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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新書《大典》後序

2017/12/12 — 5:52

王力雄新書《大典》後序

1. 

寫作新書《大典》期間的王力雄。 (艾松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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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也許想知道我為什麼寫這樣一部《大典》,其中沒有希望,沒有出路,沒有英雄,似乎實現了民主,卻與民主運動無關,甚至沒有一個真求民主的人,一切出於私利算計,轉型結果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和說法,本質照舊。 總之,《大典》寫的是小人物、平庸輩、謀利者的世界,由他們的慾望和野心驅使並決定。 我以前寫故事不是這樣,即使在《黃禍》的大毀滅中,也是遍地英雄,可歌可泣,結局慘烈,希望仍然萌芽。 

我的寫作計劃原本沒有《大典》。 從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一四年,我在寫另一部長篇小說《轉世》,完成了五十萬字初稿,網上連載了十六萬字,但是在二〇一四年中停止連載,出版進程也擱置。 原因是我希望政治幻想小說應該起步於社會現實,如同現實主義小說,然後按邏輯推演一步步走向未來,讓讀者不是當做幻想,而如從今日現實走入未來現實,不被聳人聽聞所刺激,而是留下對社會的思考。 我希望如此將我的小說與無中生有的幻想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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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轉世》接近完成時,四年的寫作時間中現實發生很大變化,原有的小說開端與四年後的現實出現了較大差距。 這對我便如房子蓋好後發現房基有錯位一樣不能交工。 想按現實的變化修改小說是困難的,因為開端是小說結構和脈絡的基礎,牽一髮動全身,因此擱置下來。 

當時我只是想等一等,不清楚該如何解決,是等現實發展再回到原本小說的開端? 還是利用小說與現實的脫節引起讀者更豐富的思考? 然而現實與小說的差距繼續擴大。 到二〇一五年底,我決定另寫一部小說作為《轉世》的補充或修正,即《大典》。 

《大典》以今日中國的現實狀況為開端,從這種現實推演的邏輯是悲觀的。 但是表達悲觀不是我的目的,不如說相反。 若從另一角度反觀——當極權統治日益嚴密,挑戰力量不斷式微,專制似乎日久天長,看不到任何變化可能時,《大典》中的當權者卻那麼不堪一擊,紅色帝國可以被幾個自我盤算的小角色輕易掀翻。《大典》描寫的這種狀況到底是悲觀還是樂觀? 很可能又會被認為過於樂觀了。 然而凡是符合邏輯推演的,內容可以不同,故事遲早發生,後果也不會相差太遠。 只是那種政權變色、統治者換位不意味就是變好,更可能是從一種不好換到了另一種不好,《大典》表現的這一層才是更深的悲觀。 

本質上我不是一個悲觀者,至少不甘於悲觀。 我把《大典》寫成無希望的反烏托邦,是因為有《轉世》在先。 《大典》所缺的樂觀《轉世》都有。 寫《大典》是對《轉世》的平衡,可以避免《轉世》被視為過於樂觀。 從這個角度,擱置《轉世》寫出《大典》可算壞事變好事。 有了《大典》,《轉世》開端與現實的脫節便可以不再視為障礙而是互補,讓我能解除顧慮儘快完成《轉世》並出版。 

2. 

鞋聯網、夢造儀、電子蜂、神經阻斷劑、攝像頭、大數據、算法、網格化⋯⋯當專制統治有了這些現代科技手段,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會發生一個根本變化。 以往的專制依靠軍隊警察和對武器的壟斷,雖然強大,卻始終有一個軟肋——無法以少制多。 統治機器無論怎麼擴大,人數上也比被統治者少很多,因此總有眼看不見、手伸不到之處,百密一疏,或是生長出反叛力量,或是出現導致潰壩的蟻穴,或是生出不穩定的萌芽,最終導致專制垮台。 如西方諺語所說,斷了馬蹄釘摔了馬,傷了將軍輸了戰爭,最終亡了國。 以往專制的難題在於,它不可能給每個馬蹄釘派上看守的兵,因此便杜絕不了從馬蹄釘導向滅亡的鏈條。 

然而若有鞋聯網,給每個馬蹄釘加上SID,提前發現任何斷裂的前兆,或更換,或停跑,或讓將軍換座騎,那麼從馬蹄釘到亡國的鏈條便不再會出現。 《大典》中的鞋聯網眼下尚屬幻想,現實中的技術卻無困難。 計算機和互聯網時代把人類納入數字狀態,專制者便能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以少制多。 大數據可以捕捉全部痕跡,算法可以發現所有可疑。 專制權力人數雖少,計算機的能力卻比人強萬倍。 專制權力擁有最強大的科技,以前專制者做不到的,今天的專制者能做到;以前的反抗者能做到的,今天已經做不到。 科技不但提供專製手段,也給專制提供物質基礎——現代科技確保不再發生飢餓,且能讓民眾維持小康,歷史上最大的革命動力便會退出舞台。 那麼還有什麼能挑戰專制? 甚至隨人工智能發展,專制權力不僅能早早預測危機,發現威脅,還能建立起絕對服從且能力超強的機器人警察和軍隊。 當專制達到那一步時,還有什麼變革的可能? 當一切威脅和危機都能消滅,不變也能地久天長,被絕對權力絕對腐蝕的專制者便絕對不會變。 看當今世界的現實,原本的專制統治更加專制,民主轉型的社會也在退向專制,原因之一便是科技專制能讓當權者以少制多。 

科技會不會威脅民主可以另做討論,對我們更有現實意義的是專制權力能否因為掌握科技而變成萬年鐵桶江山。 《大典》正是在這個層面推演的故事。 那不是我先有結論後寫的故事,而是在故事自身邏輯展開中導出的結論。 科技專制可以比以往任何專制都嚴密,幾乎天衣無縫,看上去毫無破局可能,然而《大典》中沒有梟雄出場,沒有集團謀劃,沒有軍隊倒戈,沒有大廈將崩的跡象,只有一個想自保的官僚,一個有野心的商人,一個邊疆小警察加上一個政治白痴工程師,便讓龐大的專制機器土崩瓦解,連點像樣的反應都沒有。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科技專制有一個自身的死穴——當專制權力必須依賴日新月異的科技時,專制者自己卻一定無法掌握那些科技,也無親自操作的時間精力,只能依賴專家,託付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之節點位置上的人,便具備了對專制機器以少制多的能力。 專制自古發明的製約內部人方法對那些人將無效,因為專制者對新科技的懵懂,根本看不到哪些節點可能產生何種威脅,甚至不知節點在何處,因此對發自內部的攻擊無從設防,或即使補牢也是在亡羊之後。 而隨著新科技的不斷發展,總會有新的亡羊跑在舊的補牢之前。 

以往權力的力量是線性的,如軍隊強弱與士兵和武器數量成正比。 要想顛覆權力也需同比的線性力量以及支付線性增加的成本。 防範顛覆只需控制顛覆力量及其支付能力的線性增長。 然而科技力量卻非線性,尤其從專制機器內部進行的顛覆,有時只需節點的一個指令,便可成本為零地無限複製和擴散;或是一個格式化操作,就把已有一切變成空白,讓系統重新啓動。 

理論上,保證內部成員的絕對忠誠可以防止這種危險。 問題在於,最可靠的忠誠——信仰是今日專制機器沒有的,只有利益和恐懼的維繫。 而專制權力的必然不公除了傷害被統治者,也一定免不了傷害內部成員。 那時利益不再維繫,制約只剩恐懼。 恐懼源於一旦失敗遭到的懲罰,如果恰好是節點之人,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正是科技的特點),那又何須恐懼? 而因為一被發現亡羊就會補牢,決定了只要出手必須一招致命,而不再留有舊式權力鬥爭的周旋和漸進。 從這個角度,科技專制能使專制者前所未有地強大,亦會使其面臨更難防範的危險。 科技既可以讓專制權力固若金湯,也可使其垮塌突如其來。 科技專制面對的不確定,一點不比傳統專制少。 

歷史上專制機器雖充滿內鬥,至今鮮有如《大典》中的被小人物輕易顛覆的先例,那是因為以往處於科技專制前的時代,以少制多尚未解決。 科技專制是隨著數字化時代而來。 目前正是兩個時代交替的開始,性質的變化逐步才會顯露出來。 

按照上述邏輯,科技專制時代的專制機器一定會發生《大典》式的內部破局,且往往都是出人意料和突如其來。 只是破局之後,專制性質往往不變,即使打著民主的旗號,當新上台者繼承了科技專制的手段,獲得了以少制多的能力,也會換湯不換藥地重蹈專制。 缺少科技要素的傳統民主——普選、多黨競爭,自由言論等,沒有能力對付科技專制,卻很容易被科技專制所操控。 

專制從內部破局的另一種可能,是分裂為多個相互爭鬥的專制集團,那往往會同時伴隨暴民四起,造成社會動蕩,無法控制的災難接踵而來,最終滑向崩潰。 我未在《大典》描寫那種前景,是因為我在《黃禍》中已經寫得夠多。 展望《大典》之後會發生什麼,《黃禍》至今仍是我認為最可能成真的前景。 

3. 

《大典》寫了科技專制無法從外部破局,從內部破局又落入新瓶裝舊酒,那麼爭取民主的方向在哪裡? 如果從外部不能破局,處於外部的我們還能做什麼? 這當然不能簡單回答。 我只說一個方面——當專制與科技結合,追求民主也須與科技結合。 當專制日新月異地更新,故步自封的民主不可能與之抗衡,只有科技民主才能最終戰勝科技專制。 

民主自打超過部落規模就離不開操作的技術。 民主的最大難點在規模。 民主技術始終圍繞解決這個難點。 競選、表決、代議制等都是此種技術。 科技時代以前的民主技術只是對規模進行簡化,如採用「是」或「否」的兩極表決,或由當選人替代民眾參政掌權。 而弊病也出在這種簡化。 尤其當社會規模日益龐大,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千頭萬緒攪為一體,傳統民主技術的弊病更為突出,也更易淪為科技專制的玩物。 

真正的民主必須讓每個人表達完整意志,能夠充分協商,並讓每個人的意志都加入決策。 以往理論皆斷言大規模社會不可能做到,只能用​​簡化方式。 然而到了計算機和互聯網時代,這樣的斷言不再成立。 專制能用科技實現以少制多,為何民主不能用科技實現以多製少? 畢竟多比少更有力量,以多製少應該勝過以少制多。政府能用大數據實施專制,為什麼民眾不能用大數據產生民主? 畢竟大數據的源泉在民不在官,憑什麼只能被專制所用而不能用於民主? 

對科技民主的探索正是我們現在該做的和能做的,而且只能在專制機器的外部做。 讓科技民主不斷生長,逐步取代科技專制,無疑是大工程。 作為起步,首先要瞭解什麼是科技民主? 需要從哪裡做起? 應該如何著手? 以我的嘗試舉例——我多年思考構建了一種自下而上的遞進自組織方法,我稱為「遞進民主」(見《遞進民主》,大塊文化二〇〇六年出版) 。 我將這種方法用於互聯網,得到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授權的兩個專利——《網絡共同體自組織系統》(SELF-ORGANIZING COMMUNITY SYSTEM 專利號US 9,223,887)和《電子信息篩選系統》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ILTERING SYSTEM 專利號US 9,171,094),並基於專利的思路設想了從信息整合到業主自治到合作消費等諸多項目,皆是在解決規模困境基礎上生成的市場功能和商業產品。 對那些項目的開發不需要考慮民主,只從商業和市場出發,我相信只要採用相應的科技,便會帶來相應的民主。 科技民主是最有可能被市場力量驅動而突破的。 今天的信息技術提供了科技基礎,互聯網提供了廣闊空間,數字文明的演進則提供無窮機遇,這將是民主徹底戰勝專制的戰場,同時也會產生商業上的網絡新王者。 

科技民主不是僅僅在傳統民主結構中增加科技手段,而是要在科技手段之上建立新的民主結構。 新的民主結構一定有對世界新的認識,改變世界的操作體係也需要重新詮釋世界的理論支撐。 我於二〇一六年出版的《權民一體論——遞進自組織》(大塊文化出版)便是討論規模的困境和傳統民主的缺失,論證遞進自組織何以正當,何以可操,何以能解決難題,從問題繼而談到主義。 我甚至用這個理論及專利的思路勾畫過「網絡共和國」的藍圖,雖是紙上談兵,卻可說明如何實踐科技民主,也相信有助於台灣社會突破藍綠分裂、實現社會共識。 今後我會在這方面繼續探索,並願意為任何嘗試提供協助。 如需與我聯繫,請電郵: [email protected] 。 


【 說明:王力雄《大典》,臺灣大塊文化 2017 年 12 月 1 日 出版發行,已上架臺灣等地書店及網路書店。如,大塊文化博客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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