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外交困境中,台灣藝文圈的超級連結

2017/6/14 — 10:33

翡翠、琉璃、珊瑚計畫

繼台灣文化部在 2013 年頒布關注東南亞交流的「翡翠計畫」後,去年底再頒布了以部分前蘇聯區、西亞、中亞、南亞、阿拉伯地區等為對象的「琉璃計畫」、及以中南美洲為地理指涉的「珊瑚計畫」,期盼透過民間努力,以國家之名讓歐美非洲以及中國以外的全球南方文化勢力與台灣文化圈連結,用自造全球參與來證明自身存在。

令人訝異的是,文化部在政策中對區域定義的觀點,似乎沿襲中華民國憲法對區域地理的認知,還停留在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世界觀,卻缺乏對世界、對區域的文化性觀點。交流補助核可的範圍中,竟然包含許多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而且還排除所有非洲國家。關於這一點,筆者去年電洽文化部專員獲得的解釋是:對政策制定者來說,「非洲」還是一個貧窮、戰亂、人民需要逃難到歐洲的危險區域,不鼓勵國民前往交流;而包含處於戰爭國家,只是一個泛區域中語意上的無意,因為此項政策主軸在於鼓勵那些目前條件下不會自然發生交流的區域,以新補助推動國內文化人出海進行「文化外交」、建構新的生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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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洲際之名來指稱區域的方式,隱隱透露出文化部對區域文化認知的貧乏,或者至少毫無批判性。這甚至可能代表台灣外交困境中,連各區域文化情報網都沒有。因此才讓區域名稱等於脈絡與論述,關於交流對象是誰根本不是重點、地方的複雜細緻差異不是此項政策追求的重點,要的只是全力製造交流,讓交流本身就完成目的。

雖然以寶石之名平反境內主流偏見,賦予別於鑽石的另類價值指稱,但中華民國的友誼比珍稀的寶石還要珍貴,翡翠、琉璃、珊瑚計畫仍無法修飾具有戰略意味的國家意識。文化部這系列被台灣評論家吳牧青戲稱為「大航海計畫」的政策,更令人擔憂它的政策背景:台灣低迷的外交處境。一般來說,這類以國家框架為前提的交流,依中華民國過去的邏輯應該會由外交部主導、再由文化部輔助,但現在直接由文化部組織——似乎暗示中華民國外交處境已經來到全面無力化,需要靠文化藝術來為國家承擔責任的時刻。沒有人比台灣人更懂,台灣即便外交部努力至極仍難以超越中國打壓。文化藝術在這種時刻被政府拿來解圍(或者掩飾),直接跳過台灣主流論述的種族意識、漢人中心,忽略不同程度權力文化形式的差異,訴諸當代全球人文主義,利用文化人/藝術家對全球網絡之權力追求,來為岌岌可危的國情撲點粉、蓋上帶有倫理價值的遮瑕膏,作為超克現實的突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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尷尬的是,面對這些潛有軟性政治目的、單向,對其他非先進國家的區域仍有防衛心的文化交流政策,這些被交流的單位該怎麼憐憫來自台灣主體性塑造的祈求呢?特別是這些交流政策並不開放非中華民國籍的文化團體申請,欲來台發展藝術計畫的藝術創作者都必須先在台灣尋找對口單位,在台灣籍國民的主導之下才能發生。關於這一點,文化部專員的解釋是因為資訊不足,沒有能力判定非國民藝文團體的身份,換句話說,就是對他者不信任、擔心受騙。但相對的,台灣籍藝文團體主導的交流,幾乎也在沒有前沿脈絡、毫無紮實研究的累積、甚至沒有語言基礎之下發生的,一切的交流都是新的經驗,一切關係都是新的建構⋯⋯

被全球熱烈凝視的亞洲與尚未被熱列注視的台灣

我們...做的是一種矛盾。我代表宣傳體系...不管我的個人看法是什麼,我還是宣傳的物件,帶著意識形態,無論我走到哪裡...
——朗金巴(R. Langenbach), CMSI 藝術討論會影像紀錄, 1995.

孫先勇(Simon Soon)去年在 Afterall 雜誌秋冬號,重新論述了泰國第一個公共藝術活動,1992 年「清邁社會裝置」(Chaing Mai Social Installation, CMSI),它在歐美凝視亞洲的高潮時刻停辦,一般認為是成員開始忙碌處理國際舞台的邀約因而解散,而孫先勇則將焦點放在它的抵抗性——拒絕被納入全球當代、拒絕讓自己被全球化慣例詮釋的位置 ,抵抗「一元性的多元」之自由主義。文章寫道,對 CMSI 的創辦人來說,全面撤出視閾是唯一可能抵抗這種歐美對他者凝視需求的方法。他還指出,CMSI 這類拒絕被視為多元化的案例在東南亞並非罕見,若能進行互相比較,也許可以形塑出一條關於東南亞藝術家創造新的交流、交遇場域欲望的區域性歷史脈絡。

大約在同一時間,菲律賓研究+策展人雷南.拉魯安(Renan Laru-an)在臨時藝術評論(Temporary Art Review)發表〈地方脈絡的迷惑 The Infantilization of Local Contexts〉,簡談菲律賓的國家政治欲望與國際藝術網絡結合,他提出質疑:我們是怎麼進入這種地方脈絡的交流(交易)呢?雷南認為在 1970 年代藝術世界嵌入發展的國際框架之時,藝術在聚集文化資源、同化、國家文化的形塑上,扮演重要角色。人們帶著國際意識形態與地方展開對話,把地方分門別類並控制,以此加劇當代藝術的國際化,並且以和諧、多方的交流讓地方沈浸在更加自由民主的救贖想像中,是一種具有消費主義核心的文化全球主義,既灌溉地方也獵取地方。最後他總結,國際藝術世界對交流的努力,必須在權力地誌與返還的單一迴路中移轉,而不是在愧疚與尷尬的地理學中進行。

單一化多元主義下的資源競爭

近年來,除了文化部之外,台灣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美術類,近年對以策展為導向的亞洲踏查行動資源挹注亦相當龐大。因而導致以下情況:

場景一

東南亞的◼︎空間是城裡最大藝術社群,某個週六早上就聚集了眾多核心人物,這可是有點怪的事,因為這裡通常上午都沒人,中午過後才陸續會有人現身。一問之下才知道,「中午有一團韓國機構策展人來聽簡報,下午有一團台灣團體約訪,晚上有辦派對,那位英國策展人要來玩,明天會接一位波蘭組織者,為之後藝術交換計畫做準備,後天會跟那位荷蘭策展人開線上會議,你認識的那位....。」,她又說「這一兩年有台灣好多工作團來訪,光這一年半就有五六團。」

場景二

地球另一端,南亞的▲空間,則是忙著佈置新展覽,身為另一個最全球化的在地藝術組織之一,四面八方的邀約不斷,演講、展覽、論壇、工作坊⋯⋯。空間主人忙著將一個個名單、作品集整理好,寄給某某國際策展人,並接洽來訪藝術家的海外簽證,順便 Skype 給遠在美國策展人,討論下一檔海外個展計畫。對於通用英語的藝界人士來說,這個空間幾乎是該區域的最佳仲介人,是尋找該熱區藝術家的唯一檔案庫,即便根本沒有研究基礎,卻能讓第三世界藝術家的參展,彰顯機構/個人對第三世界處境的關照。

這些空間對在地藝術家來說,某種程度掌握了藝術家海外出口的資源,他們擁有篩選、推薦藝術家的權力,認定哪些藝術家應該飛往國際舞台,哪些藝術家只需留在國內就好。即便每個在地藝術文化社群對地區的貢獻不容抹滅,但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所謂的「亞洲」、「南美洲」、「加勒比海」、「南亞」、「西亞」、「東歐」、各種非歐美國家的藝文樣貌仍舊模糊,卻是在台灣的語境中獲許資源的文化資本,即便並沒有對該區域有足夠認識之後的研究結果。一些行動者在處理不同全新的社群之時,甚至因各種原因(語言不通、時間不夠、經費不足)粗暴地將交流對象簡化,並且在資訊揭露的選擇上,更以獲取經費考量的報告書視角處理他者,因而重複了過去帝國中心或者單一多元主義曾經犯下的諸種錯誤。

相對於對歐美日韓的藝文研究,台灣對非先進國家的踏查經常帶有偶然性的性質,許多藝術家、藝文團體以這種偶然性來尋找面對中國焦慮的出路。而在國家挹注的文化交流中,經費往往只能支援短暫、單次、淺薄甚至更少的投入,雖然這些交流偶爾會產生有趣的對話與成果,並帶來文化及觀念及美學向度的突破,但仍然令人疑惑,這種讓藝術家/文化人在一個地方做為期兩三週到幾個月的暫留,與過去權美媛(Miwon Kwon)批評現地制作藝術家「一個地方又一個地方去」的問題又有什麼不一樣呢?在不熟稔當地語言(也沒足夠經費請翻譯)、權力分佈、脈絡等情況下,當交流對象面對不同語境而選擇發出不同聲音,執行者是否有能力辨識那些被過濾、在翻譯中遺失的圖像或聲音是什麼呢?當交流對象面對不同語境而選擇發出的語言,背後那股更大的驅動力、應該抵抗的對象是什麼呢?

更多時候,這些交流的對話質地缺乏真誠性,看不到交流之間真正發生的各種文化位階、認知差異、場域危機的問題,甚至在交流期間,少數組織者會不經意地對擁有更少權力的一方擺出家長式的指導姿態。

交流真的讓關係變得更緊密了嗎?或者,台灣新南向政策中的文化拓展實際上只是在重複過去對多元文化需求所導致的各種錯誤呢?金融體系與資本物流系統的全球配置之下,各取所需的全球化文化交流也許更類似資本主義式的全球剝削.消費模式。如何生產一個真誠的論述,而不只是生產一段段表演性的報告式關係,又或者對台灣來說,如何有能力辨識更多更大框架的壓迫、生產出具有改變各種現狀的新論述。又或者,在冷酷異境中全力投入他者文化社群的文化交流場,台灣藝文圈索求的指示與他人連結的機會,而不需付出更多、不用承擔道義責任,因為我們要的只是從孤立的政治狀態中暫時脫離,從稀世珍寶的友誼尋覓中感覺連結,又或者只是在超級連結、超級合作的藝術世界中,用新南向政策讓台灣的藝術更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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