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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東京唯一直擊政治的藝術空間:ASAKUSA

2017/9/14 — 10:49

大坂紘一郎

大坂紘一郎

一月某夜,淺草雷門一如以往熱鬧。穿和服的洋人擦過穿洋服的和人,大腿黑實的車伕舉起中英日韓文並列的價錢牌拉客,成摞人堆在路中心聽導遊講話。然而若你從這裡出發,沿雷門通走五分鐘,便會去到一個寧靜的住宅區。區內有座夾在窄巷的老宅。在這裡,慶應義塾大學社會學教授小熊英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學副教授 Kristin Surak、哲學家 Vincent W.J. van Gerven Oei 埋首討論關於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福島事故等等問題。

在東京,恐怕再沒有比 ASAKUSA GALLERY 更關心社會與政治的藝術空間。原因有二:既因為 ASAKUSA 走得前,也因為日本藝術界在批判力上墮後。雖然也有如 Chim↑Pom 一類藝術家在國際間以政治元素見稱,但他們在日本國內往往不受歡迎,甚至被指為滋事分子。美術評論家森下泰輔便曾指,雖然日本不少藝術館對政治敏感之事忌諱,拒展、撤展的個案頻生,但公眾卻對這類事件並不反感,只因為他們普遍仍有「藝術就是要美好」的心態。某種意義上,村上隆著名的微笑花花公仔就是這種心態的消極表現。

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坂紘一郎於 2015 年 10 月創辦 ASAKUSA GALLERY。開幕展稱為「第三齒輪」,邀請藝術家及社運人士參展,講共享、公有、公民參與等概念。展覽「1923: Action, Mavo, Futurismo, DVL and others」回顧 20 年代東京前衛藝術家的政治參與;「Radical Democracy」以 Thomas Hirschhorn 及 Santiago Sierra 的藝術實踐思考民主,展覽介紹如此寫:「東京政治版圖正受傳媒宣傳策略和內化的權力結構擺布。...兩位藝術家的實踐正是對此一局面的批判」;「Kino-Pravda: A Tribute to Prokino」是個電影放映會,目的是向成立於 1929 年的日本「無產階級電影聯盟」(Prokino,或「普羅電影」)致敬,播放的電影包括小熊英二記錄東京反核運動的作品≪首相官邸前的人們≫。新近展覽還有「Guy Debord - cartographie situationniste」,為法國左翼理論家 Guy Debord 的文件展。這展覽與兵庫縣立大學木下誠教授聯合策劃。木下教授不僅是 Debord 生前的朋友,也是其作品的日語主要譯者。包括≪景觀社會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在內的許多重要著作,也是透過木下教授的筆東傳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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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大坂紘一郎正在思考的日本,一個不為外國遊客所知,也不為絕大多數日本人所知的日本。ASAKUSA GALLERY 的每個展覽,在主流媒體也鮮有報道。

圖片來源:Asakusa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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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 Democracy 展覽圖片。圖片來源: Asakusa Gallery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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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 Democracy 展覽圖片。圖片來源: Asakusa Gallery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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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生於北海道的大坂紘一郎,從兒時開始就是個邊緣人。

「在學校,每班總有三四個學生特別少跟人說話。同學都說他們是怪人,儘管他們只不過是對其他二十餘人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滿,因此希望用自己的方法過活。」大坂紘一郎說。「然而主流卻往往會強逼他們迎合、妥協。」

「我覺得,不獲身邊的人理解,是一件不幸而孤單的事。」

他記得學生時代的自己總是許多事情感到莫名的不滿。他想表達這種不滿,卻苦於無從整理思緒,只能以情緒化的方式宣洩。那時候他不明白自己為何會這樣,直至很多年後離開日本,回望這個國家,他才理解背後原因──日本的教育從來沒有給他梳理這種不滿的思考工具。

「日本教育不鼓勵批判思維。即便是到大學,當許多外國社會強調大學生要有批判精神,日本卻不是這回事。」

他引述學者淺田彰的理論說明這一點。淺田彰有名篇 Infantile Capitalism and Japan’s Postmodernism: A Fairy Tale(筆者譯:≪嬰兒資本主義及日本的後現代性:一個童話故事≫),提到若資本主義可分為三個階段:老年、成年、嬰兒,那日本便處於後者。這種資本主義下,人們處於一種有如嬰兒玩耍的狀態:工程師對機器如孩子沉迷、廣告表現如孩子愛玩食字、模仿。這種資本主義看似既歡樂又和平,然而事實卻是「孩子僅能在某種保護下才能『自由』玩耍」。這受保護空間正是日本意識型態的核心。在裡面,人們迴避衝突,強調和諧,不需自上而下的主動領導,已可產生自下而上的、被動的共識。表面看來這樣的社會有各種各樣好:溫文、有禮、團結──正是外地人對日本的印象;但從另一角度看,便是批判能力低下,反抗意識薄弱。

然而凡事總有核心外圍與核心內圍之分。大坂紘一郎想,或許他的邊緣人身份,早在出生已經注定。他生於北海道一個叫做八雲町的小鎮,因此兒時讀小說總有種錯置感。比如讀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心≫、≪虞美人草≫,故事的舞台明明是「日本」,為何讀起來卻像外國似的?許多年後他找到答案:「因為小說描寫的大多不是東京就是京都──就是中心地方。」北海道與本州地方不一樣。它是新大陸,是在 18 世紀末日本和人擊潰愛努原居民奪得的土地。今日在北海道所謂「土生土長」的日本人,其實大多僅是這一兩百年遷往該處。

而他們各有各的原因。「如果你是體面有錢人家,好端端的又怎會想到去北海道開荒?」大坂紘一郎說。「從中心移居邊疆的人,永遠有他們的理由。也許因為你是逃犯,又或者你燒掉了自己的小學……」

大坂家的理由可追溯至紘一郎的高曾祖父。時為明治時代初,大坂先生在本州是個平平無奇的農民。某日他忽發奇想,想在村內興建小學,造福人民,於是坐言起行,向地主富豪賒借巨款,承諾日後用學費償還。小學建成,開幕那天他和一眾親朋好友開 P 興祝,不慎引發火災,校舍付之一炬。大坂先生美夢破碎還債台高築,唯有著草。

「所以說,我們本身就是被放逐的一群。」大坂紘一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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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畢業後,大坂紘一郎移居東京,在早稻田大學修讀「人類科學」。那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各種科目的集合體。因此當然也包括歐美社會學與哲學思想。然而那些思想對當時的他來說,僅僅是紙上談兵。東京太安定、太單一的社會文化,讓他難以切身體會政治與權力鬥爭是怎麼回事。

那段時間他不大快樂,覺得自己越讀越無意思。「我還可以怎樣做?」他選擇退學,打算出走,看看真實的社會和人。出走的地點是泰國。起初教日文過日子,其後遇上一個賣空氣清新機和電子廁板的日本人,他又變成空氣清新機及電子廁板從業員。

當然廁板怎麼都無所謂,但在泰國這片與日本截然不同的異地生活,令他開始關注社會、政治、經濟議題。比如他會思考,為何有些地區這麼貧窮,另一些地區卻又如此富有?兩者之間的決定性差異是甚麼?從前沒想過的問題,他一個一個想。

「如果沒出國,很可能至今還不會想這些問題。」他說。

三年後他決定赴倫敦,重返校園。起初修讀公共經濟,其後漸漸對藝術產生興趣。轉向的最大原因是,他發現經濟與藝術探索的往往是同一個問題。「英國藝術界很受跨學科與文化研究影響,他們考慮的很多時候其實是政治、社會議題。」較之於硬橋硬馬的經濟學,他覺得藝術的思考空間更加廣闊。大坂紘一郎再次中斷公共經濟的學業,改於倫敦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修讀文化、批評與策展。

這次他讀完整個課程。畢業時已近三十歲的他選擇留在英國工作。本來可以不回日本,但有個問題一直困繞他:身份。對大多數英國人來說,大坂紘一郎的身份就是「日本人」。因為不滿於這身份而離開日本的他,發現自己反而被這身份綁得更緊。

「其實你在一個地方出生,不等於一定代表那裡。」他說。「不過很多時候別人會這樣想,尤其當你是在『文化界』工作。」

起初他對這些角色定型與偏見感到反感,然而與年少時訴諸情緒不一樣,這一次,反感轉化為反省的資源。

「以前我可以說:我不喜歡。我不喜歡社會太多架構,不喜歡繁文縟節。為甚麼我要用敬語?為甚麼我要鞠躬?到現在仍不喜歡。但我開始也會問自己:為甚麼不喜歡?為甚麼較之於這一套,我會更喜歡另一套?」

「更大的問題是:我有沒有方法改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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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位於千代田的皇居是日本皇族精神中心,那淺草就恰恰相反,是平民百姓的狗竇。江戶時代(1603 年 – 1868 年),由於淺草蔵前處設有穀倉(米藏),在江戶城(也就是今日的皇居)打工的武士出糧就來這裡換錢。有錢就身痕。淺草於是發展成一片花天酒地。

大坂紘一郎刻意選這片天地創辦 ASAKUSA GALLERY,本身就有反攻日本文化中心的意味,儘管他坦言不太清楚自己實際上想做甚麼。

但他知道自己不想做甚麼。比如說,他不想做「阿媽係女人」的事。

「兩個月前跟李傑[1]見過面。他是個政治意識很強的人。儘管如此,他卻從來不用藝術表達政治立場。我記得他這樣說:『提出一個人人都知的觀點有甚麼意義?提出「阿媽係女人」有甚麼意義呢?』我很同意。ASAKUSA 大部份展覽都與政治和社會有關,但我同樣不想作誰都知道的宣言。」

他也不想做社會參與藝術。

「已經有太多人做這個,所以我想做另一些事。何況很多我尊敬的藝術家都對這趨勢感到愈來愈困惑。比如說,現在這種藝術在日本流行,因此有很多資源供藝術家申請。這多少讓藝術介入社會變成了取得經濟回報的途徑。」

「當然日本政府並沒有操控這些藝術家,要求他們服從某種意識型態。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社會參與藝術已經變得政治正確。我對這樣的遊戲感到十分無聊。」

或許他的方向始終是與邊緣的人,做邊緣的事,講邊緣的問題。早前他發起了駐場計劃,申請條件卻不限於策展人和藝術家,而是「任何想借機會實驗想法的人」。結果他從世界各地的申請者中選出兩人。一個是 Federica Buzzi,她的展覽題目是電腦遊戲。「我會同朋友打機,但沒有十分喜歡。如果不是她,我不會想到電腦遊戲的社會與政治含義。」另一個是 Mateusz Sapija。大坂紘一郎選中他,因為他想辦的不是展覽,而是研討會。「我是個喜歡做展覽的人,因此不會想到要辦研討會。」就是這個研討會為 ASAKUSA 帶來小熊英二、Kristin Surak 等學者。那一場研討會叫 The Age of Anger。它後來延伸成一系列名為 Asakusa Laboratory 的活動,從上世紀法國左翼風潮講到日本歷史修正主義。

小熊英二與 Mateusz Sapija

小熊英二與 Mateusz Sapija

石永泰可能會說「求仁得仁」:展覽也好講座也罷,大部份 ASAKUSA GALLERY 的活動連一篇報道也沒有。在網上找了半天,≪美術手帖≫、art-info 各有一篇專訪,個別展覽也有數篇評論,此外就是零星的生活雜誌介紹。主流媒體的報道數目是 0。

其實這也是大坂紘一郎意料之中的事。他會繼續幹下去,長遠而言更希望 ASAKUSA GALLERY 能成為他的「基地」。既是文化基地,更是事業基地、財政基地。意思是要讓 ASAKUSA 能賺錢。「以避免我的人生被各種實務吞噬。」他說。現在的 ASAKUSA 資金有出無入,花的錢都是他在 SCAI THE BATHHOUSE 當策展人和在岡山大学教書賺來的。這些工作給他資金和經驗。他坦言要為未來打算。「二、三十歲,你可以流浪,可以加緊努力換取金錢;但到四、五十歲,你會發覺自己體力不如以往。你需要一個可以動腦筋和經驗搵食的地方。」

他笑:「雖然我的立場是反資本主義,但我同時不認為搞藝術一定要做窮鬼。」

「基地」還有另一個含義:他想,自己總會再離開日本。也許十年後,也許二十年後。

我問他為甚麼?

「為甚麼呢?」他也問自己。「我想是因為,這樣比較有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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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傑:香港藝術家,曾代表香港參與第 55 屆威尼斯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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