門口還架著欄杆,每天只賣兩千張票,每張票一毛錢,所以很多人從夜裡就開始排隊,常常排隊一晚上,睡覺就睡在地上。那時候大昭寺整天開放,天黑了,如果不趕緊關門的話,還會有很多人進去朝佛。可憐啊,那麼多的藏人,已經有那麼多年沒朝拜過大昭寺,沒朝見過覺仁波切了。很多人都哭。邊哭邊說,想不到這一生還能有機會見到覺仁波切,沒想到啊,還會有這麼一天。後來班欽仁波切(十世班禪喇嘛)回到拉薩,在大昭寺舉辦法會給信徒摩頂時,排隊的人都排到了郵電大樓那裡,有幾公里長。有一個人還被擠死了。信徒是那麼多,突然間,一下子冒出來 麼多,不光是老人,還有很多年輕人,這是文化大革命時候不敢想像的,就像是被堤壩攔住的大水一下子衝出來了……”

2018年3月17日,北京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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