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回應與張翠容初次會面(二)

2018/7/9 — 10:40

資料圖片:以巴衝突(BBC片段截圖)

資料圖片:以巴衝突(BBC片段截圖)

編按﹕原文刊於「觀。聲。陣」計劃網站,為作者所屬團隊與戰地記者張翠容會面後的隨筆紀錄。

繼續欠條理的隨筆反省。

這次我想從一個疑問講起,就是我和張翠容報道角度迥異的問題。

廣告

我也寫過一系列(如今想來有點尷尬的)以巴衝突報道。當時我的處理方法是,找十個以色列人、十個巴勒斯坦人,一人一篇,講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有長有短,又因為人物背景各種各樣(從雙方的國會議員到雙方的平民百姓都有),因此他們說的話題也不同。

當時我認為寫他們的故事,最難的是 FACT CHECK。不是說他們的話很難求證,而是 WHAT IS FACT、WHO TO BELIEVE。比如說,A 君說某場衝突死了三十人,B 君說同一場衝突死了三百人,聽上去好像一方在說謊,但其實雙方都是真心如此相信的,因為一來他們對「一場衝突」和「致死」的定義都不一樣,二來他們所得到的資訊亦不相同。再舉一例,可能巴勒斯坦人 A 君說「以色列軍隊拆毀了我的家」,而以色列人 B 君則說「拆毀他的家是因為他們有好好申請,胡亂興建,如果他有申請,是會批准並尊重的」,但再問 A 君的話,「實情」可能是「事實是申請也沒有用,因為他會用行政手段無限拖延」,而 B 君則會講「因為對方交唔齊文件」…世事大多是如此的,Post-structuralist 的角度講這不是 EMPIRICAL 的問題,而是因為論述(AS 對世界的理解)本身就人人不同。就算再追尋下去,往往也只會發現事情愈來愈複雜,沒有結果的。

廣告

所以我當時採用的方法是,除了真的很離譜(完全是我自己武斷地認為)的 FACTUAL MISTAKE 之外,我會不經求證直接接受對方的說話。如果難民說以軍無故毆打他,我就寫以軍無故毆打他,而不會盤問他「所以你確定自己沒有先挑釁?你有無掟石先?」同理,如果以方說﹕「恐怖分子三日唔埋兩日斬人,他們是瘋子。」我也不會問﹕「為何你確認他是恐怖分子?他們斬人是因為甚麼原因,你有想過嗎?」

我選取了這樣一種非左非右的位置。

然而張翠容不是這樣做的。比如從那天的會面對話內容,與我讀她的書(沒有全部讀完),我感覺張主要是站在阿拉伯人立場。比如在對話當日,張提到的故事全是(如果我沒聽漏的話)左翼[1] 觀點,主要談阿拉伯人在戰爭中的苦難,而沒有一個故事是右翼觀點。「有個以色列人日日提心吊膽,因為不久前又有一個恐怖份子斬死了三個人,他真可憐。」她沒有這種故事,但在我的報道有好幾個。這差異反映了我自己的一個矛盾。因為,其實我是不認為應該非左非右的。

先讓我搞搞何謂「非左非右」,而沒使用「中立」這個字。在我看來,我處理自己那套訪問的態度,是基於幾個考慮﹕ 

沒有「事實」只有「論述」
每個人的「論述」都有合理性
作為記者,既然他們有合理性,我都應該以同樣方式報道
而讀者可以從這系列故事中,自行評定對錯

我發現,這種考慮意外地和 GUGGENHEIM 一個展覽「故事新編」的策展觀念相通。在我看來,這也是所謂「國際策展人」當中非常普遍的思維。

藝術不求「回答」只提「可能」
每個藝術家透過作品表達「可能」都是合理的
作為策展人,既然藝術家有合理性,也就應該以同樣方式展出
而觀眾可以從這些展覽中,自行理解藝術

去年我曾經寫過一篇長篇評論,談了上述四點會引起的問題。其中最大的是,它表面上是追求自由平等,其實是服從權力。

以八九六四做例。假設現在出來一個策展人,要做八九六四展覽,邀請中國和香港的藝術家各自表達對六四的思考,而當中有一半的藝術家認為六四合理--無論他是認為六四沒有死者,還是六四是必要之痛--根據上述四點原則,這些藝術家(我稱為「正方」)會平等地和批判政權殘暴的藝術家(反方)一齊展出,而策展人期望觀眾看完展覽後,自行梳理出對六四的理解。

然而現在出現一個情況,就是就這個八九六四展覽,中聯辦大賣廣告,一面倒吹捧正方藝術家。當然透過廣告操控傳媒,不是危言聳聽,是現在正發生的事。那結果會怎樣呢?觀眾無疑會受影響(不然要廣告來有甚麼用?)。當觀眾帶著「正方藝術家備受注目」的觀念進入展廳,而展覽則不帶價值判斷,讓他們「自由思考」。假設正方藝術家和反方藝術家的表達同樣有力的話,那他們行出展廳時,大部份人仍傾向「正方藝術家」便很合理。

於是就結果而言,這個「自由的」展覽將令更多人認為六四事件中政權做了對的事。

為何會導致這結果?策展人的錯誤在,他的邏輯假設了論述只發生在展廳之內。展廳外發生甚麼,他不管。他假設了「觀眾是張白紙走進來,看完不同論述後將純粹按展覽中的內容獲得個人觀點,再以這種觀點走出去並繼續維持」。當然問題是,觀眾不可能是一張白紙進來,他獲得個人觀點的過程中必然亦會思考展覽以外的資訊,而他走出展廳之後,還是會繼續受其他論述影響。展覽以外的論述力度,由於受權力(金權、政權)左右(即有錢有權的人更有效影響社會對某事的觀點),於是便導致了展覽的自由取態變相向權力靠攏的結果。

由此我一直想向藝術的「極端多元主義」宣戰。「極端多元主義」即是絕對地認為任何人可以合理地有任何觀點,任何批判都是「用自己把尺度人」,都不應該,而應該包容體諒。「極端多元主義」容易導致上述 (1~4) 的思考邏輯,因此「極端多元主義」是權力(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最佳拍檔[2]。而勁就勁在,「極端多元主義」還會披上不可侵犯的道德光環,因為它意味著「包容」、「自由」、「體諒」。

現在我把這套思考放回自己處理以巴衝突報道的態度。結果很明顯了﹕我憑甚麼自以為讀者只會看我的報道評以巴問題?當物質權力無疑是以方佔優,因此論述也是向以方靠攏,而我講了 10 個左翼 10 個右翼的故事,結果不就等於幫以方說話嗎?

由此我認為,我應該否定自己的報道方法,重新考慮是否應採用張翠容的方法。

但是寫到這裡,我發現自己在「物質權力無疑是以方佔優,因此論述也是向以方靠攏,因此我應該作有明確靠向巴方立場的報道」這邏輯上,完全遭遇我前篇寫 FRAME OF REFERENCE 的問題。「物質權力無疑是以方佔優,因此論述也是向以方靠攏」,是就世界性的 FRAME 而言;比如說在巴勒斯坦內部這個 FRAME,當然不可能是以方論述佔優。香港又如何呢?更大問題是,我自己的縱向 FRAME 又如何呢?

這裡可能要觸及一個問題﹕今回的研究是以我自己為 FRAME 的,對此我暫時沒有異議;但我寫的報道,又到底是以甚麼為 FRAME?

報道到底是為誰而寫的呢?為我自己?為受訪者?為香港人?

未係好諗得通呢點。

--
[1]: 左翼的定義不想介入,這裡是就泛論而言。
[2]: 由此我有理由相信,極端自由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產物。不過這個要另文講。
留言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