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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或社運之前,我先是人,那是什麼樣的狀態」—《大驅離》編劇黃思農、黃衍仁對談

2019/3/19 — 12:40

【文:Franki】

本書的用意之一,是要讓進入受逐離者空間的渡口浮現—在我們遺忘之前,描繪具體可見的驅離場址與驅離時刻。
/《大驅離》(Expulsions: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莎士奇亞.薩森(Saskia Sassen),2014

《大驅離》兩位分別來自香港與台灣的80後編劇黃衍仁跟黃思農,同時經歷過兩地如何反思被殖民、以及裙帶資本主義在兩地如何日益惡化。他們亦各自以劇場、音樂及肉身來回應社會,走過不同的社運場景: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保衛菜園村/反高鐵、OC(佔領中環);蘭嶼反核廢料、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太陽花學運(318運動佔領立法院)。在是次創作中,他們用其生命經驗去爬梳兩地的社運/劇場/音樂/人,在二十一世紀的驅離邏輯下如何回應社會,經歷了怎麼樣的掙扎與思考,並最終生存(或沒有生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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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比較為人熟悉的身份是音樂人,導演或是演員,這次答應擔任編劇的過程是怎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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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仁:

當初是因為Vee(導演馮程程)找我,我覺得她找我就是信任我,加上聽到思農會一起創作,所以就答應了。

擔任編劇是一個機會讓我可以試一試平常做音樂的時候沒辦法表達的東西,也希望可以回應Vee以前的作品,例如《石頭與金子》跟《甜美生活》。

思農:

答應的時候,應該是Betty(戲劇顧問陳佾均)跟Vee在請我喝酒。

那時候聽到的出發點是前進進在這幾年做了很多新文本,正在思考新文本的本土轉化。那時也提到德國劇本《梅瑟原則》(Das Prinzip Meese),編劇以他的世代,透過劇場和上個世代的劇場人對話,同時質疑那代人的偉大追求,用以對照當代的社會經濟狀況。

不過後來Vee就說不用管那些初衷,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尤其是希望我們可以從個人的角度去寫。

這亦是我答應的其中一個原因,以往我不是那種喜歡把自己的生活掏出來給觀眾看的創作者,對我來說,個人的經驗都應該是要被轉化的。因此,這次以第一人稱跟個人經驗來寫劇本,是我從沒嘗試過的。

剛剛提到Vee說這次創作的命題是你們的個人經驗跟社會狀態的連結,可以聊一聊這個部份嗎?

衍仁:

讓我說一些跟創作較接近的部份。

社會運動、音樂還有創作三者之於我是分不開的。

中四、中五時,我在「自治八樓」(學聯社運資源中心)的Band房玩音樂,那時候音樂跟社會運動的思考同時衝擊著我。如果當時的我沒有遇到那個空間,現在的我應該不會這樣玩音樂了。

最初寫音樂是因為受到社會運動影響,但我早已意識到自己並非要寫社運歌。雖然我的創作很明顯跟社會時事有關,但我想追尋的並不是簡單說這是對或不對的口號,而是與生活及行動互相連繫的創作。

回到這次創作,出發點是想試著寫眾生相,那些我有興趣卻未必認識,但在社會、社會運動裡看見的人的狀態。寫下去會發掘一些比較個人層面看見的事,同時亦思考關於離散、被驅離的,那些不正常的狀態。尤其「為什麼有些人會進入這些狀態甚或自殺?」,這都是我這幾年來的思考。

思農:

我想分享的是當年318佔領立法院的時候。當時在廣場上設有「賤民解放區」,設立的目的是希望重新思考那場運動裡面個人與集體/運動的關係。同時間,也有一個「劇場勞動者聯盟」,主要談論藝術工作者的工作面向跟狀況,跟中國資本進來之後的狀態。

那時的我比較多的時間都是待在「賤民解放區」,甚至在五一勞動遊行也不是在「劇場勞動者聯盟」。

當時有些劇場朋友問我為何有此選擇,我的回應是作為藝術工作者這個身份之前,我先是一個人,而我作為一個人,是什麼樣的狀態。

對我來說,藝術創作跟我們所參與的運動場景,就是我們生命經驗的一部份。

故此我沒有要寫一個怎麼樣的議題,但自然而然,那些生命經驗就在文字裡面。

對你們來說什麼是社會運動,跟劇場的關連是什麼?

思農:

運動就是Movement,就是一群人有共同的方向要前進。但以這方式敘述運動這個詞,其實忽略了很多在過程當中,Capital的史觀與大敘事下被掩蓋的很多個體,以及他們殊異的生命狀態。人與人之間會有路線差異、會不合、會吵架,也有愛情、也有人會為了宏大的理想犧牲了個人情感。

這幾年,香港跟台灣兩地的社會運動,都可見上述的差異面向慢慢跑出來。上一輩也許可以為了運動目標而放棄這些個人的故事,但近幾年,這個世代的抗爭、運動方法跟運動現場已經不一樣,我們更多的去談運動裡的個體。

傳統上來說,談個體不一定會達到傳統上的運動效益、不見得可以達到運動訴求,也不見得比較有效。

反而,劇場可以處理這些討論。

劇場畢竟不是教會、不是NGO,創作人也不是在跟觀眾傳教,那些運動裡的矛盾、分裂、掙扎,是可以在藝術裡面處理的。這裡所說的處理不是指藝術可以解決這些問題,而是可以引發討論跟思考。

衍仁:

我其實也很類似,不同的經驗都是我的一部份。例如說我有一些夥伴是在OC(2011年響應佔領華爾街而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認識的,那時我們一起煮飯、做創作,我們一起理解整個社會運動場景是怎樣,面對怎麼樣的失望跟失敗;我們一起經歷運動裡面的矛盾、個人的成長,跟對這個世界的思考。

但亦有時候,在社會運動裡,會拿走了一些不直接表達運動訴求的思考、或更大世界觀的問題。

因此我覺得自己做劇場跟寫音樂,就是為了表達這些矛盾。一些我想不通的事情、想不通的處境,我拿出來,就在裡面冥想,也希望觀眾可以有個空間一起思考那些矛盾。

 

最後關於這齣戲,除了自身與社會運動的經驗以外,關於這段創作過程還有什麼可以分享?

衍仁:

在這個Lab形式對談的創作中,我們也跟彼此分享了一些對我們有意義的地方。例如思農帶我們去了萬華以及樂生療養院,他及Betty來香港的時候我們則去了中環匯豐銀行、還有皇后碼頭。

創作過程裡面,是要先交一些習作,我就寫了一首歌,裡面有一句歌詞:「要建構嘅係我地,而不是唔係奴役我地嘅野」。這是來自一名哲學家guy debord的話。

同時我也會想到,靈性上的學習告訴我,這個肉體,不斷做區隔的事,而我們從一出生就不斷學習,終極的問題是如何拿走這些區隔的心。

而這區隔的心,都跟國族的暴力、對自然的傷害,甚或那個驅離的邏輯有關。

例如為什麼科技越來越好,出現了4G、5G,卻有些人被區隔了,受到了影響。就像公共屋邨都裝了手機發射站,卻影響了裡面的人,令他們患癌。科技是要給我們方便,但為什麼人卻沒有變得比較好?

 

思農:

我在這次創作的命題,是不同的「離」。

作為一個在香港出生、台灣成長的人,面對別人談論所謂的「根」、「本土」的時候,我會解釋自己的身份的多面性,這也是一種「離」或「驅離」的狀態:一種「離根」以及「離散」。

這不代表我沒有追尋歸屬感,但那個歸屬並不關於國族,以及如果我們不相信國族或血緣,那我,一個「個人」,跟「我們」這個群體的關係是什麼,連結「我們」的元素又是什麼。

我想,我們在這次創作中也在問,我們可以「相信」什麼,要怎麼在這個原子化的時代說出「我們」。

這是個重新檢視自我的過程,並非單純私人或公共的區辨。我希望可以用具公共性的個體生命經驗,來回應「大驅離」這個命題。

《大驅離》

2019年3月25-27, 29-30日  8PM

2019年3月31日5PM

HKD 260

前進進牛棚劇場

詳情:https://www.20andon.com/theexpulsionsong

(資料由客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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