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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日本藝術家赴港研究社運歷史 田中功起:盼藉藝術延長剎那烏托邦

2017/11/13 — 20:18

「福島核事故之後,有段時間大學、畫廊都打開門戶,讓流離失所的人暫時安身;便利店又免費送出食物;即使陌生人都互相幫助,多少有點像烏托邦。」日本藝術家田中功起說。

2011 年,日本東北大地震發生時,田中功起人在美國。他轉發 Twitter 上的避難所資訊,又回答朋友尋找臨時居所的提問,讓他有種「身不在,但心理上在一起」的感覺。那年夏天,他回到日本,談及經歷災難的種種,當地人卻把他視之為外人,質疑事發時不在日本的田中「根本不明白實際情況」,「這些說話讓我覺得好奇怪,我開始思考距離是甚麼,而我又可以怎樣收窄這些距離?」

數月間,災區居民回到人以群分的狀態,田中功起感嘆因災難而生的「烏托邦」並不長久,猶如社運每每在開頭聚集最多人,「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最終消耗淨盡。他期望通過參與性的藝術項目,重建「暫存社群」(temporary community),藉著藝術延長人際互助的剎那烏托邦,說:「若要回應社會,藝術雖然速度較慢,但可以維持較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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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一遊行似市集

出生於栃木縣的田中功起,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学,從事裝置及映像創作,活躍於東京藝壇十多年。直至 2009 年,他藉著日本文化廳的海外研修計劃,旅居美國洛杉磯。他笑言,人在異地活得猶如「匿名者」,沒有人知道我的過去,沒有人對我所做的事感興趣,「I just nobody」。因應環境的轉變,他更主動走入人群做創作,收集街道的樹葉拿到市集售出,拍下整個交易過程;又曾邀請九個不同種族背景的髮型師,共同為一個金髮女生剪髮。與人互動,共同參與,成為田中赴美以來的作品特色。他著迷於不同情況下人與人的聚合,溝通過程產生的化學效應,並漸漸發展成研究「暫存社群」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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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one's junk is someone else's treasure. from Koki Tanaka on Vimeo.

田中功起人在美國期間,亞洲恰巧發生不少大型社會運動,舉如:日本反核示威、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香港的雨傘運動等等。單從相片文字認識社運,他隔著屏幕感到距離遙遠的同時,又好想找到某種連結,讓自己得以參與其中。直至去年重返日本,他希望進行一些亞洲城市相關的項目,乘著 Spring Workshop 的策展人/總監李綺敏(Christina)的邀請,他今年便來港研究香港的社運歷史,以及社運期間產生的暫存社群聚合。

田中承認此前對於香港社運歷史認識不多,雖然聽過皇后碼頭保育,知道「反高鐵」事件,讀過不少雨傘運動的消息,但他沒有親身參與「香港式社運」。今年七月,他來港考察時特地參與「七一遊行」。他記得馬路兩旁販賣各種紀念品,例如 tote bag 和 t-shirt,香港社運初體驗的印象「有點像市集」。雖然如此,他認為日本的社運更加「奇怪」,人們只能走在行人路上抗議。警察要求清場,示威者就隨即宣佈撤退。有時即使打開缺口,群眾佔領街道,亦會有明確的退場時間表,「日本的示威好像一場表演(live performance),一旦宣佈結束,大家想也不想便離開」。

田中功起今日七一遊行拍下的照片

田中功起今日七一遊行拍下的照片

不能放棄想像烏托邦

社運的集體行動也好,災後的慷慨互助也好,田中認為人們和諧聚合總是短暫。災區居民比較受災程度的輕重,團結一時的群體漸漸瓦解;社運未能推動變革,抗爭者之間互相批評,變革的力量化成片碎。他眼中香港的雨傘運動較日本災後建立的「暫存社群」更勝一籌。抗爭者為學生建造「金鐘自修室」;又為了方便人們出入佔領區,築起跨過路壆的階梯,群體間「更有機地組織起來」。因此,他很好奇,香港人是怎樣開始參與社運,在社運的體驗如何,又是如何開始對政治感興趣(become political)。

田中透過策展人 Christina 尋找一批香港創作人,最終選出八名年齡、學歷、家庭背景不一的參加者,邀請他們出席「24小時聚會」(24 hours Gathering),分享個人成長的「時間線」(timeline)。聚會上,雄仔叔叔首先分享「講古」技巧,讓參加者透過破冰遊戲互相認識;再請來學者張少強簡介香港社運歷史,提示參加者時局變遷的狀況。參加者再逐一口述個人歷史,寫成即時文字記錄。聚會結束後,參加者亦不時找田中補充,「時間線」愈寫愈長。他認為,傘後不少抗爭者下獄,港人陷入「壓抑」(depressing)的狀態,訴說歷史的過程成為參加者堅持(hold on)的方法。

「24小時聚會」的情況
(圖片來源:Spring Workshop)

「24小時聚會」的情況
(圖片來源:Spring Workshop)

作為藝術家,田中相信歷史並不只是單一「客觀角度」的成像,而是由一個或多個「主觀」(甚至是個人的)視野湊合而成的景象。憶述那短短一日的「歷史分享會」,有人記寫家庭歷史,有人述說社運參與,整合而成的時間線將私密與公共歷史交織在一起。田中認為大家互相補足記憶漏洞之餘,陳述同一事件亦有時會提出不同的說法,例如「雨傘運動」、「雨傘革命」、「佔中」等不同稱呼。雖然各人都有自己的堅持,但又未至於吵得面紅耳熱,不同說法最終都保留在同一份集體的「時間線」上。他將八名參加者的口述歷史集合,按著時間順序列出來,整理成八張「香港歷史的時間線」。不以個人為單位、選擇編輯成一張集體的時間線,他解釋正是要「嘗試打破人與人的邊界,呈現集體的聲音」。敘述內容又全部以第一身「我」去書寫,朗讀「時間線」猶如翻開「香港歷史劇本」,希望觀眾閱讀文字時更容易投入,嘗試像演員那樣代入角色,體會一段沒有親身經歷的歷史。

田中功起整理中的「時間線」

田中功起整理中的「時間線」

編寫「時間線」只是第一步,田中計劃再訪問參加者,或更多香港人,拍攝他們述說未來的錄像,並計劃於下年展出。他形容兩者同樣關於距離的思考,分別是地域和時間的維度。田中感嘆,人群總是離離合合,社運不能長久,困境中的聚會亦無法永續,「但藝術好像可以維持較長時間。藝術品更可能成為博物館的收藏,讓這些記錄得以永久保存下來」。創作未必是回應社會最快的方法,但他相信藝術的經驗可以雋永。就像「時間線」參加者的聚合,共同參與完成口述歷史,各人未必同意彼此的陳述,但都可整合並排列於同一平台上。他認為這些因藝術而生的聚會,或可延續「剎那烏托邦」,作為社群可持續發展的參考,「烏托邦是我們尚可相信的希望,如果完全放棄對於烏托邦的想像,人類只會變得更加分散(l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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