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暹羅」易號「泰國」,民國學者的反感表露了甚麼?

2018/10/31 — 11:44

中國歷史學家葛兆光最近新發的文章《當「暹羅」改名「泰國」》,很值得香港人玩味。這篇文章是講1939年,本來叫做「暹羅」的 “Thailand”,在時任政府帶領下正式改國號,變作今日的「泰國」。原來當時中國史學界對此非常反感。包括我在讀歷史系的時候經常聽到的大學者傅斯年。

傅斯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大旗手、是歷史學家,在中日戰爭之後,又是民國政府的參政員。傅斯年得到蔣介石的絕對信任和重用,又是強烈的反共者,又被編在「自由主義者」的系譜。傅斯年和他的朋友胡適,都被視為中國那個時期自由主義學者的代表。

中國人在不滿甚麼?

廣告

然而葛兆光這篇文章則回顧了傅斯年和同代學者「沒那麼自由」的一面。當時的中國有識之士普遍認為,暹羅要改名,是因為日本人在背後推波助瀾。1930至40年代,中日開戰而勢成水火,民族主義、反日情結因受侵略而熾烈,並不出奇。

但畢竟暹羅是另一個國家,有自己的主權,就算倒向日本那一邊,也只是國際政治的時也勢也。但當時中國的輿論界並不如此想。他們認為,暹羅改國號「是一件含有極大的政治野心的動作」,是「大泰主義」;「明明效法希特拉之借口,與日耳曼民族分佈於中歐東歐者需聽其團結而合為一國之說相同」。與近代香港時事討論不時會出現的「排外法西斯」指控,其異幾希。

廣告

傅斯年也是其中一個表達反感的學者,而且他是一個重量級的學者。

傅斯年曾經在一封信說過,日本人在暹羅煽動民族主義,主張民國境內桂、滇之地(廣西、雲南),皆為傣族的故土,應該收復失地。

傅斯年的通訊對象是疑古派歷史學者的顧頡剛。《顧頡剛評傳》總結他的史學是希望:

1. 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

2. 打破地域一統的觀念

3. 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4. 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當然,激進的破壞當然會引來很多論敵。包括對中國傳統攻擊不遺餘力的魯迅,在信中也說顧頡剛「有破壞而無建設」,「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然而顧頡剛在歷史的解構拔出頭來,在實際政治問題上,還是非常的一元觀念者。

在暹羅國號的問題,顧頡剛認為泰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朝貢國,「不止靠中國人救回來,也是靠中國人充實起來,… 中國確實是暹羅的母國,暹羅的種族、文化、經濟諸端,無一不是我們中華民族所孕育長養起來的」。

中國對泰國有宗主權嗎?

顧頡剛認為暹羅改國號是鼓吹泰人民族主義,是「造出理由以搶奪我們的國土」。這種語氣有一種超越時代的熟悉感。也就是現代的西藏、新疆、蒙古、台灣乃至近來的香港,每有政治問題的時候,中共中央就會用這種語氣說話,即「外國勢力」謀奪我領土主權之類。也就是一種「歷史恩主心態」,用過去的朝貢體系,證成今日中國對於鄰國鄰族的某種「宗主權」。並且認為藩國接受了很多好處,所以今日不能自行其是。

1939年的中華民國已經是國際聯盟的一員,也依據歐美規儀設置了自己的外交系統。然而學富五車的學者仍然自然地無視主權國的交往原則,而以「天下」和「宗主」的心態看待泰國。因前清領土中有傣族,則旁邊的泰國亦在某程度上要聽命於中國。

並不是說日本毫無野心,當時日本的確有跡象想發明「泰國民族主義」,就像他們有「騎馬民族征同源」的假設,去將長城以外的滿人、蒙古人、韓國人、日本人連成一線,主張他們自他們,漢人自漢人,方便將中國分裂。

然而「中國人」自己對這些動作的反應,亦可透視出「中華式帝國主義」是甚麼一回事,也就是無遠不屆的「宗主權」— 即便王朝已經崩潰,宗主和宗藩關係已經不存在,但中國人仍然保存這種意識,並應用在現實和外交上。

顧頡剛和不少時人的評論,只是預演了今日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衝突。中國只是一個扮演民族國家的帝國,她的行為模式始終是依貢朝貢體系的想像資源,並自我想像為東亞的應然主宰。在中國的自我想像中,民族和國界並不存在,它們只是君主「混一宇內」的障礙。

泰國人是「中國人」嗎

葛兆光回顧了國際學界對傣族問題的主流認識。他們認為傣族起源於雲南一帶,受到中原漢人的南下和迫遷,而逐漸逃到今日的中南半島。與唐帝國並立過的南詔國、大理國等,都是由傣族人建立,最後被蒙古人所攻陷。

但中國的歷史家卻出於「民族立場」,而將20世紀才出現的中華民族觀念,當成觀看歷史長河的框架。(雖然客觀而言歷史學本來就會因為研究者自身背景和意識形態,而呈現不同視覺)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泰國的構成,來自撣族(Siam),本來就是「中國」境內的族群。來自中國的撣族在中南半島與安南人(越南)、真臘人(柬埔寨)、驃人(緬甸)等互相融合,在18世紀左右才形成當代泰族的成份和疆界。因此漢文歷史書記載過的南詔大理等,都是「中國人」建立之類。

當然,「漢化」這個威力強大的學術金手指也少不了。有指傣族也是「漢化」的。然而專門研究泰國和東南亞的學者許雲樵在當時也看不過眼,表示:「暹羅的染濡華化,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較之印度化,相差猶遠,這是稍加研究暹羅文化的人所公認的事實。」

傅斯年的國族敏感度

回到「自由主義學者」傅斯年。1942年,民國政府以反日泰國華僑蟻光炎的名義,設立了一個關於研究中南半島(如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學術獎項。當時,委員會打算將第三名頒給一個叫田汝康的學者,他的作品叫《擺夷之擺》——擺夷即是傣族的別名,田汝康卻是研究雲南地方「芒市」裡面的傣族民間民俗。

於是在學界和政界都很有關係的傅斯年,馬上攔途夾殺,最後阻止了田汝康得獎。傅斯年的想法是,獎項是頒給研究中南半島的人。田汝康若得獎,則等於國民政府承認了雲南等「中國西南地區」屬於中南半島一部份。用今天的用語來說,就是政治不正確。

但傅斯年大概並不會後悔,並認為自己做了應做的事。葛兆光最後引述傅斯年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學問不應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惡影響及於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

若問傅斯年應否有學術自由,大概會得到「應該有」的答案;但學術不能與政治大方向相違背,否則就應該取締,這是傅斯年自己說的。葛兆光這篇文章也很客氣,好像礙於政治而沒說得太盡,然而讀者自能意會。

在港再殖的是中華文明 還是中原殖民性?

大概萬事都是相對的。某人是不是「自由主義」,要看你跟誰相提並論。傅斯年顧頡剛等等當時得令的學者,理應是最了解世界新知的人,也尚且如此。自由與否,大概只是與前清相比而得出而已。

這些並不是個別例子。令人想起錢穆寫《國史大綱》,也是開宗名義「以史載道」,用歷史激勵愛國主義。所謂讀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這「本國」是「一國」,是合西藏人維吾爾人的一國;在國際上,是宗主國和上國;對外,當鄰國希望改名,也會變成中國內部事務。

最後就是花果飄零的時候,在香港再殖的又是甚麼?是流芳百世的好種,還是流毒千里的壞種?中文大學不時爆出一些學生被校方打壓的新聞,總有一人會拋出「若錢唐等人在世,斷不會如此對待學生」,因為錢唐等人支持的是民國,是傳統的中國,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

我總會為這些古道熱腸的人不需面對現實的殘酷揭盅 (畢竟這些大師沒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崛起),而感到造化弄人。看看金庸就知道。這些人是偉大的中國知識份子,但亦因此無法超越中國知識份子的局限。

最近練乙錚的一篇文這樣說:

「如果用宋明以降的傳統士大夫書寫歷史的道德和眼光看今天的中共,堪稱一個盛世。國史所謂的盛世,條件不外四個:讀書人有官做、人民有飯吃、無大規模戰亂、疆土擴張。這四個條件今天的中共基本上滿足,即具備了傳統史家筆下所謂的文治武功。」

我們也早已從現實中目擊,只要認同「一個中國」,對民國的政治認同,是可以無縫接軌到認同共和國的。在這個大一統的認同中,要開出民主自由、權力制衡、保護人權和尊嚴,是一場到今日還有人信的幻覺。

而在這個毀敗的大格局中的自由主義苗頭,終只是苗頭;就好像「民主中國」,那裡還暗藏著一個專制的領土主義,就是前清的領土不能失去任何一塊,這比起人民的幸福還重要。「民主中國」的前面,隱藏了「一個」這兩個字,「一個中國」。

小至泰國改名,乃至國內有民族要自決,要獨立,便是驗證「中國自由派」有多自由、「中國開明派」有多開明的時候。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