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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審案、判案需要有「想像力」嗎?

2018/7/7 — 17:38

這不是對於新聞事件的評論,是之前為《從噁心到同理》這本書寫的「導論」中的一段文字:

法律、法學需要有「想像力」?推到法律、法學最終端來問:法官審案、判案需要有「想像力」嗎?

讓我們試著從兩個方向來思考這個答案吧。第一是想想在台灣曾經掀起過許多注意與義憤的「恐龍法官」所做過的荒唐判決。什麼樣的判決會引發這樣的反應?反應中最常見到的批評又是什麼?不就是覺得法官對於案件的描述與評斷,和大家的認知、理解有很大的差異,換句話說,就是法官因為某些因素的影響,喪失了想像還原案件事實的能力,或更糟的,喪失了想像感受事件衝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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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方向是法官的主要工作任務在於運用法條來處置現實事件。然而法條是什麼?看過法律條文的一般人一定都會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法條的高度抽象、技術性文字。法條必須盡量抽象,才能涵蓋最大的行為範圍,不會出現無法處理的例外;法條還要盡量使用專業術語,去除常識語言中的不確定性;不只如此,法條中連文字和文字之間的連結與排列順序,都要有確切的意義。

於是任何時候法官要面對的,都是如此高度異質化的兩件事物,一邊是法條,一邊是現實。要如何建立這兩件事物之間的關係,判斷這樣的現實是用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法條,這樣的法條規定要處理這樣而不是那樣的現實,沒辦法,一定要靠法官自身的想像力,那是法條本身沒有提供、不可能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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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推究,需要什麼樣的想像力?最需要的,是從眼前的文件或證人追訴,來想像重建案件事實的能力,而這樣的能力,必須藉由「同理心」,也就是擺脫自己狹窄、有限的經驗,設身處地去理解案件牽涉的「其他人」。

法官需要有想像他人經驗與感受的「同理心」,立法者與立法的過程又何嘗不是。而和法律相關的想像力、「同理心」,最基本也最關鍵的,是過去在法學討論中往往被視為太抽象太虛幻因而刻意逃避──去想像不同的人的不同的「生命課題」。

法律必須先接受、先尊重不一樣的人可以有、也會有不同的「生命課題」,因而在訂定並執行普遍化的法律規範時,也就應該避免以法律破壞「生命課題」的多樣性,侵犯、剝奪了部分人在「生命課題」上的選擇。具備如此普遍效力的法律,應該充分保障所有人追求「生命課題」平等權利。

(文章原刊作者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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