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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儒家的禮 與現代社會法律的管治成效

2017/11/10 — 12:10

孔夫子像 l 資料圖片 l Rob Web @ flickr —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2.0 Generic (CC BY-NC-ND 2.0)

孔夫子像 l 資料圖片 l Rob Web @ flickr —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2.0 Generic (CC BY-NC-ND 2.0)

【文:陳昹潼】

儒家思想對於中國人來說毫不陌生。這千年以來,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人類形成社會及部落後,在人際關係中,產生了一些維繫彼此共同生活實際需要的原則。這些原則最初是一種抽象的概念,無法具體地說明。經過我國領導者先後強調,予以大幅推廣實行以後,令這種概念成為維持社會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後來,這種觀念逐漸成形,發展成於中國固有傳統文化中,色彩最濃厚、影響最深遠的單元——「禮」。[1] 禮是人類社會最主要的特徵之一,是根據自身以及社會的需要而創造的。中國古代的禮有多重含義,包括禮貌之禮、儀節之禮、倫常制度之禮等。[2] 凡人與天的關係、人與鬼神的關係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可以統稱為禮。[3]

至於法律的定義,存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元論及多元論。一元論對於法律的定義為法律是國家制定及認可的行為規則;多元論則強調法律是在生活中實際能起作用的規則,認為法律不僅僅是指國家法,更包括民間通行的規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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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焦點將集中於人與人之間的禮,探究禮對於管理社會能發揮多大作用。和現代的法律相比,哪一種對於管治社會更有成效?禮又能否取代法律?

儒家的禮對於管治社會的作用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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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禮是指社會行為的法則及倫理規範。[5] 在傳統社會,禮為整合社會與國家、家庭與家族、人與人的關係,安定社會及穩固政權的重要手段。[6] 儒家強調,人禽之辨在於人有禮而禽獸則無。在《禮記.冠義》中記載:「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因為有禮義,我們才配得上作為「人」的身份。這句說話闡明了禮是人類文明的證據,更彰顯出禮對於社會的重要性。禮的當中包含「正名」思想,講求長幼有序、尊卑之分。《論語.子路》中提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果名份不正,所說的言論便不通順,言論不通順的話,辦事自然不會成功。

這裡「正名」的意思是指通過正統化名份,以鞏固自身的權威,避免發生僭越的行為而導致擾亂社會秩序。《荀子.富國》中提及:「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認為禮能使富貴、貧賤及長幼之人於社會上擁有各自適當的身份與地位。人民的定位明確,令其清楚明白自己的等級與責任。《禮記.經解》亦記載:「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假如將禮運用至宗廟,人民便會恭敬禮神;將禮運用至朝廷,人民便會有貴賤之分;將禮運用至家中,父子便會相親、兄弟便會和睦;將禮運用至鄉里,長幼便會有序。

在以上例子可見從儒家看來,禮是安邦治國、鞏固政權的基礎。讓子民得悉其尊卑之分,他們便會懂得尊重等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更不敢冒犯皇帝天子,為統治者樹立威望。倘若人與人之間失去禮,便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輕則長幼不分,重則國破家亡。《荀子.修身》中便提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人民沒有禮便不能生存,辦事時沒有禮便不能成功,國家沒有禮便不得安寧。以下犯上、統治者失去權威、民眾不遵循政府的指令、起義造反等情況便會頻生,令國家淪陷。例如於周代禮樂崩壞的期間,諸侯完全不放天子在眼內,大肆兼併土地、無視天子命令、甚至僭用禮樂。周天子失去了權威,無法平定天下,最後便導致了西周的滅亡。只要好好運用禮,為各階層制定明確的身份定位,社會便會和諧安寧。若要讓禮成功發揮作用,民眾的配合亦是必要的一環。

禮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為教化,令人民在不知不覺中被灌輸正確的觀念。透過教化,能使民眾無形中學懂安分守己。《禮記.經解》中記載:「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徒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禮教化的作用雖然細微得彷彿看不見,但卻能消除邪惡,令人民不自覺地遠離罪行,這就是先王重視禮教的原因。不需要刻意讓人民釐清什麼是對或錯,用禮感化他們、令他們遠離罪惡即可。只要小部份人成為榜樣,其他人亦會開始跟隨。只要民眾緊守自己的崗位,不作出僭越、造反的行為。久而久之,天下就會和平、社會便會安定。另外,鄒昌林在《中國禮文化》也提到:「對於愚夫愚婦來說,儘管不懂背後的深層意義,也能達到行不違禮的狀態。而對於君子,則能不斷提高修養,成為民之楷模、國之棟樑。[7]」這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比一般教育來得更深刻及牢固,民眾亦不會抗拒。

然而,及後有人指出了禮的弊端。由於禮需要人民自發性地執行,與法律相較之下幾乎沒有阻嚇性。子民雖能明辨君臣、尊卑、貴賤、上下之別,但即使違反了禮,頂多受到他人的白眼,背負僭越之名,基本上不會有任何後果。部份無恥之徒仍舊不畏世俗眼光,繼續作姦犯科。當人民連基本生活需求無法被滿足,要求他們講禮更是天方夜譚。舉例而言,文革時期,人吃人卻是家常便飯、每天發生的事情。有民眾更將長輩、小孩甚至是父母吃掉,以保存自己的生命。

在禮的教化下,民眾深明吃掉長輩、父母,明顯是不道德、有違禮的行為。對於他們而言,用盡所有方法在這個社會上掙扎求存才是最重要。縱使他們深明吃人與道德規範背道而馳,為了活下去,他們卻沒有選擇的權利。由此可見,推行以禮管治的前提下,人民基本生活條件必須被滿足,否則禮僅成了空談而不能發揮管治作用。在沒有人信奉禮的情況下,禮對於管治社會亦毫無作用。禮需靠統治者大力推崇,才能令市民大眾信服。而且,即使現今在法律的管治下,社會同樣不得安寧、仍然有罪行的發生。如果只靠禮維持社會秩序,難保罪惡只會更多。若想要更有效地維持秩序,單靠禮顯然是不夠的,以法律統治用以懲罰行為不恰當者甚至來得更有成效。

法律的出現使人民有法可依,有明確的制度界定行為是否符合社會標準。法律由國家指定的機關制定,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因法律具有約束力,所以能逼使人民遵從。《淮南子.主術訓》中提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法律是天下的度量、人和政府的準繩。《管子.七臣七主》亦記載:「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紛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是用以獎賞有功者、警戒暴行者;律是用以停止紛爭的;令則是指標準。民間法律在現實中一直起著防止糾紛、維持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協調發展的作用。在發生爭端時,人們依據這些法律可自行解決糾紛,不需要訴諸國家,使政府免去不必要的麻煩。[8] 至於法律的規範作用,大致可分為三種:指引作用、評價作用及預測作用。指引作用是指對人民自身的行為所起的導向作用;評價作用是指他人對自身行為的評價標準;預測作用是指人民可以根據法律預先估計自身所作的行為會有什麼後果,從而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合理的選擇及安排。[9] 法律對於社會同樣有管理的作用,相較於儒家的禮,法律的阻嚇性較大。人民違反法例後,會受到相對的處分。

現代社會,蓄意謀殺罪需判終生監禁,讓犯人餘生在獄中渡過,以及防止犯人再度行兇;假如市民造反、違抗政府命令即違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監、沒收財產,以作警示。若然不想受到懲罰,需要安分守己。違反在上位者會受到嚴厲處分,故市民不會質然違抗政府命令,以免觸犯法例。例如秦始皇以嚴刑峻法管治社會,即使所犯的罪很輕亦要被重罰,使百姓不敢犯罪,社會得以安寧。當然,過於苛刻的法例亦有問題。應要訂定合理的刑罰,避免懲罰過重而引起民怨。政府也應該要得到人民的共識下才訂立法例,市民才會願意服從。故香港社會便設有立法會,在制訂每條新法例前,讓每區立法會議員代表市民表達訴求及投票決定是否通過。同時,法律限制了每個人的權利,並賦予其每個人義務,保障了大眾的權益。社會公民想要享有被國家保障的權利,就必須要履行遵守法律的義務。 而在法律的管治下,社會基本上能維持秩序,除非發生大型示威活動、恐怖襲擊,不然甚少會陷入混亂情況。

雖然法律大體上能維持安寧,避免不法份子擾亂社會秩序。但是,社會上依然存在法律無法涵蓋的範圍,只能依靠禮教化民眾。例如,現時並無嚴格規定子女長大工作後需給父母日常費用。但出於孝心及以往流傳下來的習俗,大部份子女會主動給父母家用,以減輕其生活負擔及報答養育之恩。法律也難以制定法例規定每位子女必須孝順、尊重父母和長輩,需要通過禮來灌輸小孩需要尊敬長輩的思想。法律亦無法規定人民需要主動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協助,只能透過呼籲市民,令其有助人意識。加上,法律是絕對的規條,犯罪者務必要受罰,任何情況下基本上也不能敘免罪行,未免不夠人性化。

透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禮並不能取代法律,法律同樣也不能取代禮。法是強制執行性質,禮則是一種提倡。法為每人的行為訂立界線,違者必罰。禮界定了最高的行為規範,違者會受到道德的譴責。禮的範圍大於法,法的威力大於禮。

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10] 法律彌補了禮阻嚇作用不足的缺點,禮則填補了法律無法包括的空間。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及到:「禮並不是靠一個外在的權力來推行的,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禮是主動的。」[11] 禮的性質顯然和法律不同。法律透過規條限制了人的所作所為,違法者需受到處分;禮則沒有強逼自身,需要靠人民自律去服禮。以漢代為例,漢武帝管治社時推崇儒家思想的禮,同時亦配合法家思想的刑法。當禮的教化無效之時,才會懲罰犯罪的人民。這種剛柔並用的政策,使社會得以安定下來,達至漢武盛世。由此可見,禮法並用對於管治社會的確有一定的成效。

在禮和法律的推行下,不但為統治者樹立權威、更能維持秩序,使社會步向盛世。反觀現時香港社會,禮甚少被推崇。雖然暫時沒有造成國家顛覆的嚴重後果,但以下犯上的情況仍有待解決。例如有立法會議員於會議期間無視主席的警告、更亂拋雜物,破壞會場秩序;有子女因被父母沒收遊戲機感到憤怒而將其殺害等。如果議員了解上下有別、尊卑之分,不可能會作出冒犯主席的行為;如果子女明白尊重和孝順父母的道理,不可能會將其殺害。這些個案的出現都可以歸究於香港在禮的教化方面做得不足,令人民對於階級的觀念模糊不清。雖然香港現時有完善的法例管治社會,紛爭基本上可以依靠基本法解決。然而,在民眾之間,禮教方面仍然有著很大的進步空間。

 

參考書目

周何:《儒家的理想國——禮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七十年
黃宛峰:《禮樂淵藪:禮記與中國文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
郭偉川:《儒家禮治與中國學術:史學與儒、道、釋三教論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
黃文藝:《當代中國法律發展研究——模式、傳統與過程》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0年
舒大剛:《忠恕與禮讓:儒家的和諧社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
唐加文:〈簡論道、禮與仁〉,《現代養生》,2014年第3期。
鄒昌林:《中國禮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章戎:《法理學原論》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
許義文:《現代法律知道概論》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8年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新華書店,1935年
杜桂林:《中華禮儀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1]   周何:《儒家的理想國——禮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中華民國七十年),                                    頁1-2。

[2]   黃宛峰:《禮樂淵藪:禮記與中國文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8。

[3]   郭偉川:《儒家禮治與中國學術:史學與儒、道、釋三教論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104。

[4]   黃文藝:《當代中國法律發展研究——模式、傳統與過程》(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4。

[5]   舒大剛:《忠恕與禮讓:儒家的和諧社會》(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44。

[6]   唐加文:〈簡論道、禮與仁〉,《現代養生》,2014年第3期,頁54-56。

[7]   鄒昌林:《中國禮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87。

[8]   章戎:《法理學原論》(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17。

[9]   許義文:《現代法律知道概論》(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7-19。

[10]    杜桂林:《中華禮儀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9-12。

[11]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新華書店,1935年),頁52。        

 

作者自我簡介: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二年級學生,熱愛中國文學與哲學,醉心於研究文學作品,探究作品背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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