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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隧道的兩邊 — 中國人的帝國認同、自我理解與曲解

2019/2/12 — 18:48

記得中學中史課本經常以「帝國」來形容辛亥前的「中國」,例如「清帝國」、「明帝國」,我們都視為定見。國共雙方都視辛亥革命是光榮,因為革命「終結了五千年帝制」,所以我們自然也接受「1911 年之前中國是一個帝國」這樣的「常識」。

革命前的中國 — 沒有帝國主義的帝國?

但帝國之所以為帝國,自然是因為它有「帝國」的屬性 — 例如「帝國主義」,例如「積極向外擴張」的性格。但「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主流看法是認為,「中國」從來沒有帝國主義,「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船堅炮利的西方人來到之前,中華的擴大是靠輸出文化和禮義,絕對沒有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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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當然是一個帝國,所以辛亥革命才會爆發,革命志士才要建立共和國。即,「中國」在「中國人」的理解中,是「一個沒有帝國主義的帝國」,一個例外的帝國,從語意上已經能看到弔詭之處。

你多數不會同意「中國」自古以來就很帝國主義,但你又會覺得用「帝國」來稱呼 1911 年之前的事情很合理,甚至有一種高級宏大的感覺,因為唯有「帝國」才能指涉「中國」過去的「一系列偉大成就」,是一系列、一個集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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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的中國是不是帝國?

作為新清史學派的旗手之一,歐立德在 2014 年就曾探討過這個問題,即 1911 年之前的「中國」是否帝國?根據歐的爬梳,其實「中國人」向來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帝國」,大概是晚至甲午戰敗之後與日本交涉,才首次有自稱帝國見諸於史。在之前的文獻和紀錄中,他們沒有自稱為帝國。

根據歐洲人(特別是教會)留下的文獻,歐洲最早期對中國的紀錄,是一個「產絲的地方」,沒有紀錄是甚麼性質的國;到了 13 世紀的馬可波羅時代,才第一次有人指稱「中國」是一個「帝國」。然而馬可波羅口中的「中國」,原文其實是契丹(Catai),即中國北部至內陸亞洲一帶的蒙古帝國。

但蒙古人的確建立了帝國,因為那是一個管理不同民族、有多元政治宗教法律體制的複合體。弔詭的是,這是「中國」第一次被歐洲人定性為「帝國」,但那個「帝國」其實是蒙古帝國,嚴格來說不是「中國人」自己的東西。

西人對於這件事有微妙的定性:蒙古帝國瓦解之後,中國內部的「漢人」即原來的被征服者,經過一輪戰爭之後,建立了「明朝」。而絕大部份的西方人很有默契,都不叫「明朝」做「帝國」,而是叫它「王國」、「王朝」,這明顯是因為「明朝」較單一的民族色彩。因此我們現在叫它做「明帝國」,是一種方便的分類學,不一定符合微妙的實情。

大清滅亡大明之後,西人又開始叫「中國」做「帝國」、開始有「中華帝國」這類名詞,說到底就是他們看見,一個皇帝管理多個民族、滿漢受一個皇帝管治,才有這種一致的國體定性。由此可見,原來「中國人」受到草原異族統治(簡稱亡國)的時期,才會被視為帝國。

認賊作父的藝術

「中國人」對認賊作父是有心得的,而且制度化起來。這是中華文明連續不斷的秘密。「絕統」、「無統」的想像,十分可怕,等於西方文化中,獨一真神不再存在一樣,世間的主權懸空。所以征服者也成了自己父親,人家的帝國也是自己的帝國,形成了一條鏈。這個道理沒人比魯迅講得更好,講到阿 Q 被人欺負之後,他如此以心理戰勝法自我安慰:

「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真不像樣,兒子居然打起老子來了。」

「帝國」對其顛覆者 — 共和國本身 — 是必要和有利的,因為它是疆域和多元臣民的總代理,也就是所謂大清留下來的元素紛雜的國家遺產;「帝國」的想像,不是帝國自身享受的,更多是由後來的兩個共和國享受。「帝國」象徵以前的所有文物、歷史、制度、疆土、各族人民,先劃了帝國的輪廓,然後共和國就有了「一併」繼承的資格。

因為要繼承,所以才劃出了帝國的輪廓,即是上面二三千年的東西,都當成同一個帝國的事情,然後落在自己手中,很爽,所以我有統治各族人民的權力,這些是自帝國繼承回來的家當。

有了「帝國」作為輪廓,「中國人」才能沿河向上,想像「中國」是一個五千年的連續文明、又是一個不斷傳承的「國家」。不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其統治合法性,都在於人們想像「中華帝國」的「正統」一直流傳,一直到大清,皇帝退位,將權力讓渡人民,法統轉移,落在革命者及其後代手中。

「中華」固然有帝國主義思想和實踐傳統,但不代表整個由鮮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漢人在不同時期建立的東西,就屬於同一個「中華帝國」。這條在教科書和說書中不斷重覆出現的「朝代鏈」,更像要為現世政權的神聖和合法性背書,才在當代給建構出來。

你不能把夏、商、周這些部落視為一個中華帝國的早期階段。但在一般的歷史敘事,「中華帝國」自「夏商周」就一直這樣傳下來,一直傳到共和國,國父們打倒了帝制,解放平民,公主王子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這當然是一個歷史選取工程,當代中國人將過去所有顯示出「同質性」的政權綑綁在一起,作為自己統治的形上依據,令自己的根源一直連接到古代和神話之中。

這些「同質性」說穿了其實十分可笑,各集團中只要有「領導者」就被「中國人」視為「皇帝」;凡有領袖的國,都看作中華帝國的一部份,不管他是王、是汗、是部落首領,不管這些領袖在意義上可能與你的中華式皇帝相去甚遠,但不管如何,都認成了一條鏈。這當中的誤見,大概就等於爸爸有鬍鬚,所以你認定凡有鬍鬚的都是爸爸一樣。

圍繞大清的意識形態巷戰

認賊作父總是容易方便的,況且一切都是後人任意詮譯。成吉思汗便成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之一;宋人和契丹人的鬥爭又成了兄弟之爭,是「一家人」之內的事情 —「中華民族」作為新生而空白的東西,需要歷史填滿,即使不是「自己的」也可以。

當下中國學界說要「牢牢掌握清史研究話語權」、要站穩「大清是漢化了的中國政權」的意識形態紅線,是嚴防別人重新檢閱他的家當。他們不想別人發現,這繼承的家當也許不合法,可能是賊贓。例如滿清「皇帝」那個在蒙古和滿洲被理解為「汗」、在西藏被理解為菩薩的化身,這在美國史學界叫「共時性君權」,令一些中國學者緊張,他們會駁斥這種理解方法。

因為中共大體上是繼承大清,所以大清也必須是漢化的「中國朝代」。如果大清就是一個異族,那麼自命為「中華」的這個國家原來就甚麼都沒繼承過,原來它誕生於虛空,而不是它宣稱的那麼源遠流長。那麼 1911 年以來那個像宗教一樣絕對的國族神話(中國人是一個宗教,所言非虛),就會大失權威。

其實這新生的中華民族,也真的就是一間身份和歷史的大英博物館,裡面有很多東西都不是原生,而是重洋之外的異物。

歐立德的講法含蓄很多,但意思同樣深遠,他說:

帝國這個首先出現在西方論述中的概念,後來卻蔓延到中國。歷史中的清朝變成被淘汰的大清帝國,並以此「帝國」的稱號投射到無限歷史長廊鏡頭中,直到遠古。這樣的信念下,公元前 221 年以來的「傳統中國」指的是貫徹始終的帝國,中國統治者始終是皇帝。我認為,相信中國從始至終是個延棉無間斷的帝國是被誤導的,然而這想法到今天仍然剛勁有力。

長隧道史觀的誕生

對「中國人」來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帝國主義的例外帝國」。但實情是,兩個重點都錯得很微妙:

「中國」固然有帝國主義,其傳統都藏在中華文化的溫情話語之中。正如老派的歐洲帝國主義者,都覺得自己在異域傳播文明和福音,是負起白人的重擔。這跟「中國人」用教化、德治來包裝自己的勢力擴張,是一個道理;

1911 年之前的「中國」歷史,也不應統稱為「帝制時期」或理解為「一個的中華帝國」。因為這類敘事和理解架構的底層,意味著「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而且只有一個」的信念。這是意識形態,而且是危險而排他的一種。

這造史工程的原理,就是將本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置於一個「帝國」的框架下,然後說自己需要「治理」、「同化」這非常之物,也因此要動用非常手段。這就是維吾爾人、西藏人及其他人現在的困境,也就是「五族共和」口號的現實收場。

其實是共和國後來發明了「作為帝國的中國」,並且以這個傳統為依據,奴役與自己本來無關的民族、佔有自己不應佔有的土地。

「中國帝國時期」的這種歷史建構,有共和國和現代人自己的身影;越來越傾向以「單元的中華帝國」框架來理解歷史,是兩個共和國在建立自身過程中的副產品。因此人對歷史的理解,與現實政治是基本對應的。

當人們越來越認為中國歷史是這樣一條朝代鏈,是因為他們自身就在這個新生國家的建國陣痛之中,這國家需要故事、需要行事的根據、需要統一的新權威。當你走到一條長隧道的盡頭,隧道的另一邊也自然是收窄成一個點。當代「中國人身份」自我建構的燃料,大多數是對歷史的誤解。對舊事情有多誤解,對新事情就有多理解。從來都如此。

「對廣闊歷史做窄長理解」,如果說是一種「誤解運動」,則此「誤解運動」其實與 1911 年以來的建國運動,彼此提攜並進直到現在。新國家的建國需要,將所有人對事物的認識拖入了長隧道。這場運動並未終止,不管是建國還是歷史誤解。中共當下正鼓足幹勁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關的扭曲只會更多,長隧道越來越窄,越在「歷史」中卻越看不見歷史,真正的東西還在長隧道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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