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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土建築的養份】南來的上海摩登

2017/10/25 — 11:28

香港建築的故事,千絲萬縷,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這個故事難說,其中一個原因是史料不全。

香港不少的戰前政府文件,都在日佔時期受到破壞,以至關於香港現代史的研究,出現了一個難以修補的斷層。除此之外,亦因為香港的現代建築史研究,起步比較慢,以至對於現代史中的很多環節,到現在仍然是含糊不清。學者Ackbar Abbas於1997年講述了香港的本土文化確實存在,只是香港人患有「逆反幻象」(reverse hallucination),對自身的文化視而不見。

差不多二十年後的今日,我認為這個現象出現了變質的情況。香港人很渴望在自己的日常文化中,找到能夠成為香港文化主體的元素,因此不停的鑽研香港作為一個「例外」的文化元素,希望可以提煉出所謂的「正統」(authentic) 的文化來滋養香港的主體性。這個方法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將香港文化過份地想像成一個獨立個體,在封閉的環境中獨立地衍生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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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中西合壁」論述,就很大程度上建基於這樣的假設,以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地區的殖民地這個地緣政治因素,來總結出香港就是中西文化熔爐的這個結論。何謂「正統」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本身就存在很大的討論空間。台灣學者陳光興(1998, pp23-24)在批評Bhabha的「混雜性」(Hybridity) 理論的時候,就提到這樣的論述的不足。畢竟,不少的東亞及東南亞國家的現代文化和經驗,都有「混雜」的元素。因此,對於本土文化的研究和論述,反而要正視「本土 」於地區網絡上的角色,以及和其他網絡上的節點之間的關係和互動,如何影響本土文化主體的形成。

19世紀 - 遠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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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巨大的網絡,開始於西方帝國在亞洲的殖民活動,以及中國各地的各個通商口岸。首先出場的,是19世紀後期,隨著英國殖民政府來到香港,進行公務建設的人員。據很多學者的看法,這些人員一般都身兼多職,除了是建築師以外,反而更像是工程師和測量師。而且他們並不享有設計樣式上的絕對自由。

這些初期的殖民時代建築,大多依照模式手冊(pattern book)之中的樣式設計。這些軍部背景的人員,按照統一的指引設計殖民地公共建築,這樣的做法可以確保在各個殖民地中,都有大致相同的建築風格,來強調大英帝國在地區中的殖民統治。一直到大約1900年代前後,香港出現了洋行建築師事務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公和洋行」(現巴馬丹拿公司(Palmer and Turners)的前身),以及「李柯倫治」(現稱利安顧問有限公司(Leigh & Orange Ltd.))等公司。

當時的遠東地區,為英國建築師提供了一個相對開放和較少競爭的環境,因此有不少的西方建築師,都不昔遠道而來,希望可以在遠東闖一番事業。他們的流動性很高,好像冒險家一樣來到陌生的東方找尋機會。例如日本學者藤深照信(2011),就曾經研究過英國建築師Thomas James Waters的事跡,並以「冒險技術者」來形容他。這位活躍於明治時期日本的外國建築師,在1873年後突然離開日本,到了上海開設事務所後,然後又輾轉到了美國丹佛開採銀礦。一生追逐著財富和機會,四海為家,亦代表了當時的遠東城市,是全球化大時代中,機會主義者的目的地之一。

20世紀初,上海正逐漸發展成是地區的文化和經濟中心。各式各樣的現代生活,開始在上海湧現,慢慢的將上海發展成一個摩登大都會。這些洋行建築師,大多數亦有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初期,香港和上海並没有任何華人建築師,因此這些洋行建築師事務所,可以說是壟斷了建築師行業。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加快現代化的步伐,頻繁的商業活動意味著建築師服務的需求急速增長。在這個時候,中國第一批受現代建築訓練的建築師,在海外學成歸來,慢慢形成一鼓新興的勢力,亦為資本家提供了外國人建築師以外的選擇。

香港會(Hong Kong Club) 第二代會所大樓,建成於1897年,由「公和洋行」設計。

香港會(Hong Kong Club) 第二代會所大樓,建成於1897年,由「公和洋行」設計。

前上海匯豐銀行總部,落成於1923年,同樣由「公和洋行」設計。

前上海匯豐銀行總部,落成於1923年,同樣由「公和洋行」設計。

舊匯豐銀行總行

舊匯豐銀行總行

1920-30年代 - 上海

縱使古建築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但傳統的中國社會中,從未有出現過擁有現代建築師職能的專業人員。一直到1910年代,中國人將子弟送到外國留學,才開始接觸和了解現代建築師的角色。當時,他們主要的選擇,是地理上較為接近中國的日本,東京的各大高等學院均有取錄中國留學生學習建築。到了20年代,則較多學生選擇到歐美國家學習建築。主要原因是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後,中國政府向歐美各國作出賠償。後來因為賠償金額的問題而成立了「庚子賠款獎學金」(Boxer Indemnity Scholarship),資助有潛質的學生到美國留學。據建築歷史學者Jeffrey Cody(2011)的研究,在一次世界大戰左右,留學美國學習建築的中國學生,多達50人。當時「實業救國」乃流行詞,亦因此令學生選擇學習作為「實學」和「實業」的建築學。而且中華民國成立不久,極需要進行現代化和公共建築的工程。因此,不少學生都認為學習建築後可以有一番作為。的而且確,在20至30年代期間,這些年輕建築師回國以後,都能夠在上海等地好好發展自己的客戶網絡,為日後的事業打下基礎。

當時最受學生歡迎的,是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下稱UPenn)的建築學系。其中一個原因是學系主任法國建築師Paul Philippe Cret非常歡迎中國留學生,他甚至聘請了不少中國留學生(包括後來被譽為大師的梁思成)為他們提供實習的機會。此外,最早由UPenn建築系畢業的兩位建築師,范文照和朱彬,亦起了示範作用,令UPenn建築系在留學生之中聲名日噪。1920年代的建築界正在出現一些劃時代的變革,現代主義建築逐漸成為主流。現代主義建築講求幾何和比例,和着重附號和風格的古典主義大相逕庭。世界各地的建築學院亦受到這個風潮影響。UPenn的建築系當然也不例外,積極改革既有的布什(Beaux-Art)課程,希望可以訓練出走在時代尖端的現代主義建築師。除此以外,中國建築學生的另一個熱門選擇,是英國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下稱AA) 。AA為一所私立的建築學院,自負盈虧。獨立的角色令AA可以自由的緊貼建築界的思潮,推動建築設計的探索。後來成為了中國銀行總建築師的陸謙受,就是在1930年從AA畢業。於是,1920年代留學海外的中國建築師,都因此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

這一群中國第一代建築師,回國以後有感中國的建築設計,與逐漸現代化的時代脫節,因此積極的尋求將中國傳統建築融入現代主義。他們同時間是生意上的競爭者,但亦是好朋友和建築設計上的盟友。除了上文提到的范文照(上海南京大戲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的建築師)之外,同樣是UPenn畢業的朱彬和楊廷寶,跟另一位哈佛大學畢業的建築師關頌聲,成立了基泰工程司,於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慶、香港和台灣均設有辦公室,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型建築師事務所。范文照、楊廷寶等人,成立了上海建築師學會(後稱中國建築師學會)。梁思成、林徽因、聯同范文照等,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推動中國古建築的現代轉化。這個年代的中國建築界,好不熱鬧。

中國建築師學會會員於1933年上海的合照。范文照和陸謙受均在相中。

中國建築師學會會員於1933年上海的合照。范文照和陸謙受均在相中。

1950年代 - 香港

然而,二次大戰以及緊隨的國共內戰,改變了這群建築師的命運。1949年以後,他們各自的選擇,直接影響了他們的事業方向。范文照、朱彬、陸謙受等人來到了香港,關頌聲因為和國民黨的親密關係(他是宋子文和宋美齡留美時認識的朋友),跟隨大隊撤退到台灣。而楊廷寶、梁思成、林徽因等選擇留在內地(Wang, 2008)。

因為這個契機,香港繼承了這群海派建築師,在海外和上海累積的經驗和知識。經過一段相對艱難的適應期之後,他們到在香港再次開始自己的事業。建築歷史學者Edward Denison與Guang Yu Ren(2014)指出,這群華人建築師在香港,擁有相當的專業優勢。首先,他們在海外和上海已經累積不少和洋行打交道的經驗。香港華洋共處的環境,因此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此外,他們兩文三語(甚至四語,例如陸謙受就能操廣東話、普通話、上海話和英語)的能力,令他們能夠成為戰後大舉南下的生意人和技術人員之間的橋樑。最後,就是他們在外國學習現代主義建築的經驗,在戰後香港急需重建的環境下大派用場,現代主義的設計亦切合5、60年代香港的摩登風潮。

因此,這些上海建築師在香港不乏私人住宅、工廠大樓、甚至學校和大型公共屋邨等項目。比較著名的,有范文照的銅鑼灣豪華戲院、觀塘銀都戲院、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九龍靈糧堂教堂、北角循道衛理堂等項目。至於陸謙受,就有原中國銀行大廈、 蘇屋邨第二期、鰂魚涌麗池花園、淺水灣保華大廈、瑪利諾修院學校、九龍華仁書院小教堂等。可以說是他們事業的成熟期,亦成為了香港現代主義建築的推手之一。

至於留在內地的梁思成和林徽恩,在短暫的繼續設計和學術工作後,最終在50年代的「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厲的批評和批鬥。梁思成被迫寫下一系列的「思想檢討」後,就再沒有公開討論建築。之後的20年,內地亦再沒有任何關於建築的有深度的討論(朱濤, 2014)。

他們的遭遇,和選擇來到香港的一群建築師,形成很大的對比。據學者王浩娛(2008)的考研,一共有67人在1949間選擇離開內地來到香港。這群南下香港的建築師,為香港帶來獨得的國際視野。他們早在上海已經開始和其他洋行建築師,例如Henry Murphy,Ander & Meyer,Spence Robinson 等合作。例如陸謙受50年代於香港的中銀大廈,就是和上海的長期合作夥伴—公和洋行(Palmer and Turners)—合作設計。他們熟悉國內外建築設計理念,亦有在不同國家和城市工作的國際經驗,令他們很快就能在戰後的「新秩序」中站穩住腳,在香港完滿了他們的事業。

蘇屋邨清拆重建之前的模樣(左邊藍白色外牆的建築物)(Wikipedia)

蘇屋邨清拆重建之前的模樣(左邊藍白色外牆的建築物)(Wikipedia)

蘇屋邨的建築設計圖(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Luk Him Sau Architectural Collection)

蘇屋邨的建築設計圖(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Luk Him Sau Architectural Collection)

陸謙受設計的九龍華仁書院小教堂,建於1958年。
從設計中可見陸的現代主義設計語言,已經到了完全成熟的階段。
(http://lausoldier.blogspot.hk/2016/05/blog-post_26.html)

陸謙受設計的九龍華仁書院小教堂,建於1958年。
從設計中可見陸的現代主義設計語言,已經到了完全成熟的階段。
(http://lausoldier.blogspot.hk/2016/05/blog-post_26.html)

在混雜的區域歷史中,要找出香港建築設計的發展脈絡,並非容易的事。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亦方興未艾。在香港這個華洋共處的社會背景中,隨了中、西之間的交流,華人社群之間的交流和關係亦不容忽視。從上述的簡短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建築的底氣,甚至是被視為西方建築文化的現代主義建築,都和海派華人建築師的網絡有很大的關聯。他們和洋行建築師的互動,亦打破了殖民理論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單純二元關係,揭示了一個更立體的香港歷史。這個網絡之中的知識和文化交換,成為了香港建築設計的底氣。

建築歷史的研究,往往將建築師描寫為左右時代的大人物。然而,要認真的討論何謂香港「本土建築」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將他們看待為大時代中的小人物,了解他們和時代之間的互動,以及在國際及區域網絡中,香港所扮演的角色。這正是過去不少本土論述的盲點,以及需要糾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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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本及文獻

Chen, K.-H. (1998). Trajectories :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ody, J. W., Steinhardt, N. S., & Atkin, T. (2011).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he beaux-ar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Denison, E., & Ren, G. Y. (2014). Luk Him Sau Architect: China's Missing Modern. Chichester, England ; Hoboken, NJ: John Wiley.

Wang (2008), Mainland architects in Hong Kong after 1949: a bifurcated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朱濤 (2014), 《梁思成與他的時代》,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藤深照信 (2011), 《謎樣般的外國建築家》, 《建築學之教科書: 14位當代日本建築名家講座》, 台灣: 漫遊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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