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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西山的新加坡,或者是黎明將起的東南亞?

2018/2/21 — 10:31

「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於2016年1月1日正式上路,象徵東南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新里程碑。中國大陸、美國、日本等主要國家提出新的「東協策略」,宣示將加強與「東協經濟共同體」往來,東協的地位水漲船高,其動向與前景受到全球矚目。這個機濟發展開發處女地,如同過去的金磚四國(BRIC)是發展潛力較好的新興市場,然而這個經濟趨勢模式能夠套用在當代藝術市場嗎?

2011 年Lorenzo Rudolf憑藉著成功將Art Basel引進香港,在亞洲建立起西方強勢觀點的市場行銷模式攪亂平靜無波的亞洲藝術博會市場,一時之間成為矚目焦點,更成為亞洲國家區域性藝術博覽會的最大競爭者。夾帶豐富經經驗與人脈,看準東南亞未來的發展前景,說服新加坡政府,結合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與旅遊局(Singapore Tourism Board)的政策,國家藝術理事會(National Arts Council)全力支持,第一屆Art Stage 藝術博覽會成功強勢登陸新加坡,以“We are Asia” 打出口號,展現強大的企圖心。當然這個口號其實過於空泛,整個亞洲從地理結構,種族的多元,文化背景的差異以及政治經濟的的發展都不可能用一個亞洲來涵蓋所有,口號很響亮,加上新鮮感,每兩年一次的新加坡雙年展,還有同時間的新加坡藝術周,確實在一開始帶來海外人潮與新聞熱點。

吉爾曼軍營藝術區(Gillman Barracks)所肩負的任務是改變地理生態,促進經濟發展,藉由藝術帶進參觀人口,2012年9月正式開幕的藝術園區以較低的租用政策吸引國際歐洲畫廊進駐,德國柏林的廊Michael Janssen認為在新加坡設點可以方便他了解東南亞新一代藝術家的動向;東京三瀦畫廊著眼與跟中國北京展出的限制比較,稅金的問題,引進作品很困難;日本Ota Fine Arts、紐約的Sundaram Tagore也認為這裡是一個可以新嘗試的區域。目前擔任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館長,時任經發局項目總監陳維德(Eugene Tan)於一次國際媒體接待會中也表示:這個項目屬於政府整體規劃的一部分,旨在把新加坡建成一個重要的文化目的地。新入駐的畫廊將帶來顯著的變化,這種影響不會僅限於新加坡的藝術氛圍,整個地區都會受益。當時在現場的我也感到驚訝,一個國家的文化是以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規劃,與我們傳統所認知,藝術文化先行的道理有所不同。中國的藝術品進口關稅在20%到40%之間,具體視藝術品類型而定,中國的標準增值稅率為17%,但是新加坡沒有進口關稅,只需要在作品售出後繳納7%的增值稅。這也大大吸引了國際畫廊的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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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吉爾曼運營以來的訪客人數統計,“造了就有人來”的觀念一直不見很大的成效。許多畫廊反映是平日基本上沒有人上門,不過周末下午會熱鬧一些,吉爾曼的冷清跟它相對偏僻的地理位置有關,還有一開始缺乏餐飲服務。2017年3月起,由經濟發展局和國家藝術理事會四人成員組成“吉門營房節目辦公處”(GBPO),附屬藝理會,負責策劃、協調與經營事宜,融入更廣大的藝文生態系統內,讓更多本地藝術工作者與普羅大眾參與。以新加坡文化政策而言,市場邏輯是唯一的指導原則,文化政策的轉變是跟隨著經濟模式的轉變而思考,新加坡的中心在發展經濟,這也反映了實用主義至上的意識形態。基於此概念,就能理解當代藝術的創作發展在新加坡所遇到的瓶頸,以及當代藝術家選擇旅居海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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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過頭來看Art Stage 所面對的現實問題與挑戰。2011年風光開幕,加上政府的支持,甚高比例的觀察者都認為大有可為,也可能因此造就新加坡與東南亞的藝術榮景。然而新加坡政府對於藝術的展出還存有審查制度,加上對於當代藝術家的缺乏經濟效益缺乏支持,產生了有商場沒產品的窘境,相對於柏林當時為何會成為當代藝術的發展中心,因為國際藝術家不斷聚集吸引畫廊就近與藝術家合作,但是這情況在新加坡恰恰相反,有了建構好的商業架構卻缺乏對應的藝術品吸引買家。

再者,東南亞近幾年的經濟發展快速,鄰近國家開始脫離仰賴新加坡的附屬地位,加上印尼對於藝術家的支持與收藏,拉抬藝術家市場行情,菲律賓藝術家藉由國際畫廊進入世界,新加坡不再是唯一的舞台與優勢。高額的參展費用也讓東南雅國家卻步,也就是藝博會所提出的東南亞特色並無法彰顯,印尼私人藏家所收藏的藝術品不論量體與金額透過官方的協助都出現驚人實力,私人美術館不斷成立,規模之大不亞於美術館等級,所有關注的目光逐漸都從新加撥轉往雅加達。2016年143個展位,2017年131家,到2018年剩下97家,數目逐年遞減,西方與亞洲畫廊參加名單與數量都提不出亮點,都是一個消耗關注的隱憂。開幕記者會的簡單陽春,沒有任何儀式,Lorenzo Rudolf自己拿著麥克風上台開場介紹,沒有了過往的風光揭幕。

新加坡當然還是有藏家,但是經常世界飛行,也常到台灣畫廊參觀並收藏的本地藏家私下也說,新加坡對於藝術的教育推廣其實並不足夠,他們需要更多對於藝術理解的教育,還有對藝術市場,收藏的分析,這些基礎教育對於有心想收藏或者對於藝術有興趣的觀眾顯然是一個非常需要再規劃的方向。而台灣畫廊參加新加坡藝術博覽會的著眼點也各有不同,台灣的海島位置必須透過不斷參與海外藝術博覽會增加藝術家的能見度與熟悉度,交易買賣是著眼點,藉由展出瞭解當地觀眾與藏家的反映,為藝術家打開國際之門有其必要。

采泥畫廊以李光裕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作品公共藝術展出大氣呈現,著眼於未來藝術家的學術地位及展出;周慶輝作品透過Art Stage 展出,獲得空前成功,今年則是受邀於同時中心Deck舉辦個展:僑福芳草地畫廊地私次參展,有台灣新秀黃大維與鍾嘉駿:尚畫廊第三度參展;大雋藝術繼續展出蔡尉成雕塑;其他有畫廊與當地合作展出幾位台灣藝術家作品或者藝術家自己與團體參展的展位。日本白石畫廊藝術家包含草間彌生、奈良美智、嶋本昭三、名坂有子,前川強、向井修二、水島哲雄、豬熊克芳、渡邊理、小松美羽。

曾經傳聞香港Art Central 將在新加坡成立新的博覽會,不過managing director Charles Ross表明無此打算;其他周邊的小小藝術博覽會也都在緊縮或暫停階段,顯而易見其市場的冷清。對比三月份即將到來的Art Basel/ HK將有248家畫廊參與,更多畫廊還在排隊等候,九月份同樣由Lorenzo Rudolf所主持的雅加達Art Stage 靠著印尼藏家及投資者的支持與資金挹注,看來這不僅是藝博會本身的問題,而是存在着新加坡政府如何重新思考文化藝術與經濟市場關係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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