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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人士該讀的一本書 —《沒有墓碑的草原》

2018/8/17 — 15:26

楊海英著;劉英伯、劉燕子譯《沒有墓碑的草原 — 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

楊海英著;劉英伯、劉燕子譯《沒有墓碑的草原 — 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

這是蒙古裔日本籍楊海英以日文撰寫的一本書,原名為《沒有墓碑的草原 — 內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殺實錄》,漢語版譯者是漢人劉英伯和劉燕子父女。港獨人士以「香港民族」論述為基礎,倡議「民族自決」,從而在政治上爭取「獨立自主」,筆者雖然並不完全認同,但是基於反對任何畫地為牢式言論禁區的民主原則,並不反對有關討論,以至探索作為香港未來政治發展的其中選項。簡明而言,這本書記述中國共產黨對內蒙地區蒙古人有組織、有計劃、蓄意而為的一場「民族殺戮」和「文化清洗」政治運動!筆者以為港獨人士應該以「知己知彼」的心態參閱這本書,以便從本質上和歷史發展方面好好認識中共處理「民族問題」的凶殘暴戾手法。

本書作者透過田野調查和文獻考證的方法,直接訪問倖存者和家屬,重塑這一段悲慘歷史,內容主軸是中國共產黨在文革期間在內蒙地區借「挖肅內人黨」(「內人黨」即「內蒙人民革命黨」的簡稱)之名,進行種族大屠殺。「內人黨」早於 1925 年在共產國際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支持下由內蒙古精英分子所成立,主要政治主張為「民主政治、實行民族平等,內外蒙統一合併」,並把「反大漢族主義」寫入黨綱,在當時滿州及蒙疆政府治下秘密活動。1945 年日本戰敗後內蒙精英宣布公開和確認「內人黨」的政治地位,並於翌年召開東蒙古人民代表大會決議成立「東蒙人民自治政府」,可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壓力下,決議幾個月後便被逼撤銷。對中共來說,絕不容許內蒙古成立獨立於中國共產黨的任何政黨,而內蒙古民族運動的方針只是「平等自治」,並非「獨立自治」,認為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得到解放。因此,「內人黨」的合法地位和重建訴求便引起中共與內蒙精英之間的激烈爭議,最終「內人黨」還是在中共的政治壓力下「無疾而終」,表面上停止活動。  

其後於 1947 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主席是中共培養的根正苗紅延安派頭子烏蘭夫,主導了內蒙「民族自決」的發展方向。 內蒙精英雖然多次提出「高度自決」的要求,都遭到中共斷然拒絕,因為中共認為「高度自決」意味著下一步發展為「民族獨立」,因此堅決強調只能採用限於中國境內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50 年韓戰期間,「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在這次「攘外安內」的屠殺中,內蒙古各地發生鎮壓蒙古人抗爭與濫殺事件;1952 年內蒙古軍區與綏遠軍區合併,烏蘭夫任司令員;1954 年綏遠省與內蒙自治區合併,烏蘭夫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1955 年內蒙古軍區升格為十三個大軍區之一。 這一切的發展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徹底操控著內蒙自治區的軍政力量,伺機清理內蒙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民心和勢力;1957 年「整風運動」過程中掀起「反右運動」,一眾蒙古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被打成「民族右派」;同年周恩來發表《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講話提及:「在中國適宜於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不宜於建立民族共和國」,一錘定音的粉碎了內蒙人民追求「民族獨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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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一直並沒有鬆懈對內蒙人民的戒心,連一手扶植的內蒙第一把手蒙古裔烏蘭夫也必須設法整治,拔掉內蒙「民族獨立」的苗頭。 1963 年發生被認為由中共自導自演的「二零六案件」,被捕百餘人被捕,埋下日後「挖內人黨」的證據伏筆,同年毛澤東提出「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已預示血雨腥風的來臨;1964 年自治區開始「四清運動」,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到內蒙古「視察工作」時收集有關烏蘭夫的「材料」;1966 年文革開始時烏蘭夫抵達北京便失去自由,華北局向中共黨中央呈交的《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列舉五大罪狀:「反對毛澤東思想,自立體系;反對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進行民族分裂活動;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其後幾年便正式進入「向烏蘭夫及其殘餘勢力發動全線總攻擊的新階段」,展開慘絕人寰的「挖肅內人黨」的清洗運動……

讀過有關文革浩劫資料的人當然曉得那些令人髮指的殘酷批鬥和殺戮情況,可是內蒙人民所遭受的是雙重暴力:政治鬥爭的暴力和漢人施加的民族暴力。原書第四部〈圖克人民公社大屠殺悲史〉是標誌性的記錄,筆者不忍卒讀,不想引述有關解放軍的五十多種殘酷刑訊的細節,實在駭人聽聞,慘無人道。文革期間,中央只對內蒙古頒布了「軍管戒嚴令」,可見中共對於在內蒙清除異己,斷絕北疆隱患的決絕和狠心,其草菅人命的暴行可說是人類文明的污點。內蒙人民視「挖肅內人黨」事件為滅族大屠殺,按 1980 年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報告「內蒙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 34 萬 6 千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逼害,1 萬 6 千 222 人被迫害致死」,而其他非官方資料顯示受害人更多。 就算以官方報告來說,當年內蒙自治區蒙古人人口僅一百四十萬,至少每一個內蒙古家庭都有受害者,埋藏的恨怨何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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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問題專家王力雄的推薦這書是「所有漢人都該讀的書」,指出蒙古人遭受的逼害不僅來自專制的中共政權,大量漢人曾經參與其中。年近八十的劉英伯讀過原稿後感到嘔心撕肺的慨歎「……漢人太對不起蒙古人啊,太喪盡天良啊!」,毅然決定參與翻譯工作,花了兩年完成初稿後交女兒劉燕子跟進譯作。其實所謂「中華民族」說穿了一向都是以漢族為主體的統稱,傳統歷史上中原文化的漢人扮演著「正統」角色,視周邊外族為蠻夷,即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清末同盟會反清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韃虜」就是對蒙古人和滿人的貶稱,後來中華民國成立後改為「五族共和」,只是強調漢滿蒙回藏各民族和諧相處的「政治需要」式口號。

再檢視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同樣以漢族大沙文主義心態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以及為了迎合不時轉變的「政治需要」。中共建政前的 1945 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主張「……中國境內各族,應根據自願與民主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並在這個聯邦基礎上組織聯邦的中央政府」;兩年後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時,中共卻改稱「不是基於自治權的聯邦制,而是區域自治」;建國後全盤否定以前「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聯合成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民族理論承諾;1984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更加強調共產黨對少數民族的管理與控制。  在一黨專政的當前政治環境中,內蒙問題似乎已被完全抑壓而解決,可是,西藏和新疆問題依然是「民族政策」的潛在危機火藥庫!

筆者建議港獨人士細讀這本書,不僅要在漢族本位立場反思「(香港)民族問題」,更必須從歷史認知上加深對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了解,以及其毫不手軟和趕盡殺絕的鬥爭本質,從而在探討香港政治前途的選項時,有較務實和理性的基礎。 

(內文引述原書資料出處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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