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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斥者的書寫政治 — 「少數的皺褶,書寫的政治 ● 今日讀《房間》」座談紀錄

2017/6/10 — 7:19

郭詩詠、鄧小樺、李智良與張歷君(圖由香港文學生活館提供)

郭詩詠、鄧小樺、李智良與張歷君(圖由香港文學生活館提供)

【文:李卓謙】

李智良在2008年出版散文集《房間》,當時在文化圈中做成一時熱話,不少評論人、文化人相繼撰寫文章回應、評論這本著作,引起不少討論。事隔九年,《房間》再版,復又引起熱潮。這次Kubrick與香港文學生活館合作,邀請了本書作者李智良、本書編輯郭詩詠、文化人鄧小樺以及學者張歷君四人,以德勒茲的理論切入,談談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重讀《房間》的意義。誠如活動主持郭詩詠所言,《房間》作為文學作品,超越了純文學的格局,進入了文化政治,以至社會參與的層面。它是個人書寫,同時也是香港社會以及某些人的生存狀況寫照。

李智良︰「我已經很厭倦再談《房間》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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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首刷於2008年,是他出版《白瓷》之後的第二本著作,但到了今天,李智良還未交出第三本書,因為他一直處於一種「寫唔到」的狀態。他告訴我們不要將出書當成一件浪漫的事,出書牽涉到很多實際的操作。當年二十多歲的李智良自資出版《白瓷》,整個過程由設計、排版、印刷、發行、貯存全部由他與弟弟智海包辦,1500本《白瓷》轉換成廿幾個紙皮箱屯積在他一家四口生活的數百呎公屋內,每次搬家都要背負著這廿多箱書。張歷君評論道,這其實已牽涉到空間政治,關於住公屋的人如何進入文化生產。

李智良說後來覺得書不是文青戀物的對象,書應該與社會上其他議題接合,與其他人有所交集,並能夠引起討論,所以他在第二本書《房間》出版後,積極辦講座,找人對談,試圖打開一個討論的空間,脫離純文學或單純審美的領域。寫作的起點可能只是一個孤寂的人向世界/黑洞發出聲音,然而出版卻是一個面向社會的舉動。李智良說︰「這本書已不屬於我」,雖然《房間》是始於一些個人的私密經驗,但書中述說的同時是香港幾十萬被判別為患有精神病、情緒病、躁鬱症等等的人的生活經驗,「而我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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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房間》推出後有大量評述文章湧現,而李智良卻認為沒有太多文化人掌握到這本書的現實面向,只把精神病患當成某種隱喻來閱讀,事實上書中所寫的城市生活是建立在一個具體語境上——2000年前後新自由主義席捲亞洲、中國加入世貿,在殖民/後殖民現代性底下,香港人的城市生活進入更高速、更擠壓和更疏離的狀態,這本書某程度上折射了這種擠壓、疏離與單子化的生存狀態,所以才得到不少廿多歲的年青人共嗚。他亦希望透過這本書將少數者連結起來,同時尋求一種共通生活的理想,以及實踐這種理想的可能。

零餘者與歇斯底里的主體,剩餘物堆積而成的房間

李智良說自己其實是個孤僻的人,交際不多,當年以寫blog度日,於是鄧小樺也從寫blog這回事說起。現在是Facebook大行其道的日子,他們形容寫blog好像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寫blog的狀態與Facebook或傳統紙媒不同在於,寫blog是很個人化的一件事,從個性化的頁面背景、無限制的文章篇幅、自由的引文、延伸到不同網站的超連結,呼應點不斷增生,將轉折和複雜的事情攤開,同時又保留層次,這些在Facebook是很難做到,傳統紙媒由於字數限制也不可能讓你恣意引文。

再者,寫blog不求點擊,與現今講求點擊率的網絡媒體截然不同,blog文可能每天只有廿多個點擊,不那麼主流,但不會受Facebook演算法(algorithm)操控,作者甚至可能掌握到讀者群是哪些人。對於講求點擊的主流社交平台,我們好像總能將受「歡迎」的題材輕易勾勒出來,離不開寵物、美食、旅遊、中港矛盾等,重複操作這些題材不能刺激讀者的想像,更會讓作者不再追求獨特性,只投機到某些討好大眾的題材中。

三人對現時網絡生態的看法相近,評論交織並舉:這種網絡生態令寫作蘊釀過程被面向群眾的公共性中介,「讚好」與「分享」的數量成為衡量好壞的指標,以言說來思考的空間愈縮愈小,小群體逐漸散失,過往透過互相討論來完善論述的過程也消失了。當前的現代人生活就是一種將私事透過各種再現方式發佈網上的生活,無論做什麼都要打卡、自拍,已經沒有私密空間,而這些膚淺的貼文充斥在我們四周,卻無法與我們真正的生活經驗接洽,並且擠壓著其他言說和抒發情緒的方式,做成劣幣驅逐良幣。

李智良指寫作應該挖掘自己最犄角、最黑暗、最不可告人的一面,反抗新自由主義、殖民現代性對群體異質性的抹除,這才是對現況最強烈的介入。鄧小樺認同文學與網絡寫作的差別就在於前者對「黑暗」的容納度高得多,《房間》裡有很多描寫污穢的場景,像排泄、臭味、皮屑、毛髮,這些都是肉身在潔癖般的城市規管中的剩餘物,《房間》就是由這些被「潔淨」社會排斥的穢物堆砌而成。

《房間》的邊緣性質令鄧小樺聯想到郁達夫式的「零餘者」,以及齊澤克在談論革命者時使用的歇斯底里症。零餘者指向五四時期有志不能伸的知識青年,人生目標不能實現,於是處於一種行為頹廢,情緒鬱悶憤怒的狀態,成為與社會格格不入的零餘者。鄧小樺曾在〈(後)殖民都市的錯亂,歇斯底里的主體——難以鎖定的李智良〉中以齊澤克的「歇斯底里者革命型態」分析李智良,歇斯底里症患者懷疑一切命名、標籤,在社會裡沒有位置,故此可能一無所有。而歇斯底里者的倫理則是將被排除的事物當作普遍性本身,將所有被排斥者包攬進來成為自己的核心。

少數文學:一切皆與政治有關

張歷君以德勒茲的「少數文學」概念切入:少數文學總是與政治相關。殖民者對純文學的規劃是脫離政治的(在香港尤其如此),而李智良的《房間》恰恰擺脫了這種純文學規劃,進入文化政治、社會參與的層面,所以《房間》屬於少數文學。談到書寫與行動的關係,張歷君分析道:主流認為行動是有目的的,為了取得某些東西,所以當行動最終不能令我們獲得什麼,我們便認為行動是失敗,張歷君指這也是為什麼在雨傘運動後,普遍人陷入一種失落彷如失戀的狀態,因為沒有得到那個具體的目標客體(真普選)。而書寫在這種以目的為行動原則的狀態中是不被容納的,張歷君在此劃分了文學書寫的政治與主流理解的政治。

張歷君認為文學書寫的政治與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提出的「無為的共同體」(inoperative community)相關,它讓我們重新思考一種無為的政治、非功效的政治(佔領早期的烏托邦狀態庶幾近之?),也與李智良反覆提及的相對於城市運作的邊緣書寫有關。城市運作模式就是一種講求理性、功效的模式,人們必需有目的地行動,為了獲得利益而行動,有計算地行動,而文學是相對立於這種模式的。文學書寫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了一種非主流的想像,令我們可以想像一種國家機器以外的文化政治社會參與,這是在主流政治中無法得到的,也是我們應該珍惜的。

李智良的書寫再次印證一切皆與政治有關,就連他所質疑的文青也是。文藝青年(亦即波希米亞)最初是以反資本主義、反國家機器的姿態出現,為了擺脫資本的疆域,波希米亞基本上都是無政府主義者,而近十年出現的「文青」只是挪用了這個形象,實際上卻已被資本吸納,化成商品和消費的客體,以德勒茲的語言來描述,這是一種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而唯有通過書寫,才能將「文青」主體抽離商品,再一次去疆域化(deterritorization)。

書寫並不是指一般寫作。張歷君指這種不計超時的座談會交流模式已經是一種「書寫」,它是去疆域化的模式,也是一種絕對「浪費」,因為沒有酬勞,顯然不符合講求效益的資本主義社會。李智良與他的《房間》作為奇點(singularity)將講者、聽眾交集於同一場所,這也引證了少數文學的另一個特點——少數文學作為「表述的集體裝配」。這也是德勒茲與瓜塔里提出的外於民族國家的連結模式。郭詩詠質疑「少數」現在也成為了人所爭奪的自我標籤,張歷君的回應是,某些人會透過宣稱自己是少數來獲取不同資本,將少數變成一個範疇,而通過裝配(assemblage,或譯集聚)便能夠還原少數的特點︰非範疇化。

「當你為少數設立疆界,那就已經成為了多數。」多數的操作方式就是要設定範疇,界定什麼是主流,再將無法進入主流的剩餘排除。張歷君指多數與少數其實是一個辯證關係,當多數(主流)不斷將少數(剩餘)排除,那些被排除的「少數」集聚起來才是真正的大多數。表述的集體裝配就是集體的繁多、集體的多樣性,集體是無範疇的,而少數文學也是非範疇的,少數者透過李智良的書寫呼喚而結集在一起,由此才能真正達至少數的連結與共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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