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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構作如何連結創作與社會現實? — 以德國柏林列寧廣場劇院作品為例

2018/10/8 — 20:08

《Compassi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劇照
(圖片來源:sundayobserver.lk)

《Compassi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劇照
(圖片來源:sundayobserver.lk)

2015年9月,敘利亞男童Aylan Kurdi伏屍土耳其沙灘的相片曝光,引發全球關注難民議題。瑞士劇場導演Milo Rau其後創作 《Compassion. The History of the Machine Gun》 (下稱 《Compassion》),以紀錄劇場的方式,探討歐洲人道主義的局限,並於2016年1月在德國柏林列寧廣場劇院(Schaubühne) 首演。

本來與這個製作無緣,適逢西九文化區與香港演藝學院於七月上旬合辦「自由空間.創作:超越劇場構作」計劃工作坊,並請來Schaubühne劇場構作總監Florian Borchmeyer擔任講者,因此得以觀看演出錄像。從《Compassion》可見,如善加利用劇場構作(dramaturgy),不但能為觀眾帶來反思,還能加強劇場與現實社會的連結。

劇場構作乍聽之下可能比較陌生,但當代劇場對劇場構作的需求愈來愈大,近年亦開始在亞洲普及。台北藝術節藝術總監耿一偉曾歸納劇場構作如下:「 它是一種持續對話的過程,挖掘作品深度與各種關聯性……戲劇顧問 (dramaturg)[1]在創作過程中,協助作品找到更多層面的意義連結,建立作品與觀眾之間的有效溝通……透過分析與解讀,提供作品最佳呈現角度的意見,給予創作者參考。」[2]戲劇指導就是導演的第二雙眼,確保舞台所有元素向著同一方向進發。戲劇指導的工作難以被察覺,但觀看 《Compassion》後,便不難明白劇場構作如何協助深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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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劇場構作扣連各種舞台元素,反映現實社會問題。演出分為三部分,第一和第三部分較短,由比利時籍黑人女演員Consolate Sipérius以法文演繹獨白;第二部分大約佔整個演出三分之二的時間,由瑞士籍白人女演員Ursina Lardi以德文演繹獨白。Sipérius 每次都是對著鏡頭說話,而Lardi大部分時間直接面向觀眾說話,好比現實中黑人較少有機會公開發言。第二部分初段Lardi提及她曾前往非洲,她向Sipérius點頭,示意請她協助在地圖上指出國家位置,令兩人看似帶有從屬關係。這個結構安排呈現了白人和黑人地位不同的情況,影射社會上種族歧視依然存在。

模糊現實和虛構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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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劇作以紀錄劇場的創作方式和錄像設計,使事實與虛構的界線變得模糊。根據德國作家Peter Weiss 《紀錄劇場的十四項主張》,紀錄劇場是「匯報事實的劇場……它採用了真實紀錄的原材料……經過篩選的材料指向一個精準的主題。」[3] 製作團隊把搜集得來的資料混合虛構元素,令作品看似百分百真人真事。錄像設計方面,他們混合了即時錄像和預先錄製的影片。當演員在舞台上移動時,有時影片卻靜止不動,觀眾可選擇看演員真身或(已在不知不覺間切換成預錄的)即時錄像[4]。最後Lardi 蹲下拿起地上的水樽, 即時錄像切換成了預先錄好的影片,然後她離開舞台,螢幕上仍有她的特寫。無論是創作方式或錄像設計,兩者都巧妙地混淆了真實與假象, 表達現今社會充斥假消息,難以接近真相。

由此可見,《Compassion》的劇場指導找出舞台元素的故事性,加強作品細節的關聯性,揭示現今社會問題,藉此建立作品與社會的連結 。不過,這只是Milo Rau的第一步,他更想挑戰大眾的既有想法。當中的劇場構作亦充滿自嘲與矛盾,對導演希望探討歐洲人道主義的局限,起了很大幫助。

挑戰歐洲人道主義局限

首先,《Compassion》的場景佈置和空間運用,向觀眾對於兩位演員經歷的看法提出質疑。 Sipérius 全程在舞台左側後方,大約佔整個舞台少於三份一的空間,活動範圍受限制,但舒適、乾淨和整齊;Lardi 的活動範圍大約佔整個舞台三份二的空間,雖然可隨處走動,但空間佈滿雜物,行動時不太方便。這個處理看似玩弄觀眾對Sipérius 由衷而生的同情心。場景設定令大家容易同情她的處境,但其實她是否受到不平等待遇? 回到現實,大部分人認為,基於人道立場,歐盟國家應該幫助難民。但當向第三世界國家伸出援手時,施予者又抱著甚麼心態? 還是只為了應付輿論壓力,以強者的身份向弱者施捨?

另外,兩位演員的文本處理和舞台效果的配合,也構成了角色的內在矛盾。Sipérius 是盧旺達大屠殺的倖存者,但憶述往事時語調平淡,顯得理智;Lardi 曾於非洲剛果為非牟利團體當義工,她一時嘲笑團體只顧籌款,一時顯得情緒激動而流淚,仿似告解。她又指部分難民曾跟她說想到德國就學,並說笑他們可以來演難民劇場。Milo Rau 刻意抹去Sipérius受害者的形象,為她增添一份理性,與Lardi 的情緒化演繹成強烈對比。但無論Lardi的演繹是激動還是輕挑,Sipérius都不在場(或不在燈區內),這顯示了難民議題的討論中,真正的難民卻經常諷刺地缺席或不獲邀請,也看到創作者對同理心的可能性有所質疑。對於難民潮後劇場湧現一大堆相關作品,Milo Rau透過Lardi的嘲諷,提醒觀眾關心同時,其實可能正在消費一群受難者。

從上述可見,劇場構作透過尋找舞台元素之間的反差,增加作品結構的內在對立,挑戰觀眾的既有價值觀。其衝擊帶來的反思,比現實的再呈現更有張力,更能夠挑起社會對人道主義局限的討論。

總括而言,從《Compassion》的細節中,我們看到劇場構作是創作劇場 (devising theatre)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劇場指導透過資料搜集,尋找並緊扣作品細節的關連性,令作品變得多元及更有深度。創作者透過呈現和批判社會現況,回應世界,衝擊主流價值觀,激發更多思考。也許因為德國較多政治劇場,創作團隊慣於挑戰劇場觀眾既有觀點,跟香港以接收式[5]為主的劇場文化不同,但隨著香港愈來愈多劇場作品改編外語文本,本地對劇場構作的需求,可見將會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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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在《戲劇顧問:連結理論與創作的實作手冊》一書中,台灣譯者陳佾均把 “dramaturg”譯作「戲劇顧問」,此翻譯在台灣廣為人用。但筆者認為「劇場指導」一詞反映dramaturg 較多參與劇作的創作過程,較貼近dramaturg的工作性質。因此,除了引用原文提及的「戲劇顧問」外,文中其他地方皆用「劇場指導」一詞作為 “dramaturg” 的中譯。

[2] 參閱:張嘉容<【劇場工作學】你聽過戲劇顧問嗎?>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2168

[3] 參閱:賴閃芳<何謂紀錄劇場及作用> http://docutheatrefest.com/何謂紀錄劇場及作用/

[4] Perić, Tina. “Understanding versus Experiencing: An interview with Erika Fischer-Licht.” Critical Stage, December 2016: Issue No 14. https://critical-stages.org/erika-fischer-lichte/compassion

由於演出放映的錄影片段中,鏡頭間中只拍攝演員,未能全程看到整個舞台畫面,因此觀賞時未能察覺上述的錄像處理;後來資料搜集後得知原本操作,故留此訪問文章供讀者參考。

[5] 意指從筆者的觀察,香港觀眾大多以接收資訊的心態進入劇場,跟德國觀眾大多期待團隊挑戰其價值觀的心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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