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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被忽略的問題:誰的「祭」?誰跳出日常?

2018/7/10 — 16:32

2018年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Echigo-Tsumari Art Field)中藤井芳則作品《成了漂亮的面孔!》(いい顔になったれ!),作品意念是讓雪落在當地老人的大頭照上變成「白髮」。如果說這件作品能讓人「跳出日常」,那人會是誰?(楊天帥提供)

2018年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Echigo-Tsumari Art Field)中藤井芳則作品《成了漂亮的面孔!》(いい顔になったれ!),作品意念是讓雪落在當地老人的大頭照上變成「白髮」。如果說這件作品能讓人「跳出日常」,那人會是誰?(楊天帥提供)

上回提到「藝術祭」強調「憑藉藝術製造『非常』的經驗,發現『日常』以外的可能。」聽上去好像很不錯,但也許你會反問:「Really?我也參觀過藝術祭,可是卻沒發現什麼『日常』以外的可能,說穿了不過就是觀光!」

這質問無疑非常合理。如果我們的話題是藝術祭,而藝術祭又具有一定的社會性,那它就無可避免要接受社會的詰問:「說好的『非常』經驗在哪裡?」

要解答這問題,我們還得再追溯一點「祭」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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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回述,現代社會視「祭」為讓民眾脫離「日常」的活動。但這定義顯然並非自古有之,想想如果真田幸村(Yukimura Sanada)(因為最近在看《真田丸》)要辦祭,斷然不可能考慮什麼「非常/日常」。他會想什麼?很簡單:神。堪稱日本全國神社代表的機構「神社本廳」 這樣定義「祭」﹕「神社是⋯⋯仕奉鎮守該場所的神明的地方,而『祭』就是對該神明的仕奉行為。」

由此可見,傳統定義的「祭」和現代定義的「祭」是兩回事。箇中的轉化是怎樣的呢?卻說日本自1950年代中開始,曾經歷「戰後經濟奇蹟」。時值冷戰,日本作為美國抵禦蘇聯的橋頭堡,受到極大經濟援助,加上韓戰及日本戰後重建帶動需求,令日本經濟突飛猛進。猛進到什麼程度?看1960年日本政府曾推行「國民所得倍增計劃」,期望在十年內讓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倍增,這目標僅在六年後便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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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狂飆意味大量鄉郊地方人口往城市遷移。根據日本政府數字,從1950年到1975年的25年間,日本城市化率(註)大幅提升38.6%。急速的城市化導致地方人口銳減,理所當然地,散布各地的祭典也冷清起來。

目睹如此境況,一些日本的有識之士開始省思:祭典對日本來說,有什麼意義?這問題既是學術探索,也具有捍衛祭典傳統的使命。如果「祭神」已不能再吸引現代人辦祭,那就給它一個新的理由,好讓祭能續存下去。

於是,祭作為「仕奉神明」的行為便被去魅化。有沒有神明不再是重點,重點是祭可以讓民眾脫離日常。「因為祭具有這樣的社會功能,所以我們應該重視它,不可隨便放棄它。」這是當時(其實現在也是)不少文化人的想法。

只是這裡有個問題,如果辦祭的目的是為滿足某個社會功能,那只要能滿足這個功能,「祭」的形式就可以改變。於是「祭」的定義動搖,它不再須要與祭神相關,大凡能夠助民眾脫離日常的活動——當然包括「藝術祭」——都可以稱做「祭」。至此「祭」的定義轉變完成。

從「仕奉神明」到「跳出日常」,當中有一點變化值得注意,它可以幫助我們回答「說好的『非常』經驗在哪裡」的疑問。那就是視點的模糊化。

其實並不複雜:都知道在祭神的過程中,「看的人」和「做的人」是兩個概念。你的神不一定是我的神。假設你是個虔誠信徒,因此祭神讓你深受感動,它對作為外人的我來說可以完全沒有感動。

「跳出日常」呢?仔細想來也應該區分「看的人」和「做的人」才對。某經驗讓你跳出日常,當然不等於我也會跳出日常,因為我的日常和你的日常不是同一回事嘛。然而,由於缺乏相對具體的「神」,「跳出日常」的視點差異並不那麼明顯,所以我們經常忽略問:跳出誰的日常?以藝術祭為例,如果說它讓民眾「跳出日常」,那民眾是誰?到底是遊客看地方居民跳出日常?還是地方居民看遊客跳出日常?抑或遊客和地方居民一起跳出日常?

顯然這個問題不能混淆,偏偏就是有不少觀眾、評論人,以至主辦機構本身都搞混了,於是像以下的謬誤不時可見:「吃麵包大會」明明說讓人吃個飽,為何我參加了卻沒有飽?當然,那是因為你只是看著人家吃啊!

註 即城市人口佔總人口比例。

(原文刊於《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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